西方学者史观的演变
人类历史的演蜕，常有两种自然的现象：一是进化的现象，一是循环的现象。可说人类历史便在这两种现象交织中形成的，也即在进化中有循环，循环中有进化。然而世人具此正确的史观者极少，不是流于偏至的进化说，便是流于偏至的循环说，或是落于既非进化亦非循环的其他谬说。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闪族（Semites）的加尔底亚人（Chaldea）重建巴比伦帝国时，他们的天文家发现了日月星辰的循环运用及季节的周而复始，因而领悟到宇宙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遂据之而创“历史循环说”，对人类历史的一面看得何等清切。及希腊文化衰颓，代“历史循环说”而兴的是“宇宙衰老说”（Cosmic Senescence）。彼时希腊许多学者均认为彼等所生存的社会，由于宇宙的衰老必将归于崩溃的。基督教大兴后，西方学者产生了救世论与末日论。人类的主宰既为上帝，人类历史亦在其创造与控制中，无所谓演进与循环，这是基督教思想弥漫中的西方学者的历史观。
近世以来，西方学者偏重于人类各种进步事物的研究，遂产生进化说的历史哲学。历史家依人类用具的进化，分历史为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依人类生活的进化，分历史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时代；依人类社会的进化，分历史为图腾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商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时代；依人类政治的进化，分历史为神权、君权、民主几个时代；依人类文化的发展，分历史为野蛮及文明两个时代；其中每一个大时代，又可分为几个时期，界限分明。总之，历史家们的全部心血都贯注在对历史进化的研究、分析与记载上。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种直线型的，好像一个人由幼儿园（原始时代）、而小学（上古时代）、而中学（中古）、而大学（近代及现代），永远在向上与向前，绝无所谓迂回曲折的。
与历史学有关的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亦莫不具有此种直线型进化的观念。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尤助长此种观念的开展，生物学家们研究生物的构造（Structure）、新陈代谢（Metabolism）、生长（Growth）、生殖（Reproduction）、感应（Irritability）等生命现象（Life Phenomena），莫不重视演化论（Evolation）的发扬。他们为生物编造家谱，靠着可能性和种种学说绘出生物的来龙去脉，证明它们的演进。例如，单细胞动物的鞭毛虫可演化出两类动物：一为海绵动物，再演为节肢动物；一为腔肠动物，再演为脊椎动物。他们又说明动物和植物的社会生活也在逐渐演化中。人类则为无尾猿类进化而来，猿类又为食虫类动物的演化，现时的树鼩（Tree shrews）（食虫类）即可能为猿类祖先的近亲。从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报告中，一切生物（连人在内）都在演进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生物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的著作，进化论于是侵入了哲学的领域，历史哲学自然免不掉它的影响。
十八、十九两世纪中西方“物理的科学”，如矿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研究，亦有部分演化的情形，使进化论益为扩播，也间接影响了直线型进化史观。
由上所述，可知西方学者对历史进化的一面，又看得何种透彻！可是历史演蜕的另一面——循环的现象，却完全被忽视了。
近半世纪来，西方学者对这种直线型进化史观多持异议，而产生周期说的史观。俄国人达尼列夫斯基（N.I.Danilevsk）在十九世纪末即有周期之说，为此类学说的最早者。达氏在他所著《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曾述他对埃及、中国、古闪族、印度、伊朗、希伯来、希腊、罗马、阿拉伯、欧洲等十个“历史文化型”（Culture historical types）研究的结果，归纳出五个定律。其中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定律：各型文化的发展阶段，极像长生植物的生命过程。它们的生存和滋长是无限度的，但是它们开花和结果的时期却极其短促；而且经过一次开花结果后，它们的力量就消耗净尽，永远再没有第二次的花果。即是说每一个历史文化型，都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过此便趋于沉寂。达氏以植物的生命过程比拟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可说视人如物，错误很深。
德人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abendlards）一书而负盛誉。他认为一个文化（Culture）和一个人一样：要经历过幼年、少年、壮年、老年四个连续的阶段而终不免于死亡。这四个阶段又相当于春、夏、秋、冬四个连续的季节，各有它们特殊的征候和色彩。最后的阶段，为老年阶段、冬季阶段，又称文明（Civilization）阶段，即文化的末路。因为文明是文化最后所假造的外表，由此即趋于死亡。操纵这种文化生死过程者，也便是操纵我们一切人生的“宇宙能力”。斯氏并分析世界八十文化共有四季和十四阶段，指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种文化都早已没落。第八种的西方文化，自歌德、谢林（Schelling）、康德、黑格尔、菲希德等人起，即入冬季，本世纪已正在没落中。斯氏以个人生命各阶段比拟各民族文化生命各阶段，非常错误。个人生命属自然生命，自是不能不受自然律的支配。可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已超越了自然界而进入人文界，就绝非自然律所能限制。个人生命有死亡，民族文化生命却能长久延续，不能说是有一固定限期和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且必须死亡的。斯氏对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肤浅，根本上即未能了解。
英人汤因比（Arnold J.Toynbee）为当代史学大家，其所著《历史研究》中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社会。
汤氏指出其中除西方社会、希腊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印度教社会、远东社会外，其余均已死亡。另有五种停滞文化：
（1）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s）文化
（2）北冰洋的爱斯基摩文化
（3）游牧民族文化
（4）奥斯曼（Osmanlis）文化
（5）斯巴达文化
汤氏指出其中波利尼西亚及游牧民族两种文化，亦正在作最后的生死挣扎，距灭亡之期已不远。因此汤氏认为今日世界尚存的文化，连三种停滞文化在内，仅有八种。这八种中的西方文化，极有消灭或同化其他七种文化的可能。依汤氏所说，每一种文化也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和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由此，不是由于文化创造能力强迫群众以服从代替仿效，便是由于旧的制度阻碍了新的力量的发展，或则因为遭受了天谴（Thenemesis of Creativity），造物的忌盛忌全，如《新约》所说，“升高者即是下降者”，遂逐渐居于破产地步，而陷于长期的僵化以致灭亡。汤氏所见与达尼列夫斯基略同，因而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汤氏以中国文化因元、清两朝“一统国家”的统治而解体，不知元之后尚有明的文化复兴，又怎能武断清之后，中国文化不能复兴？
总之，达、斯、汤三氏固定周期之说，只见到历史的近处，未能见到历史的远处，此三氏的史观，迂谬而不能通达，今日西方学者，也大多不表同意。
当代人种学家克罗伯（Affred L.Kroeber）在1944年所出版的《文化生长的形势》（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一书中，就反对上述的固定周期说。克氏指出一个文化并不一定在发达过一次之后，就必须衰老而没有再生的机会。埃及文化的鼎盛和中衰，前后至少有四次。中国有两次大的文化创造。其他国文化的创造期，日本有四次，印度有两次，希腊、罗马、拜占庭有许多次，法国有三次，英国有三次，德国有四次。克氏又指出，一切大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经过同一的各阶段。因此所谓固定周期之说，在克氏看来，不能成立的。
由俄人归化美籍的索罗金（P.A.Sorokin）在1951年出版的《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中，亦反对固定周期说。他指出埃及的宗教有四个兴盛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公元前2300，公元前1580-公元前1490，公元前1370-公元前1352）；印度的经济有五个兴盛时期（公元前321-公元前186，7898，320-500，606-647，1350-1600）；法国的国家组织发达过五次（10501325，1600-1715，1800-1815，1850-1870，1890-1940），哲学发达过四次（1075-1160，1300-1350，1600-1700，1750-1850），音乐三次（1100-1350，1650-1750，1850-1910），文学四次（1070-1300，1520-1580，16301700，1780-1900）。索氏认为此类例子，太多了。
刻、索两氏以外的许多西方学者，近二三十年来在美术史上、经济史上、哲学史上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精密研究的结果，均承认一切文化都有一种周期律和节奏律的存在。所谓周期律，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并非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周期；所谓节奏律，是说各种文化的发展，都有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拍子。因而索罗金氏归纳各家研究结果作一结论，即是“历史进化是循环性的”，是“创造性的重演”（Creatively recurring）。在任何时期内，没有一切不是新的，同时也没有一切不是旧的。“一切都是旧乐调的变样演出，在花样上、方向上、节奏上、拍子上、循环上，每次皆有不同的变化。”这便是演进的循环、循环的演进。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学者的史观在两千余年中经过多少变化与分歧，今日才又回到历史循环说的一条原路。
今日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尚有救世论、“生命的肯定”（Life affirmation）论、复活论等，大都与直线型进化论采取相反的态度，而与循环论相通或相近。
中国学者史观的演变
古代中国哲人由于默察宇宙自然的演变与循环，很早即产生历史循环说。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庖牺氏（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可说庖牺氏对宇宙演变循环的奥秘，已多领悟。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周文王与周公旦两人，均曾演《易》，由八卦相重而六十四卦。虽多用于占筮，而伦理与哲理亦深寓于其中。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孔子（或为其门人）作《易传》时，对易理阐发尤详。《系辞下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生于感，“感”则下经第一卦的咸卦（ょ），咸即是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即是生长之象。“久”即下经第二卦之恒卦（ぜ）：“恒，久也，恒常久也，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即是发展之象。“穷”即下经第三十三卦的既济卦（の）：“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故初吉终乱。”即停滞衰落之象。“变”即下经第三十四卦的未济卦（ふ），为革（ゆ）、鼎（ぴ）二卦之和合。革，变革也。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即是毁灭与新生之象。通、久、穷、变，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宇宙自然是如此，人类社会的演进亦复如此。
孔子未曾言明历史的循环性。《论语·八佾》中他赞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为政》中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认为历史在继续不断地演进中，未必就信周文之后，复用夏、殷的朴质的。则《易传》之作，在他“五十以学易”（《述而》）及“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之后，他的史观始有所转变。以孔子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推断，孔子殆为演进的循环论者，是无疑的。
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却发明治乱循环的史观。他在《孟子·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时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列举过去的史迹，来说明治乱的循环。《公孙丑》章并进一步以五百年为一个治乱周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尽心》章复举史实来证明：“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这种循环史观，极其正确；周期之说，亦具深理。唯以五百有余年为一固定周期，验于三代而不验于后世。
战国末年，齐人邹衍创阴阳五行说。五行为金、木、水、火、土。邹子认为它们是相胜（克）的，即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虞以土德王天下，夏以木德代之；殷以金德代夏，周复以火德代殷，因成五德终始论。邹子认为五德转移，与制度相应，历史即在这五行次第生胜、五德轮流转移中循环不已的。秦汉的杂家、道家和儒家，大抵均受此学说的影响。
吕不韦门下宾客所著的《吕氏春秋》属于杂家，其中以黄帝、禹、汤、文公当土、木、金、火四德，而以大螾大蝼、草木秋冬不杀、金刃生于水、赤乌衔丹书四者各为其应验，并谓“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均谓秦人自以得水德而王，且以文公获黑龙为其征应，想系受吕氏之说的影响。道家淮南王刘安杂采阴阳五行之说以与老庄的自然主义相调和，与吕氏均具循环的史观。
五行相胜说，汉人亦有异议。谓五行次第相生而非相胜。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火。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炎帝以火德受之；黄帝土德，少皞金德，颛顼水德，均次第相受相生。五行相生，也形成了循环的史观。
汉代大儒董仲舒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而倡天人相应说，兼采五行相生、相胜二义。董子认为人君受命于天，应取法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而为阴阳，刊而为四时，列而为五行。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凡阴必与阳合，阳尊而阴卑。“天地人主一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且为极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官制，取法于天的三月而为一时（季），四选而止，取法于天的四时而终。政制既象天时，则政事的庆、赏、刑、罚亦必与之相应。天之道，春暖以生，故政事上副之以“庆”；夏暑以养，故副之以“赏”；秋清以杀，故副之以“刑”；冬寒以藏，故副之以“罚”。天上有五帝：东方为春令木德的青帝，南方为夏令火德的赤帝，中央为土德的黄帝，西方为秋分金德的白帝，北方为冬令水德的黑帝。因而地上亦有五官以应之：东方为司农所主，务农本，足衣食，尚仁；南方为司马所主，辅君以定天下，尚智；中央为司营所主，明见成败，进善去恶，尚信；西方为司徒所主，兵不苟克，取不当得，尚义；北方为司寇所主，上下有序，邑无讼狱，尚礼。地上五官克尽厥职，则五行次第相生；若五行失职，则五行失序，相生者即转为相胜，天道固是如此的。
董子及其时的一般儒者，均认为地上的人君，皆符应于天上的某帝某德而生。地上人君受命，天上必降符瑞，如以火德王者黄龙见之类。人君既受命于天，必易服色，改正朔，更制度。如以水德王者色尚黑，以十月为岁首之类。人君受命于天，成功则必祭天—封禅—报告。天运循环，成功者去，如春夏秋冬的更迭互乘。及王朝德衰，天上必降灾异，人君知天命更改，应早物色贤人让国或更改政制以谋补救之道，否则革命起，终无以保其位。于是新人君复拜受天命。这种天人相应说，即肯定于人类历史永在这五行中循环的，所谓“天命无常，惟德是处”。这德是仁、智、信、义、礼，亦即五帝之德。
西汉《齐诗》有“五际”之说，谓当阴阳终始际会之岁，必有改革之政。五际者：亥为革命，一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二际也；午为阳谢阴兴，三际也；酉为阴盛阳微，四际也；戌为阴极阳生，五际也。若子、丑、寅、辰、巳、未、申等，不在阴阳际会之交，故不为际。西汉习《齐诗》者以翼奉为著，事之帝，属上书言灾异占候，谓“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汉室诚能应运改政，即不异再受天命。也是以循环为历史的定律。
《礼记·礼运篇》有“三世”之说，即一为幽国、疵国、乱国之世；二为小康之世；三为大同之世。东汉何休释公羊“三世”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两者是否暗寓三世循环，未能确断。
王充著《论衡》以斥虚妄。他认为天生万物，悉出自然。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犹夫妇合气，子女的自生，非天有意于生人，因而君师亦非天所立。所谓天人相应，灾异谴告、五行生胜诸说，他均目为虚妄而予以驳斥。他以“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时”和“数”，在冥冥之中形成一种命运，所谓“天期自然”，非人力所能扭转与改变。这种自然主义的宿命论，虽为儒家思想的反动，却仍未否认历史在治乱盛衰中的循环性。
道教兴起后，其基本观念的道为宇宙的一种主宰，有时称“造化”，有时称“太乙”。而道家认为“道”是流动的、运行的、循环的，如李白诗中所谓“天地为橐龠，周流行太易”、“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道家的宇宙观既是如此，他们的历史观自然也是如此。
古代印度哲人，有生、住、异、灭的四相流转之说。生相，即是创造相；住相，即是发展相、保持相；异相，即是破坏相、衰落相；灭相，即是消灭相、再造相。生、住、异、灭四相的流转不已，与《周易》的通、久、穷、变的周而复始之义若合符节。佛教传入中国后，此种观念也深为中国佛教徒所接纳。小乘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亦自四相流转的精义中嬗蜕出生。
唐代为儒、佛、道三教并行的时代，故唐代学者的历史观，大抵不出循环论的范畴。宋代为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时代，宋代理学者的史观则大都摄佛、道两教的学说予以融会。
《周易》的演作，为阴阳的二元论。汉人扬雄拟《易》作《太玄》，受五行说影响，参以历法而成始、中、终的三元论。宋人司马光拟《太玄》而作《潜虚》，殊无创见。至周敦颐作《太极图》，则系采撷道家修炼之术的《无极图》及《先天地之偈》，而使与易理会合。邵雍作《皇极经世》，不仅受道家《先天图》的影响，且采唐僧一行“大衍历”的推算法，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学说。
邵子以“太极”、“动静”、“阴阳刚柔”来解释宇宙万物生长盈虚之理，《易》以阴阳为两仪，此则以动静为两仪；《易》以春、夏、秋、冬为四象，此则以阴、阳、刚、柔为四象。乃系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而成为四元论，与《易》略异者。邵子复以六十四卦来表示宇宙万物蜕演变化的程序，较先哲解《易》者尤为精密。《易》的初生为复卦（こ），一阳始生，即宇宙万物始生之象。自是阳长阴微，至乾卦而达极度，为宇宙万物壮盛之象。阳极而一阴之姤（が）生，为宇宙万物始衰之象。自是阴长阳消，至坤而达极度，为宇宙万物毁灭之象。
宇宙万物生灭循环之理，至此极为显明。邵子推算天地历程，系采“大衍历”推算之法，未见精确。他以天的四时为元、会、运、世，地的四维为岁、月、日、辰。辰为时间单位，十二辰为一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即一岁为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以此数推之，可知天的四时及地的三十岁为一世。再推演之，即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也即是一元为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计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天地历程，以一元为始终；终而复始，运行无穷。以一元的时间与六十四卦配合，天地亦始于复而终于坤。这种固定的周期循环论，未免把时间拉得太长了，与天地演变及人事变化上均不相符。因而邵子依据象数论列古今的治乱兴衰，亦极牵强附会。他以皇、帝、王、伯四种政体，分掌春、夏、秋、冬四季；正、受、改、摄四命，尚自然、尚让、尚政、尚争四事。仁、礼、义、智四德，士、农、工、商四业，《易》、《书》、《诗》、《春秋》四经。
邵氏最大错误，在对五伯以后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七国”是“冬之余洌”；“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为“伯之雄”，十六国为“伯之丛”，南五代为“伯之借乘”，北五代为“伯之传舍”，隋为“晋之子”，唐为“汉之弟”，隋季诸郡之伯为“江汉余波”，唐季诸镇之伯为“日月余光”，后五代之伯为“日未出之星”，世运在愈趋愈下。以汉唐之盛，犹云“王而不足”，以承认中国历史长期在秋冬之际兜转，要想大地回春，只有俟诸下一元了！
明人吕坤的九天之说，可能亦受邵子影响，认为历史在逐渐退化。吕氏解释天运，分先天、后天两类：无极之先，理气浑沌而不分，是为“理道”之天，即是“先天”；气化之后，善恶同源而异流，是为“气运”之天，即是“后天”。先天唯一，后天则有九，且每变愈下，有如下表：
（1）淳龙之天：洪荒之初，人物雍熙之时。
（2）泰宁之天：唐、虞、夏四海欢欣之时。
（3）平常之天：三代迭兴，有隆有替之时。
（4）巧伪之天：讹言谗说，排阖纵横之时。
（5）残戮之天：春秋战国及秦项三百年争乱之时。
（6）淫浊之天：武后潜窃淫乱之时。
（7）虐厉之天：疠疫时行，妖孽为祟之时。
（8）混沌之天：君子小人福祸相同，薰莸杂处之时。
（9）倒置之天：小人安富尊荣，君子危亡困辱之时。
吕氏虽信人力可以回天，却置盛世于以往，仍含悲观的色彩。
明末清初的学者，大抵均仍主历史循环说。王夫之论政治上各种制度，主张随时代以演变，人类社会的进步实为自然的趋势。唯于论华、夷之分时，却阐发他的民族思想，认为胡虏无百年之运，其兴也暂，其亡也速；中国民族衰极又必盛的。于论文化的兴亡起伏之迹，语多警惕。谓文化的发展，并非永存于一地，常有所移动。中国民族如不兢兢业业，力求进取，将来亦有退为夷狄的可能。这是文化的循环论和移动论。
晚清及民初学者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史观大变。康有为虽崇奉孔子为万世不祧之教主与素王，而他的《大同书》却由进化论出发产生许多怪诞荒谬的议论。他认为社会进化为由据乱世以达小康升平世，由小康升平世以达大同太平世，而大同则为人类最后的归宿。这种史观，完全是直线型进化性的，与近史西方学者进化论的史观无甚差异。至于他的大同思想，唯物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系撷取近世西方生物学及其他科学思想而予以理想化。至于他所说大同的归宿为神仙，神仙之后，佛学又兴，貌似循环说，实为无稽之谈。
其时，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莫不持历史的进化观。章炳麟的“五无论”，受佛学影响尤深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的政治主张流于虚无主义，他的史观既非进化论，亦非循环论，而为一种虚无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者几全部信奉进化论学说，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原有循环论的观念为之绝息。现代中国学者从往古的循环论史观里解放出来，热烈接受近代西方进化论的及唯物论的史观。
一个正确的史观——演进与循环
历史是演进的吗？无人能予以根本否定。
历史是循环的吗？亦无人能予以根本否定。
说历史只有演进，没有循环是错误的。
说历史只有循环，没有演进，同样是错误的。
演进与循环，是人类历史上两大自然的现象，人类历史也便在这两种现象交织中形成。人类历史时时在演进，而这演进中便同时有着循环；人类历史有着无数次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中便同时有着演进。
日、月、星、辰天天在循环，你能说它们终古没有变化吗？江、河、海、洋天天在流动，你能说它们终古没有循环吗？人类的历史亦正是这样。循环的现象有的很显明，有的不很显明；演进的现象有的很显明，有的也不很显明。总之，在不断地循环和不断地演进，人类历史的真精神、真命脉是如此。
这是最正确的一个史观，相信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才足以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相信人类历史是循环的，才足以鼓舞落后民族、衰落民族的新生希望。
正确的史观，带给人类是正确的方向与正确的理想，使人类可减少由错误而造成的无数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