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成书年代 众说纷纭
1．问：先生的年龄问题，同先生的时代问题有一定关系，同先生的《老子》书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您的年龄和生活的时代引起后世学者的争论，您的《老子》更引起后世学者的讨论。司马迁认为《老子》为老子亲著，许多学者不信，认为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道家后学编纂而成。这问题争论很大。有的学者认为，《老子》书里的话就是您老先生所说的话，或谓《老子》就是老聃的语录，如唐兰（见其所著《老子时代新考》）。唐兰还考证了《老子》书的撰成，当在《墨子》、《孟子》成书的时期。与唐兰观点相近的还有郭沫若，他进一步考证《老子》上下篇是环渊所记录的老子的遗训，而环渊其人，即老子出关时遇到的关尹（见《青铜时代》中《老聃·关尹·环渊》一文）。郭沫若不愧是才子型的学者，想象力真丰富，能从“关渊”联想到“关尹”、“环渊”！也有学者认为《老子》书应为老子手著，但有后人掺入的内容（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大派观点基本认为《老子》就是先生的著作，差别在于手著还是别人手录。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您是战国时人，《老子》是战国时书。前边提到的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人，均持这种意见。更有人认为《老子》成书推得更迟，认为应在秦汉之间，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刘节（《古史考存·老子考》）等人。先生作为当事人，请您谈谈《老子》何时成书的？
答：我是春秋时代的人，《老子》是我在春秋晚期所写的书。说《老子》不是我写的，而是战国时代别人整理的我的语录，那是一种假设。只要从《老子》书中包容的春秋时代的时代特色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分析，就可推定它的时代。它是我的专著而不是后人的纂辑。你细读全书，此书全书系统性、贯通性极强，叙述语言和艺术风格是一致的。太史公所言可信。当然，有助手帮我整理，但著作权是属于我本人。这本著作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一家之言，而不是由许多内容对立的部分凑成的。应当承认，传本在传抄中会有窜乱掺杂，但对全书的系统性、完整性并无大的损害，不影响我的著作权。
二、一以贯之的一家之言 著作权属于我老子
2．问：罗根泽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战国以前没有私人著作，见他写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他认为那时的私人著作，均为后人伪托。冯友兰也认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是承罗说而来，认为《老子》不是您写的，您也不是春秋时的人。
答：罗的说法源自章学诚的观点，章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说理，六经皆先生之政典也。”（《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战国以前有私人著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私人著作没有留传下来。《汉书·艺文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有多种（罗皆认为是伪托）与孔子同时的晏子曾著书，但没有传下来。其书今传者，不是《汉书·艺文志》记的本子。与子产同时的邓析也写过书（《竹刑》），今传《邓析子》也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本子。齐国政治家管仲也写过书，也没传下来。春秋时代已开私人著述之风，我当然也可以写自己的书。孔子说他“述而不作”，表白自己不愿写书，但这不等于别人不可以写书。春秋之时，私人著书之风已开，至战国而大盛，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春秋末时，王官失守，散在民间，私学因而兴起，私家著作也因之而起。这些著作虽不存，但其断片在《左传》等书中保存不少。“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站不住。
三、文体问题 哲理诗 不是论文
3．问：还有学者认为，《老子》的文体不同于战国时代的书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以此为根据判断《老子》书的成书时间比这些书还要迟。
答：以文体来分析，反而可以证明我的书比这些书的成书时间早。春秋时代传下来的书和由后人记录成书的书，一类是如同《易》中之《爻辞》、《诗》中之《雅》《颂》的韵体文，另一类是《论语》的散文体。还有，早于《老子》的是《诗经》，晚于《老子》的是《楚辞》。我是楚人，但长期在周王室工作，是南人北居。《诗经》、《楚辞》两大文体在《老子》书中都有反映。我的书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品，古代的书没有纸墨可以传写，而是契于简册，所以要求写的书一是简洁，二是便于口传。这就造成我的文体简洁而有韵的特点。这也是区别战国前或战国后的作品的重要标志之一。战国中期以后诸子写的书，大都是长篇大论，文不厌烦。而我的文字的特点是简洁短小明了，又容易记，同《诗经》的韵文风格比较相似。风格上与诸子的大不相同。在文体、篇幅上，战国前后的作品是有显著不同的。这也是我的书成书于战国前的一个重要根据。
4．问：正因为先生的书写在战国前，所以战国时代的庄子、韩非子等人才一再引用您的大作。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先生，梁启超说《老子》里的“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三十一章）这种官名，春秋时代不存在，是在战国时才出现的（《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这如何解释？请先生释疑。
答：“偏将军”、“上将军”这些官爵，春秋时代不会有，是后人掺入我的书中去的。前人已注意到这是注疏窜入正文的缘故，王弼的注本里就没有收入这一章。我的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众多注家作注，在刻印过程中注文误作正文每有发生，这是不足为奇的。好在经过校勘家们的反复校勘，传本还能基本保留我的本意，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因为有“偏将军”和“上将军”的误植，而否认我在春秋末年写了这部书。这也太以偏概全了。
5．问：是的，正是先生写了这部影响深远的名著，所以后来许多人在他们的书里引用了您书中的话。您的书引用率是相当高的。据我所知，直接引用您大作的有《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韩非子》、《庄子》等，伪托的古书《孔子家语》、《列子》也引用了您的话。《论语》虽然没有明言是引用了您的话，实际上也引用了您的话。
答：我说过“报怨以德”，《论语·宪问》也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我说过“慈故能勇”，《论语·宪问》也说：“仁者必有勇。”虽说这些观点已在社会上形成，但表达为言简意赅的语言则是一个创造。我不与孔子争著作权，不过他在《论语》中确实说了许多我说过的话。他对我很尊重，对我的许多说法很赞成。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我的话。
6．问：先生，有人还认为春秋时代不应有《老子》五千言那么长的文章，以为那时的文章都是简洁短小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商朝中期的《盘庚》一文，已有一千二百字了，到周朝中叶出现两三千字的一篇文章不奇怪。何况我写的文章实际上是一节一节的短文、韵文，并不是章法严整、结构整齐的论述文，在某种意义上与《论语》有相似处，只是文体不同。我写的时候或许是一节一节地写，是短文章；但思想一贯，成系统，连成一篇便成了长文章了。从文字的数量上说，《论语》要比我写的《老子》长四倍。所以，认为由短文联缀而成的《老子》五千言文章长而否定我的著作权，是没有根据的。
7．问：《老子》一书喜欢每句用韵，又喜欢用“兮”字，这都是诗体文字演变的结果，有南方的特点，同北方派的墨子、孟子写的文章显然不同。先生是南方人，先生写的书也有南方文体的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老子》书是您的著作。
答：我喜欢用春秋后期盛行的文体——杂言哲理诗，这种文体有时代特色，又反映了地方风格。文如其人，文反映一个人的思想、风格和时代特征。《老子》是我的思想、风格和时代特征的反映。
四、郭沫若关于“关尹”“环渊”的大胆设想
8．问：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老子》一书是楚人环渊辑的老子的语录，就如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墨翟的语录一样。他认为，环渊集老子的语录时，不像孔门弟子那样质实，而是用自己的文章润色了先师的学说，有着自己的时代色彩（见《青铜时代》一书中《老聃·关尹·环渊》一文）。先生对他的高见以为如何？
答：郭沫若认为我确是孔子之师，表明他确认我是春秋后期的人。但他认为“老子的时代本是还没有著书的风气的”，因此认定《老子》是环渊编的我的语录，只是文经润色，有失真之处。这种看法就有问题了。他的根据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的“环渊，楚人，著上下篇”和《史记·老子传》里的“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缀合两段史料，又考证《史记·老子传》里的“关令尹”就是《庄子·天下》篇和《吕氏春秋·不二》篇中的“关尹”，而“关尹”和“环渊”是一声之转，从而证明《老子》是关尹所著。郭沫若很聪明，但他浪漫主义的想象不能否认“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基本事实，他只是大胆假设，没有过硬的证据。他不仅把关尹考证为环渊，又考证其因为音变与字误而变成不同姓名的好几个人，如它嚣、娟嬛、便蜎、蜎蠉、玄渊、便嬛的各种异称，他的想象力更是惊人。我除了佩服这位才子学者以外，就无话可说了。
五、杨朱和《老子》书也没有关系
9．问：到20世纪50年代，又有李泰棻提出《老子》是战国初年杨朱整理的老聃语录，先生以为如何？我记得他是在《老庄研究》一书里提出的这个观点。
答：这种说法是依据《庄子·应帝王》和《庄子·寓言》篇中有阳子居求见老聃，又考证阳子居即杨朱而来的。在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徒盈天下”，杨朱“为我”、“贵己”、“全性葆真”，同我的思想有些关系，但他是他，我是我。某些思想观点的近似，和是同一个人是两回事。何况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不是我的哲学。我的思想观点到战国时代有了某些变化，杨朱学说掇其数处发展成他那个样子，他也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盛极一时，同儒、墨抗争。那是他的事，同我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我的书是杨朱整理的，也是一种假设，而不是有确凿材料和根据的事实。
六、马叙伦《老子校诂》、朱谦之《老子校译》言之有据，研究《老子》不可不读
10．问：先生为我详细解释了有关《老子》书的这许多问题，使我弄明了许多疑点，真要好好谢谢先生。《老子》书应是先生所著，表达了您大智大慧的哲学思想。用这本书研究您的思想，应是第一手的材料。除了研究您的原著，和古人的注本外，先生能否介绍几本近人研究您的书的著作？
答：我说《老子》书是我所著，也许还有学者不同意。不同意也可保留他们的意见，百家争鸣嘛，老子不是天下第一，唯我为是，唯我独尊。当然，也要承认这一事实，就是我的书在传世过程中，会有后人注疏的文字混杂到我的文章中去的情况。这就需要校订考证。好在近两千年来有许多考证精审的校本、注本，可以恢复原书的面貌。马叙伦的《老子校诂》一书为此作了时代性的总结工作，这是一本以校勘为主，兼及考订的书，吸收了前人许多成果，也作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判断，引用资料也非常丰富，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73年12月，从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两种《老子》写本，是目前能见到的《老子》一书的古本子之一，对研究我的原书也很有价值，学者可以分析、比较、研究。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竹简《老子》本，比马王堆帛书本早了一百年左右，是迄今所见最古的传抄本。噢，我还忘了，近人朱谦之撰的《老子校释》也是一部很有功力的本子，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老子》校释的水平。它成书于1957年，而马叙伦的《老子校诂》成书于1924年。这是两本有代表性的著作，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其学术水平仍然很高，研究我和我的书的学者不可不读。
11．问：谢谢先生的指教。
答：不用客气。至于《老子》旧注本，流传最广的，有河上公、王弼二种。各种版本在朱谦之的书里有详细介绍。我们以后讨论时还会提到。
七、《老子》怎么变成了《道德经》？
12．问：先生，据我所知，您的大作按习惯的叫法就叫《老子》，不是“经”，也不叫《道德经》。《史记·老子传》称“上下篇”，《史记·儒林列传》说：“窦太后好《老子》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说：“献王得古文《孟子》、《老子》之属。”都说明汉初都直称您的大作为《老子》书，并无“经”（《道德经》）之名。请问先生，《老子》升为“经”、有《道德经》之名始于何时？
答：经，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提到经，人们首先会想到儒家的经典，如“五经”、“十三经”等，从前的图书目录把它定为儒家专著、经典的特定称呼。其实，儒家的书原来也不称经，是在汉代确立独尊地位后才称经。我的书也只是一家之言，自然不在“经”之列。东汉班固修《汉书》列《艺文志》，我的书不录其中，但录了《老子邻氏经传》、《傅氏经说》、《徐氏经说》，或许这是把我的书称为“经”的开始。邻氏、傅氏、徐氏可能是汉元帝、汉成帝以前的人。《法苑珠林》卷六八引《吴书》一段话值得注意，其曰：“阚泽对孙权曰：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吴书》今亡佚，但引用的这段史料说明《老子》一书是在汉景帝时改子为经的。这同汉初文景之世崇尚黄老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是一致的。后来的道教之徒就以此为根据，称我的书为“经”了。我的书上篇言“道”，下篇言“德”，《老子》因而变成《道德经》。从此，我的书，我这个人地位就上升了，不胜荣幸之至。
八、上、下两篇怎么变成了八十一章？
13．问：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您的书就列入经典之列。后来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就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边韶《老子铭》说：“见迫遗言，《道德》之经。”《列仙传》曰：“老子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葛玄《老子序》曰：“作《道德经》二篇五千文上下经。”按这些汉代的史料，或许可证黄老之学兴、《老子》称《道德经》在西汉时已盛行。
从司马迁到边韶所见的《老子》也即后来的《道德经》，都是上下两篇，直到汉魏晋宋时篇目都应当是如此。今存的老子《道德经》的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却是八十一章，怎么从“上下篇”变成八十一章的呢？
答：我的书原来只有上下篇，不分章。后人在注释时，为便于行文，自行分段，就把我的上篇分成三十七章，下篇分成四十四章。最早分章的可能就是汉文帝时的道家河上公。他的注本文字简古，还在每章前加上章名。王弼、傅奕等人承之。八十一章的分法比较流行。但清代的魏源作《老子本义》时，认为有些浮文、赘文为后人所增，因此“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把我的书改订为六十八章。还有人据《韩非子·解老》篇分为五十五章者。他们加工我的书，要怎么分，怎么注，我也管不上，反正听任他们摆布。但摆布得有好有坏，水平有高有低。有注得好的，比较合乎我的原意；也有注得未必合乎我原意的，而是借我的名义阐述他们自己意旨的。至于“经”的原文，由于历代传抄刻印，有增有减，有夺有衍，也有差异。我的书在两千多年间，文字越注越多，越印越多，版本也越来越多。
14．问：是的，据朱谦之的《老子校释》所搜集的版本统计，计有石本（碑文）13种，写本（唐人写本与敦煌残卷等）19种，佚本（辑佚）10种，道藏本41种，刻本16种，其他（群书）4种，合计103种。虽未必比儒家经疏多，可也不算少了。
答：敝人没有想到在我身后这么许多人注疏我的书，又印了这么多的版本，不胜荣幸之至！
15．问：也可见先生思想之博大精深宏远、影响之深啊！两千多年了，一直有人在研究您、领会您的思想的无穷魅力。您思想的生命力始终没有消退。
答：我当时不过就我所见到的所思考的写下我的想法，完全是随想录式的、札记型的，凑成这五千言。没想到这五千言传了两千几百年，留下这许多版本。
九、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帛书
16．问：这些都是传本。先生前面曾提到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帛书，能谈谈您对帛书《老子》版本的看法吗？
答：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一种是带有隶书笔法的小篆，整理者称之为甲本。一种是用隶书抄写的，称之为乙本。甲本因为帛有破损，文字残缺不少；乙本大体完好，文字残缺不多，字体也清晰。从甲、乙两本都不避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的讳，和乙本独避汉高祖刘邦的讳来分析，可以证明：乙本应是刘邦称帝后、刘盈刘恒称帝前抄写的，甲本不避刘邦讳，应是刘邦称帝前抄写的。墓主人葬于汉文帝十八年（前162年）。这对确定《老子》甲乙本的年代可以有明确的时间界线。这两个《老子》古本的发现，对研究我的著作的“准原型”状况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您前面提到《老子》分八十一章的问题，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不分章，可见不分章是《老子》一书的原样，分章是后人分的。实际上，在注释《老子》时，如果不受章界的限制，反而能更好地理解和切合我的本意。
17．问：是的，帛书《老子》不分章，说明它原来只是上下篇而不分章。上下篇内在联系是一致的。把它划分为八十一章，分割成八十一块，反而损害了先生思想的完整性。但有一个问题我弄不明白：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本的《老子》正相反，这是什么原因？
答：《老子》上篇，讲“道”的文字多些，因此后人称做《道经》；下篇，讲“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后人称为《德经》。我讲的“道”，按你们今天的哲学概念，多属宇宙论与本体论范畴；而我讲的“德”，多属人生论与政治论范畴。按逻辑顺序，我当然先重视“道”，“德”应当从属于“道”。所以上篇应该是“道”经，下篇才是“德”经。
但是，从先秦的古籍记载中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经有两种本子：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应当是道家的传本。《庄子》论道德，也是把“道”放在第一位，把“德”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很多，从略）。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应当是法家的传本。《韩非子·解老》篇首先讲《德经》第一章，而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则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
道、法两家对我的书各有侧重，在文字的排列次序上也有区别。汉初兴黄老而实际上是重刑法，采用“刑法之言”而辅以“黄老之术”，政治法律制度取法家，而统治方术取自黄老，这就很自然地采用《韩非子》编的“德”前“道”后的编写次序了。所以说，帛书《老子》排列《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是汉初统治贵族兼重黄老刑法学说的政治背景下的编写宗旨的反映。
十、《老子》郭店简本
18．问：先生，听说又发现一个比马王堆帛书本更早的版本，请您介绍介绍。
答：这就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竹简《老子》本，墓葬年代约公元前4世纪末，即战国中期偏晚。传抄年代应当更早，比马王堆帛书本早了一百年左右，是迄今所见最古的传抄本。共有甲、乙、丙三个抄本，为南方传抄本。从内容看，三本传抄来源应不同。甲本底本可能早于乙、丙本。乙本、丙本与帛书本及通行本差别极小。三本均为摘抄本，各有不同主题。甲本主要论治国，乙本论修道，丙本论道、修道与治国。郭店本《老子》问世，有力地推翻了《老子》书为秦汉时成书的看法！《老子》郭店简本是一个重大发现。照片与释文编为《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老子》简本三种全在其中。
19．问：郭店《老子》竹简的发现，对澄清事实，理解您的思想好处极大。对理解您思想的内在联系，理解《老子》的成书年代，也有很大好处。在您身后，许多问题被搞混了。考古学的新成就有助于事实的澄清。
答：我管不了身后事，但我感谢考古学家。他们用田野考古、释文研究以及科学考证，澄清了许多问题。思想家想发现规律和法则，可他们本人的历史，甚至他们的思想，又免不了被后人随便摆弄。历史，时代，名誉权，著作权，我都管不了，没法和他们打官司。他们可以超越时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本人不能超越时代和历史。就像我吧，最后也只能归隐、逃遁，走向桃花源。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