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很可能跟我少年时期的那个夜晚有关。那个夜晚，一曲《梁祝》引我浮想联翩，步进我自己创造的神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那一阵，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我心中流过——我的情绪随着《梁祝》的旋律起伏，并且不断有幻觉的图像在眼前（也可以说是在脑海里）旋转。自然，所有的图像都是依我个人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最奇妙的，是在我的伤感情绪增长到极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月亮不应该那样明亮。果然，现实中的气象有了变化——是我的伤感情绪的翅膀扇起了风，渐渐的，无边无际的夜空被惨云愁雾所笼罩，月宫中的那个我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梁祝》的音乐声也戛然而止。这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很细微的声音——哦，是楼下那棵飒飒的松树抖动出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席宽慰我的软声款语，又像是《梁祝》音乐的袅袅余音。我擦了泪，感到一阵舒心的疲惫，独自回味起我刚才创造的神话。那些幻境中的鲜活图像，似乎还散发着古香的气息，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精神享受。那种享受，令我至今仍然迷恋我少年时代异想天开的创作经验。
可是，我想告诉平儿的是，还有另外一种谁也无法解释的图像，它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并且使我不由自主地说出非常忌讳的话语。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仅是偶然的，但它给我精神上的刺激相当强烈，使我长时间的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不曾给任何人描述过那件事，只琢磨过应该如何忘掉它才好。可是，我越是这么琢磨，脑子里就越是会分泌出一种恐怖而痛苦的汁液。
平儿在留神听，她摆动几下柔顺的头发，像要帮我摆掉那些烦扰的记忆。一个含有荒诞意味的，但并不算罪愆的念头悄悄盘踞我的心——能否大胆地抚摩一下她的柔发？
可是我不敢大胆。
因为，平儿清澈的眼睛正专注地看着我，她是那样想听我讲一些跟她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么好吧，我继续跟她讲，就以这种占有她耳朵的方式来实现我的大胆——
那是一个盛夏的黄昏，我和几个同学正在院子里快乐逍遥地玩耍，记得是玩“打弹子”（用手指将小玻璃球弹进几个距离不等的小土坑里），我的后背突然被谁使劲拍了一下，不待我反应过来，就听一个浓重的河南女高腔在我耳边炸响：都啥时候了，还不回家吃晚饭？
我起身一看，是一个姓王的同学的母亲，我们管她叫孙阿姨。这时，孙阿姨已经看清了我，连忙笑说她认错人了。我也笑，知道她认错人的原因除了我跟她儿子的身高差不多，最主要是我们穿的衣服都一样，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缴获的战利品——印军降落伞，由“藏八”统一染成天蓝色订做成校服。
孙阿姨有些焦急地问，你看见我家王海滨没有？
哦——王海滨……我不明白这个太平常、太熟悉的名字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突然滋扰我的心？我的心开始怦然跳动，人也像立刻失去言语能力，舌尖不灵地回答，好像……好像……他……
孙阿姨立刻捉住我的胳膊追问，他在哪儿，在哪儿，哪儿……
其实，我这一整天压根儿就没跟王海滨照过面，但在孙阿姨的追问下，不知怎么我的眼前竟然浮出一个逼真而噬人的图像—— 一片蓝色的海，波涛汹涌着在朝一个不知何处的地方漫去，漫去……尽管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真正的海，但在那一刻，我却是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那片正向我传达某种凶信的大海。于是，咒语猛然自我的嘴里走向孙阿姨。我说，王海滨可能去游泳被淹死了。
孙阿姨在我肩膀上重重地给了一拳，怪嗔一声“死鬼，瞎说啥哩”便走开了。不知怎么，我看她走在黄昏里的背影，感觉像是有个诡诈的阴影在跟随她，悄悄将她的步履勾出凄凉的弧度。
孙阿姨边走边唤“王海滨”的声音渐渐远去，随后过了很短的时间——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一个巨大的声音旋涡——远处传来惊恐万状的大呼小叫……
王海滨被淹死了，淹死了……
我和几个同学朝门诊部疯跑而去，只见那里的过道上已经围了不少人，几个医生和护士神情紧张地来回奔跑。孙阿姨瘫坐在一张长椅上一个劲儿号哭：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就这么一个儿子呀，我咋向他爸交代呀，咋交代呀……
我不敢走近她，更怕她这时候看见我。她刚刚不久才骂过我什么呢？哦，“死鬼”。丑陋的“死鬼”竟然使孙阿姨的脸上拓开了一条河……不，是一片海，海面涌卷着悲泣的狂澜……
应该向谁解释一下呢？我并不是一个包藏祸心的人，我的“瞎说”跟王海滨的死完全没有一点儿关系。或许，王海滨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医生护士们不正在抢救了吗？想到这儿，我急忙绕到急救室的后窗那里，还好，窗帘没有拉严，于是我趴在窗台上，目睹了抢救王海滨的全过程——赤身裸体的王海滨看来是被呛死的，他双目紧闭，面色发青，手臂僵硬地弯曲着，俨然一具医学用的人体标本仰躺在手术台上，几个医生很卖劲地搓揉他的四肢，其中一个在给他做人工呼吸。渐渐地，几个医生停了手，嘘着气，擦着汗，跟护士说了些什么话，就见护士拿来消毒棉花，一点点往王海滨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填塞……这情景令我几近窒息，仿佛觉着王海滨随时会突然跳起来抓住我，我在心里惊叫一声便撒腿跑开了。
当天夜里，我又失眠了。是心惊肉跳的失眠，而后又心惊肉跳地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走在一条很窄的山间小道上，迎面突然冒出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他年纪与我相仿，生着一头浓发，手拿一根桑树枝。我想从他身边走过去，可他故意拿身体左挡右拦就是不让。我问他想干什么，他不回话，竟盘腿坐下慢慢咬噬桑叶。我心怯地看着他，看他的头发在怎样活动。确切地说，是游动。一根根头发变化成一条条毒蛇在朝我的脚下游动，我慌忙拿脚去踩，却越踩越多。情急之中，我拎起一条蛇的尾部，使劲朝远处甩去，没想到它被一棵树弹了回来，像条绳索系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呼吸困难，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但我不想死，不想有一天别人看见护士拿消毒棉花往我的耳朵鼻子和嘴巴里塞的情形。可是，越来越多的蛇还包围着我，我只能拼尽全力去踩，踩……终于，这个令我冷汗大冒的噩梦被我踩死了。
这是你少年时代的故事？平儿问。
嗯。我点头。
蘸血的故事。平儿笑。
嗯？我愣住。
平儿说这带点儿血腥味儿的故事虽然真实，但那纯属巧合，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们作家写的小说里不是有很多巧合的情节？现在一些电影也故弄玄虚地要打“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字幕呢。
我承认这点，但我过去始终这样判断，文学创作中的巧合情节与生活中的巧合事件有质的区别，前者是人想象出来的，后者是神专门安排的。为此，我在未成年时就背上了两大精神包袱，一是我祖上的家庭成分，二是我身上的所谓“特异功能”。
平儿说，那你为啥不写出来，兴许可以解放思想呢。精神包袱都是人为的，你去精神病院采访一下就知道了……哦，看我扯到哪儿去了，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呢？我很感激平儿的劝导，不自觉地上前握住她的手，却像握住了一团……我心里猛一紧，急忙松开。
平儿笑我紧张什么，我不好跟她讲，那是因为我握住她手的那一瞬间，竟让我又想起了消毒棉花。
消毒棉花上面，有我曾经做过的噩梦。
平儿问我是从什么时候想着要搞文学创作的。这我可说不清楚。第二天，我送她一本《金蔷薇》，并在一段话下面画了红道……
当我想到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次使人拿起笔来而一生不放下呢？
很难想起来，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明显，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
平儿对这段话并不怎么认同，她说她就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搞文学创作的。
你自己知道？我很惊奇。
当然知道。平儿笑。
什么时候，我追问。
就是现在。平儿又笑。
你敢肯定？我不大相信。
当然肯定。平儿再笑。
我问平儿为什么，当护士不也挺好的吗？
平儿笑而不答，脸却绯红着，仔细将《金蔷薇》书里的其中一页折起来。我感觉她折叠书页的动作，似乎在向我表达一种决心已定的意思。我告诉她，搞文学创作其实不那么浪漫轻松，而是一桩很痛苦的事。
痛苦？平儿不笑了。
我说，我要免费送你一句金玉良言，“内心没有痛苦的人不能写小说”。当然，这不是我的理论，是我的一个同行朋友，广州军区创作室的张波说的。
平儿的表情老成起来，说，也许我的内心没有你认为的那种痛苦，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痛苦，但我内心可以有别人的痛苦，那些人……比如，我喜爱的人，尊重的人，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还有你的姑妈，还有就是……你。
“你”字说得极轻松，随即脸也变得愈加绯红。
又说，我还是认为你应该写关于咒语的事，说不定一写出来，咒语也会转化成吉言哩。你要再不写，等我哪天写了，你可不要说我剽窃你的故事了。
怎么会呢？我倒真希望看她写出来是个什么样。哦，平儿，这个我给她起的名字，怎么会带了点儿草原的宽柔？我猜想，如果她哪天果然写出一个故事，那一定带有芬芳气息的。不过，猜想归猜想，在她还没有写出一个字的时候，我就为她写了篇小说。
那是一天中午，阳光很烈，我往医院内四科去看我姑妈，路过大操场，只见一个男兵正满头大汗地教一个女兵学骑自行车，正在兴头上，猛听附近传来医院政委拉长了调的怒吼：给我滚回去——眼不见，心不烦——
一对原本兴高采烈的男女兵顿时傻眼了，女兵满脸通红地一溜小跑着狼狈而去，男兵则在逃窜之时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接着跳起来，不顾一切地拖着自行车一阵疯跑，那副模样很像一只被猎人追杀的黄羊。我站在那里观看，实在忍俊不禁，却不敢笑出声来，因为医院政委还在作威严巡视。
我问平儿，你们政委为什么会这样做？
平儿卖个关子，说，这跟窗户有关系。
窗户？我没听懂。
平儿告诉我，医院里有些人暗地称他“左政委”。一次，左政委路过一间宿舍，听见里面有男女在窃笑，于是很警觉地绕至窗户往里探视，结果就探视到了他猜想到，但不想看到的那种事。从那以后，左政委便对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格外重视，并要求各科室领导也必须重视（包括男女军官的正常恋爱），他还经常亲自查夜，查夜的方法也很独到，一般不敲门，只从窗户上探视。据说好几回宿舍里的人听见窗户外面有动静，急忙推窗来看，却是猫狗之类，待放松警惕后，竟真的与左政委在窗户跟前照了面。
我故作沉思状跟平儿说，看来我是决不能晚上到你宿舍来的。
平儿一时愣在那儿，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一笑，你别这么瞪着我，怪骇人的。
平儿也笑，眨眨眼睛放松下来，说，没关系，晚上来就晚上来，我的宿舍在二楼，左政委又不是长颈鹿。
我知道，左政委很快就要退休了，他将告别西藏，告别这里的男女兵们，然而他所探视过的这些窗户，还将继续一览无余地展示他的威严。
那天夜里，我铺开稿纸，没有以《梁祝》音乐来酝酿感情，写下了小说《落叶，在金风中低吟》。我把小说拿给平儿看，平儿说她很喜欢，主要原因是我在小说里没有把谁给咒死，只是我写的那只小金鱼在现实生活中是千真万确地死掉了，并且她就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给小金鱼下的葬。她还诚恳告诫我，但愿你的所谓咒语从此不可以再伤害任何人。
那是当然。
可是我后来辜负了平儿，这很对不起她，因为我无意中将她很喜爱很敬重，并且亲自陪伴过的一位女作家给咒死了。
那位女作家的名字叫“三毛”。
得知三毛自杀噩耗的时候我正在北京，记得是解放军画报社的记者唐念祖告诉我的。唐记者一大清早专程跑来找我，是因为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过三毛。当时我很认真地发表意见，根据三毛的一些作品（我几乎读过她的所有作品），我总感觉她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痛苦，仅靠写作是解脱不了的，我担心她最终会选择自杀这条路……
这可能就是我的所谓咒语了。
唐记者红着眼睛给我好一顿指责。这不足怪，因为像她那样多愁善感的人，太容易成为“三毛迷”。所谓心心相印，正是如此。我能说什么呢？三毛人已经去了。对于三毛，我该说的或者根本就不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收也收不回来了。
好在平儿没有责怪我，她流着泪写下一篇悼念散文《格桑花的等待》，并附了一张她跟三毛在拉萨的合影照片，照片背后有三毛工整的斜体字：“平妹妹，我爱你。”平儿在文章结尾处深情写道：“……她的挽歌悠远而瞭亮，在天边袅袅升起，永不衰落。”
读着，想着，便听到了真正袅袅升起而永不衰落的声音。它来自拉萨，从布达拉宫，从大昭寺，从小昭寺，从哲蚌寺……太多太多跟我姑妈一样善良的人们口诵“唵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声音渐渐由小而大，并由阵阵法号声烘托着升往天边，就听天边有了滚滚而来的回音，似乎是在召唤谁的灵魂的交响：不要睡，醒一醒，醒一醒……
我醒来。三毛却没有醒。
那是谁，在用一种怎样的凄美音乐，滴血般，淋漓叙述我所有的羞愧？
我想到了《梁祝》，还想到了有一天我也终将睡去。
那么这样——当我睡去之时，如果还有人来为我送行，就请播放一段《梁祝》。
这就足够了。
足够足够了。
我将随着我最喜爱的不朽音乐，以优美之姿抵达一个宁静的梦，继续享受我难以描述的想象驰骋。
这不是所谓“遗言”，而是我的爱人——西藏，是她，是她那一方的神灵邀我加入其中的。
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