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招待所的路上（那时候我们在成都还没有家），“夫妻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我母亲埋怨老薛不该当众对孩子发脾气，那样太伤孩子的自尊心。老薛命令似的要我母亲不能这么娇惯孩子，否则孩子将来一点儿出息也没有。我母亲把责任推到“藏八”，说她发现那里长期见不到父母的孩子们都有些弱智，一个个傻得都快变痴呆儿了。她还责怪老薛不让她离开西藏回来照顾孩子，这也太自私自利了。老薛气哼哼地作出结论，以后根本就不能带孩子到这种场合来。我母亲在坐垫上连蹦好几下，提高嗓门儿说，那苏联专家不也带自己孩子来了嘛，咱堂堂中国军官还比他们低一等是吧？老薛连忙干咳两声（暗示这里有开车的驾驶员），一脸严肃地说，要讲政治，注意国际影响……
他俩为什么还不赶紧动手呢？要真打起来就好了，只要别打着我。
坐在驾驶员旁边的我正幸灾乐祸地想象他俩打架的激烈情景，后脑勺却被老薛扇了一巴掌……
现在，明天一早我就要去当兵的现在，那两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洋娃娃又走进了我的记忆。我模糊地意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用“政治”构建起的友谊大厦是那样的不牢靠，一个关于“主义”的分歧就会使这座大厦轰然坍塌——明天，那两个洋娃娃会不会跟我一样也穿上军装？我们会不会在中苏边界的战场上碰面？如果碰面，我会不会朝他们开枪？
必须开枪。或者开炮。或者用手榴弹对付他们。我不可能再认识他们，就算认识也已经成了对方的敌人。他们曾经要我“不用害怕”，我现在当然用不着害怕，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应该是英勇无比的；他们曾经要老薛和我母亲“不打他，他乖”，我现在却必须要打他们，这正是为祖国而体现我的“乖”的一个壮举。
我的脉管里涌动着战斗的激情，全身的细胞也充满了过去在“藏八”玩军事游戏的那种活力——我们胜利了，用鲜红的血割开洁白的雪地，静静躺着两具尸体，将我的童年记忆冰冻得酸楚疼痛——我认出了那两个相拥在一起的洋娃娃，他们以飘悠转圈之姿凝固在硝烟未尽的雪地上……然后，他们被我用一把军用铁锹铲走……我只能这么做，对不起……
可是，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万一……万一他们胜利了呢？这样，就只好是我躺在雪地上了——他们认出了我，但我不喜欢他们看到我有多么痛苦，他们休想再看见我儿时的那种眼泪。就那么忘记一切地躺在雪地上，浑身是血的我在任凭他们摆布——他们居然向我鞠躬伸手，邀我一起去飘悠转圈，可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是，他们端来一个大脸盆，用盆里装的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编织成花圈，将我的尸体小心覆盖……我听见我的体内响起一段轻柔的音乐，而我的鲜血正一滴一滴地合着这音乐的节拍滴出一首儿时的歌——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朋友，
敬个礼来握握手，
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首给过我欢乐的儿歌并不是永恒的，它既不可能伴我从西藏军区保育院走到西藏军区八一校，也不可能伴我从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走到战火纷飞的中苏边界。
我知道，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大人们听不懂儿歌，也根本顾不上听儿歌，任何电影和戏剧以及书本里完全看不到有唱着儿歌或者听着儿歌战斗的情景。这种情景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一个人见过，而这个人便是我。我孤独地扮演着在中苏边界上清唱儿歌的中国军人，恍惚间竟有点儿像是在唱给我自己的挽歌。
就那么唱着，在心里唱着，在我的那张小床上唱着，一直唱到中苏边界的雪地里印满带血的凌乱足迹，而后串联成重重心事——明天我还去不去当兵呢？如果不去，理由是什么呢？不行，别人要知道我是害怕跟苏联人打仗而不去当兵，那有多丢人呀。再说，现在好些人想当兵还当不上呢。对了，“孩子，长大以后去当兵。像你父亲一样，去当毛主席的兵”，那是我奶奶的声音，是我离开河南老家的时候，从灰暗色的天空徐徐飘落而来的声音。我怎么就忘了那个声音呢？不错，老家东薛村和中苏边界同样有铲也铲不完的雪，可是在这两个地方铲雪的心情绝对是不同的。“忧伤愁苦”属于老家东薛村，“骄傲自豪”属于中苏边界，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去吧。
但在走之前，我得跟我的表妹萨萨道个别。必须。
萨萨就睡在我的隔壁房间，而这两个房间是相通的。不知她这会儿睡着了没有。明天我就要当兵走了，她应该想着要跟我说点儿什么才对。
我打开小台灯，下床走到她的房间。借着从我房间透过来的灯光，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张画睡着了。那张画是我在白天给她画的，当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她问我“舵手”是什么意思，我说“舵手”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她很聪明，说那只是形容，接着要我给她画一个真正在大海里航行的舵手。我答应试试看，可是不知怎么，我画出一只在海上漂泊的小船，船上没有一个人，但海水里却有一条长满了尖利牙齿的凶猛怪鱼。她问我“舵手”在哪儿呢？我只好告诉她，我从没见过真正的大海，也不会画“舵手”，只能画一条大鲨鱼在船的旁边，这表示“舵手”已经隐蔽在船舱里，随时准备把那条大鲨鱼钓起来。
她对我的解释十分满意，决定把这张画带到藏北草原送给扎西哥。她要告诉扎西哥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藏北草原更大的地方，那就是大海，而海上有轮船，有“舵手”，还有大鲨鱼……
既然是送给扎西哥的，那我就要把它画得更加像样一点儿。于是，我用红笔在画里涂了几下，表示大鲨鱼已经受伤，并且血流如注，染红了海水。她出个主意，说应该从船上伸出一根大渔竿或者一张大渔网才有意思。我照办了—— 一笔一笔地在画纸上认真涂着，竟有些像是一刀一刀地在将一具尸体剖解成彩色图谱，简直不堪入目了。
可是她喜欢，你瞧，她就那么一手捏着那张画，回到她梦寐的藏北草原……甜甜地笑着，从她的酒窝里溢出了那张画上的海水，倒映着一条没有长尖利牙齿的小金鱼。
那条小金鱼是我。跟一则童话故事描述的一样，我坠落到海水里——她的小床上，游在她的被窝里，并让她跟我一起游……她醒来，怔怔地看着我。片刻。她像看见了一个真正的“舵手”那样惊喜，伸出小胳膊搂紧了我……我们在黑暗中移来荡去，在海水里面沉沉浮浮，直到呼吸都很困难了她才松开手。
我要她脱光衣服，像以前那样跟我睡。她说不可以。我问为什么。她努努湿濡濡的小嘴说，这里又不是草原，内地人这样睡是要被人笑话的。我说不会的，我母亲和姑妈她们早都睡着了。她想了想，迅速脱光衣服，重新搂住我。当我们的双腿紧紧盘缠，我又嗅到了只有藏北草原才会散发的鲜鲜气息——由一朵初开的格桑花的花瓣徐徐散发……一股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滋味令我不由自主地一阵战栗——腹部似乎在暗暗聚集某种神秘的力量，而绷紧的皮肤又在拼命抵住就要被这种力量掳走的一根神经。
这是怎么啦？
她“哧哧”地偷笑两声，犹如最原始的“醒事”词语，霎时唤出我的“害臊”感——我的身体变成一只在大海中漂泊的船，鬼知道这只船怎么会越来越难看，它突然间挥出一根硬硬的渔竿指向海水，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耸起一座直直的烟囱伸向天空……
联想起姑妈给我洗澡时说过的话，我进一步知道了，我身体上的这个器官无论变化成怎样的形状，都跟生儿生女有关系。这真是太奇怪了，奇怪得让人不敢细想应该如何使它才好。
她轻轻推开我，说，小康哥，你都出汗了，洗澡也白洗了不是？看你明天还怎么穿新军装。
我汗淋淋地回到我的小床上，却怕冷似地裹着厚厚的被子，直到把“渔竿”和“烟囱”什么的统统裹成……裹成“没有”，我才安稳入睡。
我的身体是干干净净的。
但我要感谢母亲和姑妈的，不在于她们把我的身体洗得有多么干净，即使她们把我洗成一副美男子的体魄那也不重要，她们的功德在于即将把我洗成一个真正的毛主席的兵。
一大早，她们唠唠叨叨一大堆要我到了部队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还特意给我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语录》，并让我当场背诵一段《为人民服务》。那阵势，恨不能立刻把我的脑袋洗出一片红彤彤。
有人叩门。母亲单位上的两个人——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单主任和陈助理员，一进门就催我母亲和我赶紧跟他们走，说是单位上还有好多事等着要处理。
我去饭厅拿了一个装满换洗衣服和洗漱工具的小提包，这是母亲和姑妈昨晚上给我收拾好的。一转身，只见穿衣镜中闪现萨萨犹豫不决的影像——她手里拿着那张准备带回藏北草原送给扎西哥的画，用一种咬紧“找朋友”儿歌的声调，问我可不可以在画上写几个字。
当然可以。为了那张花朵般的可爱脸蛋，为了那两个甜美之极的醉人酒窝，为了那具使我在寒夜中萌发春意的芬芳胴体，为了我们幻想幸福的一生的秘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我握住笔，在画纸上写了在那个时代很流行很政治的一句话，“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句话后来竟然由于写得不是地方，使之成为罪孽的话，给我姑妈一家带来一场灾祸，并殃及我姑妈的几位藏族朋友。
萨萨还不满十一岁，她跟我一样不谙“政治”，我们预见不到每一个沾上“白纸黑字”的东西都有可能铸就一段人生教训。所谓的“精神食粮”正演变成沉重而复杂的“精神包袱”，由整个民族共同担负。我们不懂这些，萨萨还在笑着欣赏我写的那几字。单主任和陈助理员又在催了，他们笑我母亲给我收拾了那么多东西。单主任说，什么都不用带，一会儿陈助理员带他去仓库领东西，连裤衩都要发给他的。
萨萨扶着门扉轻轻捏下我的手，算是跟我道别。姑妈对萨萨说，再有几年，你也可以跟你小康哥一样去当兵。萨萨问，那要等几年呢？姑妈说，三五年吧，很快，一晃就到了。
刚出门，我母亲突然不放心地问单主任，这孩子会不会年龄太小了，人家要给退回来就麻烦了。单主任把脑袋一甩，说，怎么会呢？我都给军务科交代好的，噢，你当兵那会儿才多大？我母亲回答说她那会儿比我大不了两岁。陈助理员连忙交代我说，待会儿填入伍登记表你多填一岁就妥了，其他的事你别管，也别跟军务科的那些瞎参谋说那么多。
在我母亲和单主任走了以后，我跟着陈助理员去了841部队的后勤部。我记得那天的气象，层云蔽日，令人感到微寒。可是，当我在任何手续都还没有办就领了军装的那一刻，真有一股暖流涌进了心田。
陈助理员是安徽人，黑红的脸膛透着跟我叔伯大哥健那样的骄傲神采。我跟着他来到一座军需物资仓库，领了几套冬季夏季穿的军装、被子褥子、鞋子袜子、衬衣衬裤、毛巾口缸、领章帽徽什么的，这一大堆东西让我怎么拿？陈助理员招呼一个仓库保管员，交代他把这些东西送到师部招待所二楼的某个房间。我有些担心，悄悄地问，陈叔叔，万一他把东西弄丢了怎么办？
这好办，枪毙。
枪毙谁？
当然是枪毙他喽。不过你放心，东西丢不了。当然喽，如果是你把东西弄丢了，就赶紧告诉我，你现在是军人了，往后在军营里不能喊我叔叔，要喊我职务。
喊你陈助理员？
“员”字可以省掉。比如你爸的职务是“政治委员”，在“政委”前面加上姓就可以了。但有些职务的称呼就必须喊全喽，比如“参谋长”，你把“长”字一省掉，那就成了“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了。
是。陈助理。那……那我喊你首长行不？
喊首长不行，咱这官儿太小，破芝麻官儿。要像你爸那样，跟我们军长平起平坐，或者比我们军长还大的官儿，那才是首长。
你的官也不算小，可以管堆了那么多东西的仓库。
咦，管仓库有啥稀罕，要管人才算本事。像你母亲那样，管干部。
我妈管干部？
正管。干部处干部处，不管干部管啥？当然，单主任也管，他是我们师的政治部主任，干部也归他管……对了，我们现在去师医院给你做体检，单主任交代的……
还要体检？我这儿不是都已经领了军装了吗？
两码事。领军装是领军装，做体检是做体检。档案里要有体检表才行，咱这是正规部队嘛。
还有不正规的部队吗？
当然。咱是什么部队？野战军。专门打仗冲锋陷阵的。
我们要跟苏联兵打仗吗？
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兵，只要胆敢侵犯我们祖国领土的，我们统统都要打。
那我们部队什么时候去跟苏联兵打？
那要等命令。总之上面一声令下我们部队就开拔，说打就打，说干就干，野战军嘛，野战野战，就是无边无野地随便上哪儿都可以战斗……
我和陈助理边说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师医院。由于这个部队是从沈阳军区调入四川执行“支左”任务的，暂时还没有自己的营房，部队的机关、医院、仓库驻的这个单位，是某科学研究设计院。我一走进师医院，不禁悄悄地顾盼着四周——几个年轻军医互相递着带点儿讥笑意味的眼神，我听见一个很小的声音，瞧，又来一个“后门兵”。
聊可安慰的是，陈助理容不得这个声音，他亮出嗓门儿道出一种通俗易懂的“哲学”——“后门兵”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羡慕了吧？妒忌了吧？没用的。快给这个兵做体检，单主任那边我还有好多事儿，忙都忙不过来呢。
陈助理用“单主任”这三个字很巧妙地把医生们镇压下去了，医生们掌握的那一点点体检职权顿时形同虚无。陈助理说他要去院长办公室打个电话，等一会儿再来接我。待他出门以后，几个医生的态度变得和蔼可亲，我甚至有了一种受人敬畏的感觉。被“单主任”激励着的他们开始为我忙碌，说是天气凉，小心感冒，叫我不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鞋袜，直接站到体重秤上面和躺在铺了白色床单的小床上，由一个医生喊出我的体检表格——体重，425公斤；身高，158米；左眼视力，15；右眼视力，15；色盲，无；呼吸系统，健康……
接下来的几项体检结果一概是“健康”或者“正常”，体检表格很快便填写完了。我正想走到门口去看陈助理来了没有，一个医生很严肃地叫住我，让我跟他掰手腕，说是只要能掰过他，我的体检就算最后通过了。
一向敏感的我吃惊不小，体检怎么会有这项内容？该不是陈助理说话得罪了他们，想报复我？但我很快镇定下来，心想，这也许是野战军体检的特殊规定吧。我走过去，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犹豫一阵，终于伸出手掌，并且暗暗做着深呼吸，心里充满杀气地努力运气。我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获胜，只想着争取能够多坚持几秒钟才落败的结果。
几个医生很有兴致地围上来，还进来两个女护士，也跟着准备观看这场力量悬殊的特殊“体检”。
这时，“单主任”的“影子”闪现出来，一下扫了他们的兴——立在门口的陈助理黑了脸说，在干吗在干吗？想吓唬谁呀，这是？你以为你是多么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是吧？有本事你跟我来，跟单主任来呀。不来了是吧？吃饱了没事干，真是的。
没人吭声。每个医生和护士的脸上都露出不自然的笑，差点儿让我同情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