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的脸气得铁青，他一定要在晚饭后单独教练我齐步走和正步走。我的步伐当然无可挑剔，这在“藏八”上学的时候就训练过，我自认为在有些队列基本动作方面我完全可以教练班长。
单独教练归单独教练，只要我一回到我们一班的队列里，我依然会走成散沙。必须走成散沙。哈哈，必须。
当然，谁也不能低估班长的思想工作能力，他很快就找到了整治散沙的新办法——黄昏时分，班长在篮球架下面跟我促膝谈心，我好像第一次感到他的语气犹如一阵淳朴的风，那样温和，那样令人舒适。他夸奖我最近的表现不错，内务卫生和军容风纪大有进步，比有的老兵还做得好，他已经向连队团支部推荐发展我入团。
哦，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这对于一个不满十五岁的新兵蛋子来讲，是多么诱惑人的荣誉呀。我不好意思地掐着手指头，我天生的虚荣种子便从我的手指间迅速发芽，并且疯了似地蔓延开来——向我的父母，向我的姑妈，向我的表妹，向我的老师和同学，向所有我认识的人蔓延。
最先蔓延到的目标自然是我母亲，因为母亲的工作单位离我们连队只有三站公共汽车的路程。我是在班长找我谈话的第二天，专门请了事假跑到我母亲办公室去报喜的。
入团？我的儿子要入团？母亲很兴奋，把我领到军管会单主任的办公室。单主任当即表扬，好哇，咱们部队的共青团组织又要增加一滴新鲜血液了，值得庆贺。不过，要多找找自己跟共青团员的差距，千万不能骄傲，还要高标准要求自己。
母亲把手举到眼前扇了两下，说，什么差距不差距，入团嘛，又不是入党，哪有那么高的标准，我那时候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团我还不入呢。
单主任哈哈大笑，你们女人呐，真的是不能当领导干部，这么个教育方法，儿子再有多大的进步也要被你们给毁没了。
可是，我的那位不肯接受别人批评意见的母亲（我不止一次听我父亲称她是典型的“主观主义者”），却很善于列举一些有趣的往事来为自己辩护。我母亲以品酒的姿势呷口茶，不紧不慢地回忆——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天，一个叫王秀英的班长找她谈话，主要意思是表扬她最近一段时间工作积极，进步很大，组织上准备发展她入团（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母亲没弄明白，我的工作从来都很积极，现在有什么跟过去不一样的吗？王秀英班长说，那可不一样，特别是前几天你跟首长结了婚，这就是一个很大进步嘛。我母亲默认了这个进步，因为兵团的组织部长找她谈“个人问题”的时候就说过，跟首长结婚是政治觉悟提高的一个表现，并且可以达到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可是，我母亲还想弄明白，入团究竟是为了什么？王秀英班长支吾好一阵也说不出个道理，于是干脆把手臂往前横着一挥，说，入了团，当了青年团员，那……那咱们到时候打过黄河去，解放了大西南，就再也不回这山西来了。我母亲一听，顿时跳起来，那我不入这个团了，打过黄河去，解放了大西南，我还得回来呢。
这时候，我听到了我母亲和单主任开怀的大笑。那笑声，犹如山林中的男女二重唱，碧绿碧绿地浸透了我的军帽。
很久很久，我的军帽也成了一支愉悦的歌，烘托着我跟李班长开的那个小小玩笑——“班长，如果我们部队到时候打到台湾去，解放了台湾，我可以回成都来，不然的话，我就不入这个团了。”李班长听不懂，鼓起嘴断吼道，“给我严肃点儿，赶紧把军帽戴好啰，别顶在手上当玩具胡乱甩，跟小流氓似的。你知道吗，军帽上的五角星和军服上的领章一样，都有革命前辈的血，每一个军人必须珍惜，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更是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应该随时随地准备着，在这五角星和红领章上增添自己宝贵而光荣的血。”
血，我的血，冰冷冰冷地沉默着，向我军帽上的五角星致敬。我不是共青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我怎么会看到血染的帽徽上的崇高光轮？这在几分钟之前，我还是那样地渴望看到，但我现在已经不去想了。因为多少知道了，如果要想看到，就得付出代价。这代价是我必须无条件的屈从于一个小小班长，在班长面前，我不能举起任何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尊严。那么，我的血，再有多么宝贵，再有多么光荣，即便是染到了党旗上，染到了国旗上，那也不过是一种变味的装饰。看来，我要想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只有等李班长退伍以后再找机会了。
不过，从我的内心讲，我并没有完全放弃争取早日入团的希望。当年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的刘胡兰才十五岁，人家还不是什么共青团员，而是共产党员，毛主席还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呢。再说，我要入团的事已经告诉了我母亲，还有单主任也知道了这事，唉，这让我怎么说呢？太丢面子了。
如此想来，我的冷却的血还需燃烧一下才好。是不是想法跟李班长缓和缓和关系？比如，跟他拉拉“老乡”什么的（据说他是河南信阳人）——班长，俺也是河南人，洛阳偃师的。
没用的。一排二班的北京兵柳志军（比我早入伍几个月）有天夜晚跟我一起站岗，他推心置腹地给我讲了一些令我瞠目结舌的“道理”——你想跟你们班长拉老乡关系，这动机是什么，谁还看不出来？你也太单纯了，怎么能指望以这种方式来求进步，无济于事的，也许还适得其反，完全是个错误。他许愿帮助你入团，你这么轻易就信了？快别傻帽儿了你，那不过是想让你多尊重他，乖乖服从他的一个“诱饵”。其实，他心里是很羡慕像你我这样的军队高干子弟，但你知道吗？这种羡慕往往会生出相当的妒忌，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发展成仇恨。仇恨，你懂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仇恨”，柳志军托起半自动步枪，朝黑暗处瞄准，嘴里“啪”的一声，然后说，从背后朝自己人开枪，这在全世界的任何军队里都曾发生过。
我知道，柳志军的父亲是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教官，但我不大相信他父亲会教给他如此的“仇恨理论”。也许是他从小生活在军事学院，耳濡目染，无意间听到过不少国内外的战例，并将个别特殊的战例采进他自己编写的“军事常识”——这是当时许多军队高级干部子弟的癖好之一，他们在还没有入伍以前就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或者元帅）。
柳志军握了握半自动步枪的枪刺，伸开手掌，以一个长者的口吻对我说，要想在这儿立稳脚跟，手上得有这样的老趼。这个连队只有我们两个军队高干子弟，别人嘴里不说啥，可心里都盯着咱。不管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助民劳动，包括打扫卫生，咱都得像那么回事，再苦再累也别趴下，装也得装出一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死的模样，像你这样细皮嫩肉的还能入团入党？再有，要尊重你们班长，哦，不仅仅是尊重，要敬重。你以为他不过是个小班长是吗？错——他现在在你面前是团长，是师长，是军长，你只要是这么敬重他了，就可以不断嗅到进步的气味了。不信你试试，你呀……
我的头如风中的一朵梅，频频点着，忽然间觉得在我对面的这个兵高大起来。于是，我也挺起了胸，绷直了腿，握紧了枪，似乎在等待一位不是首长的首长来检阅我。
黑夜里，有一群老鼠不慌不忙地顺墙角走过，岗亭四周悄然无声。我隐约感到一阵风吹来，是透明的风，映出一具教人如何进步的温暖灵感。今夜，便沉甸甸地灿烂了……
自从我来到机炮连，真正使我感到温暖的那个人并不在这个连队，而在我们营部。他是王医生。
那几天，我的臀部长了个疖子，开始我并不在意，可到后来，疖子逐渐成长为一个形色如同熟透的大番茄，终于使我无法行走，淋巴发炎，高烧不退，连队卫生员看了也只能摇头。到了夜晚——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卫生员把身材矮胖的王医生领到我床前，当王医生看了我的臀部之后，脸色大变，鼻头涨得通红，厉声对卫生员和李班长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你们对战士还有没有点儿阶级感情？这样再拖下去是很危险的，你们懂不懂，唵？
李班长想解释一下，他告诉王医生，这几天他都通知炊事班给我做了病号饭，还让我不去参加执勤和夜间紧急集合等活动。
一听他的这番解释，我气不打一处来——必须乘此机会利用王医生打击他一下。我想向王医生报告，今天下午李班长是怎样坐在我床边，手握《毛主席语录》，振振有词地给我讲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道理，他的那个口气，显然是认为我在装病。可是我又很犹豫——如果我这么跟王医生说了，李班长肯定会相当难堪，说不定王医生要命令李班长写份检讨什么的，但这样一来，我入团的事也就彻底泡汤了。更令人担心的，是我跟李班长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矛盾激化，转化为柳志军所说的那种“仇恨”呢？
这时我还在发着高烧，我模糊地感觉到潜在的危险已经不是我的病痛，而是深锁在我内心的那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仇恨理论”——如果到了战场上，混乱之中，我和李班长到底是谁先从背后朝对方开黑枪呢？
对于一个病中的新兵，能减轻疾病折磨的一种方式便是想象战场。尽管他从没上过战场，但由于他高烧不退，使他有了这个特权——尽情消灭所有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敌人——他可以听见激烈的枪炮声，可以看见凶恶的敌人，于是，他迅速举起枪射击，一枪、两枪、三枪……可他的枪却怎么也抠不响，眼看着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蜂拥而至……他只能喊救兵，但他越是着急越是喊不出声，越是喊不出声就越是拼命地喊……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喊救兵的声音，他整个人都被卷入到疯狂喊叫的旋涡。
都还愣在这儿干吗？卫生员，快，把这个兵背上跟我走，赶紧着……我看你这个班长当得够戗，责任心上哪儿去了？唵？真够戗……
这是王医生压低嗓门儿的小声喊叫，他是我的救兵——跟“藏八”的那个王医生一样，他俩的喊叫都很出色，都交织着令病人振奋且陶醉的情感要素，体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医生的美好形象。
从我们连队到营部只有不到一里路，途中，王医生叫卫生员放下我，他要亲自背着我走。这时候，我突然觉得王医生的身材不再难看，他背着我的姿势是那样的熟悉，我的母亲，我的姑妈，还有我的三叔都曾背过我，但都没有像此刻这样使我倍感温暖，而这温暖又升华成我想关心他人的一个美丽秘密——我在王医生的背上注视着地面，生怕他会像跳“忠字舞”那样摔倒在地。却没有。只有冷艳的月光刻出我们的影子不停移动，铺就一股股无穷无尽的莫名勇气朝前移动……即便王医生真的摔倒在地，也不可能再引我发笑了。
营部设在一所铁路职工小学的教学楼里，尽管房屋已很陈旧，但营部卫生所的几个房间却布置得非常整洁舒适。当王医生把我放到一张小床上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吁吁直喘，额头上布满了蒙蒙汗水——这是真正的慈爱标志，在如此的标志跟前，恐怕再有多么深刻道理的“仇恨理论”也会显得苍白，无法深入人的心坎。
翌日，王医生给我施了个小手术。尽管打了麻药，但我依然能清楚感觉到手术刀划开疖子的动静。
卫生员惊叫了一声，跳到一边。
王医生很生气，叫什么叫？跟鬼似的。
卫生员赶紧解释，我看他的脓血窜那么高，起码有一米多，都溅到我脖子上了。
蹿一万多米高又咋样？唵？脓血溅到你脸上又咋样？唵？病人都没吭一声，你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亏你还是卫生员，那要到了战场，你还能去抢救伤员？看来，我可以保住这个小战士的生命，却保不住你这个卫生员的光荣职务。
怎么？
不怎么。你该下到班里去当一名普通战士，好好锻炼一下，然后再来学习怎样当一名野战部队的卫生员。明白了吧？你今天就可以打背包给我走人。
卫生员直呆呆地望着王医生，眼神中流露出万般委屈，我……不是害怕脓血，我是心疼这个兵，看他小小年纪就来吃这样的苦，我都想替他长这个疖子了。
这话终于使王医生动了恻隐之心，他一边为我处理伤口，一边对卫生员说，你要这么想还差不多，没准儿你还有机会跟我一样，从卫生员进步成一名军医。当然，我只是说你得有机会。别理解偏了，我说的机会不是靠投机取巧，更不是靠你一见脓血就鬼似地尖叫，那要靠你自个儿的努力去创造，去争取。懂了吧？
卫生员有气无力地答应，懂了。
这个“懂了”的人精心照顾了我一个星期，直到我痊愈归队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创造出“进步成军医”的机会。我很感激他每天给我换药，给我送饭，尤其给我洗那条沾满脓血的军用内裤（已经被我扔进垃圾桶，却又被他捡了回来），令我感到一股不知如何道谢才好的温暖涌上我的心头——如此优秀表现的卫生员，怎么会没有进步的机会呢？我不禁对他生了同情，于是壮着胆子跟王医生讲，这个卫生员其实是块当军医的料，应该培养他。
王医生挺挺肚子，在我跟前踱着步子，说，我只能把你的话当做你们战友之间的彼此勉励，这很好。不过，你们要明白一点，军医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军医这个头衔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职称，那是一种荣誉。对于伤病员，军医应该是英雄。注意，我指的英雄，绝不是军医自封的。你救治了多少个伤病员，就自以为是别人的“救命恩人”之类的英雄，不是的，而是无名英雄。无名的。因为这是军医的天职，你毫无选择的必须是无名英雄。必须。而对于那些在战场上流血负伤的军人，军医可以说是拿着生死令牌的使者，是军医自己的良心派来的使者。他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拯救伤员的生命，对那些注定要终身残废的伤员，还有那些绝望得束手待毙的伤员，军医要给他们带去生的希望，带去康复的力量，甚至给他们带去欢乐。是啊，欢乐，谈何容易啊……
我看着王医生，觉得他简直是块当政委的料。尽管他的体形不那么……标准，他的“忠字舞”也跳得相当……滑稽，但他绝对一流的口才弥补了这一切。我想，如果他能手捧“红宝书”，话语中再不时的添加几段毛主席语录，那他肯定会当选为“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的发言代表，到全团、全师、全军，或者全国去做巡回演讲。
可是，当王医生踱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却没有去拿摆在桌上的“红宝书”，而是握住了一副听诊器。紧紧握住。说，一个真正的军医，最难受的就是看到伤员死在他眼前，可惜军医就是军医，他不是神医，他不得不看到，经常看到……不管是不是他的责任，他都感到心里难受，像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不是犯错，是犯罪，犯罪……
我很惊讶，因为王医生的眼里竟然泪光闪闪。他是不是回忆起了那些令他心里难受的往事？而让我更加吃惊的是，王医生说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卫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