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妇女以“天足”而自豪，以“勤劳”而著称于世。至于客家妇女与文学的情缘，则鲜为人知。为此，笔者试述之。
问题的提出在笔者看来，客家妇女的文学细胞特别丰富，与文学的情缘最深。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兴梅交界的客家山村。村里有位前清举人罗蔼其，是著名的《客方言》的作者，有诗吟咏嘉应州和大埔县的客家妇女：“大埔客族如吾嘉，女勤耕种躬锄耙，纽缝缉绩兼纺纱，又复井臼樵杈桠，农忙不顾婴儿咿呀，宁知文字何物耶？示以之无口，无论吟咏追诗葩……”罗蔼其《〈化碧集〉题词》。充分赞美客家妇女的勤劳，又为他们不识“之”、“无”二字而惋惜。没有办法吟诗作对，似乎与文学无缘。其实不然，我们村的众多妇女都颇有“文学味”，我家上屋的秀英姆，她出口成章，说话总是有谣有谚，幽默风趣，形象生动。她的亲房竹香姆则是唱山歌的好手，张口就是山歌，有时和人家问答，也是用山歌。我的许多叔婆伯姆都会诵童谣，唱山歌，讲民间故事。许多人不仅会诵，会唱，会讲，还会编！起初，我只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个案。后来发现，这在客家地区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清末大诗人黄遵宪对这一现象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在英国当外交官时，辑录客家山歌，在“手写本”题记中写道：“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一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黄遵宪《山歌》手写本题记，手写本原为罗香林藏。这里的引文转引自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5页。
客家妇女的这种文才，从近代到现当代并未稍减。现在你要是到客家地区去听听山歌打擂台，也都会产生“何其才之大也”的共鸣。去年，笔者去广州越秀山赶“山歌圩”，就被那些六七十岁的老阿婆的即兴自编自唱山歌所折服。
为什么客家妇女的文学细胞会如此丰富、文学情缘会如此深呢？我认为与生活重压、文化熏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
生活重压的孕育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客家妇女就肩负生活的重担。“田头地尾”、“针头线尾”、“灶头锅尾”使他们疲于奔命。他们既要进行艰苦的田间山野的劳作，又要承担繁杂的家务劳动。比起其他族群的妇女，客家女特别艰辛，日子特别难捱。“文艺对于人生是一种解脱。”转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2页。(叔本华)在生活的重压中，文学成为客家妇女宣泄感情，减轻负担的一种工具，一种方式。通过诵谣谚、唱山歌、讲故事，使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安慰，使现实生活中的重压在精神上得以减轻，使紧张的感情得到缓解。尽量使自己在心理上平衡一些，在艰辛的生活煎熬中有那么一点点的愉悦。
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李坚真，是一位当童养媳出身的客家女。她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自己借助山歌来寻求精神安慰的感受：我们客家地区，男人们多外出打工谋生，妇女们是主要劳动力，但妇女在家庭，在社会上却一点地位都没有。女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卖做童养媳，我的祖母、生母、养母、姐妹，以及村里的妇女个个都是童养媳，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要是敢于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想追求自己的爱情，那就会遭到装进竹笼沉塘的悲惨结局……我渴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我只能在上山砍柴时，用山歌来抒发心中的不平：“正月里来是新年，做人阿妹不值钱。爷娘家产份，当作猪牛去卖钱。”李坚真《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页。
由此可知，客家妇女所受的压力，除了物资生活的贫乏，体力劳动的重负，还有社会地位的底下。这种生活重压，由此而生的悲苦烦恼，只有在她们自己的精神园地——文学中，才能得到一些抒发。因此，客家妇女就特别钟情于文学。
不仅劳动妇女是如此，客家妇女中有幸读书识字的中上层亦是这样。如被誉为近代“客家三才女”的黎玉贞、范荑香、叶碧华，皆出身于书香门第，然而她们都同样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人生旅途一生坎坷。范荑香晚年的一首《述恨》诗，很能说明问题：“被害何因实可伤，八旬孤苦痛凄凉。门无关键厨无火，炉有寒灰地有霜。病里饥寒惟自泣，健时劳力为人忙。
如今何处求生计？血泪遗书诉上苍！”见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74页。一个“诉”字，说明了创作的动因。
“悲愤出诗人”，已经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正因为客家妇女在近现代的生活，比其他族群的妇女更为悲苦，她们的文学情缘特深，也就毫不足怪了。
文化的熏陶和传承客家妇女与文学的情缘特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客家地区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使客家妇女所受的文学熏陶，比起其他族群的妇女就更多一些。
客家人重视教育，读书早。“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一读一背诵，清如新灸簧。
三岁甫学步，送儿上学堂。知儿故畏怯，戒师莫严庄。”黄遵宪《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人境庐诗草笺注》第427页。稍为长大一些，就要学写字作文了：“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笔，娘前索果索衣裳。”宋湘《忆少年》，《红杏出房诗钞》中山大学出版社，第279页。这里生动形象的诗句说明：一个能“提笔直书五六行”的人，实际上还只是个稚气未除的小孩。文化水平较高，由此可见一斑。
客家妇女在这样一种较高文化水平的环境中生活，一方面受这一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方面又以女性(特别是母性)的作用，强化了这一文化氛围。笔者在家乡读初中时，一位同学背诵一首长诗，背了几天都未背熟，一天早上大清早就起来诵读。隔壁的阿婆说：怎么，还要读呀？我都会背了。他不相信，阿婆一口气就背了出来，一字不差。这说明环境很重要，所谓“耳濡目染”，阿婆听多了也就记住了。正是这样，客家地区的妇女相对来说，文化水平要高一些。而他们有了这种文化素养，又往往通过口耳相传传授给自己的后代。而民间口头文学中的谣谚则是他们最常采用的文学形式。“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便是典型的例子。《月光光》的童谣在客家地区流传极广，版本很多。妇女以“月亮”这一儿童最常见，最为亲切，又最有女性温柔特点的事物出发，通过月光光的具体的意象去启发儿童的思维：“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去认识周围的事物：“月光光，好种姜；姜毕目，好种竹；竹打花，好种瓜……”掌握各种生活知识。教孩子朗诵童谣的文学活动，对妇女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安；对儿童来说，则在这有节奏感，有形象美的享受中，接受了启蒙教育。
客家妇女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熏陶，又把自己的心灵的感受通过口头形式传授给下一代，在文化传承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另一重要形式便是山歌。客家地区劳动妇女的山歌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决不能低估。例如，开国元勋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客家妇女，她爱唱山歌，朱德从母亲那里听到了悲壮的、抒情的、有讽刺意味的各种各样的民歌。史学工作者认为，“朱德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钟爱咏诗，喜音乐，这与母亲的影响是有极大关系的”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77页。
至于客家地区的不少上层妇女，她们出身书香门第或有机会受过系统教育，对文学就更为重视，她们与文学结缘就更为自觉。大诗人黄遵宪的曾祖母李太夫人是著名翰林李象元的裔孙，据黄遵宪说：“我生堕地时，太婆七十五。”黄遵宪《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人境庐诗草笔注》第427页。“遵宪甫周岁，引与同寝，甫学语，即教以歌诗。”黄遵宪《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人境庐诗草笔注》第428页。
文学家郭沫若的母亲“教子成龙之心尤烈。常挑灯伴读，教习唐人诗句，配合家塾开展启蒙教育”。郭开鑫《我的堂兄郭沫若》，转引自《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第287页。应该说，黄遵宪、郭沫若走上文学道路，与他们的祖母、母亲辈的“教以歌诗”、“教习唐人诗句”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客家妇女的文学情浓，既是她们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因为她们懂得文学易于感人的特点，从而有意识地用以教育后代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促进了她们接近文学，认识文学，理解文学。
地理环境的引发客家妇女的文学情缘，与她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亦有密切的关系。客家人的居住地多数是山区，峰峦层叠，绿水长流，茂林修竹，鸟语花香。美丽的自然景观，易于触发人们的文学中抒情抒景的即兴山歌很多，大都与地理环境的触发有关。客家妇女长期处在这一地理环境中，她们触景生情引吭高歌，即兴的山歌创作成为客家山歌中最重要的部分。
山区最大的不便，是交通的困难。人与人的交际受到很大的制约。隔山相望，隔水传情，交往有许多困难。这时，形象生动的山歌，朗朗上口的谣谚往往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在这特定的情况下，文学语言代替了生活的语言：“上岗爱上九龙岗，九龙岗上桂花香。一心想寻阿哥嬲，唔知阿哥隔条岗。”“妹在这岗郎那岗，两人热法正难当。哥是鸡春妹鸭蛋，样得打烂共盘张。”“阿歌阿妹隔条岗，手拿笠麻来招郎，手拿笠麻招三下，魂魄飞到你身旁。”梅县群众艺术馆《粤东客家山歌》第38～39页。客家妇女运用这些文学语言进行感情交流的水平，真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文化积淀，就是当这些客家女离开山区移居城市后，往往还强烈地表现出来。据广州市洪桥区山歌协会的介绍：来自客家地区的女工，上越秀山时，常用山歌打招呼：“对面介只系瞒人？日头映眼看唔真。”用山歌交流思想：“退休老人应该知，世上唔单同你；生老病死都要过，重视保健正情理。”伍素芳《神仙唔当大家》，见洪桥街客家山歌协会《客家山歌汇编》第54页。“今拜年祝健康，祝贺大家壮又强；食得走得无病痛，安 眠尽睡到天光，龙马精神寿年长。
”张戊《恭贺新春拜新年》，见洪桥街客家山歌协会《客家山歌汇编》第54页。
客家山区在过去因为条件差，文娱活动少，因此民间的口头文学成为客家妇女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甚至成为有些人的怡情首选：“唱歌唔论好歌喉，条条唱出解忧愁，一日三餐歌送饭，夜夜睡目歌贴头。”“讲唱山歌对条筋，一时唔唱头会晕，愿禁三餐白米饭，禁涯山歌收命经。”梅县群众艺术馆《粤东客家山歌》第19页、第21页。
唱山歌成为客家妇女娱乐的重要形式，长期的、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代代相传，客家妇女的文学情缘亦因此而不断加深。
本文只是作为引玉之砖，在这里列举了客家妇女文学情缘的一些事实。如何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探讨客家妇女对客家文学的贡献，或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观照客家女性文学，寻找其发生发展的规律，都还大有文章可做。愿有意者为之。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