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字鹿笙，广西郁林人，咸丰辛酉拔贡，投入曾国藩的大营效力，参与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为曾国藩倚重的幕僚之一员。同治三年，以克复南京功，授浙江省杭嘉湖道员。后因受扼于上峰，淹滞功名30年，始升任四川按察使(即臬司，二员大员，在省内，官位仅次于总督、巡抚)。陈率领精锐清军一营——即“绿营军”一营，最多者600人，又统领团练武装数百，总计千余人，打开北门，向龙潭寺方向杀来。这天是7月24日，清军进驻龙潭寺，未遇到抵抗。傍晚，忽然一声炮响，埋伏在竹林树丛中的义军突然杀出，势如倒海翻江。
在落日余晖里，陈登高远望，只见红灯教、义和拳徒众多执刀、戈、剑、火铳，呐喊而前，前仆后继，口中念咒，毫不畏死，前锋以童男童女为多。廖观音包红巾、披红氅、手执三角形红旗，上绣七星，剑眉星目，貌容姣好，端坐在一乘花轿之上，由女兵抬着。身后有装扮成灵官、关圣、韦陀、孙悟空的四员战奖拱护着。在廖观音指挥之下，一刹那金鼓齐鸣，羽箭纷飞，喊杀之声犹如海啸雷鸣，风云为之变色。
陈老谋深算，令清军死守场口，凭借有利地形，再凭借“制营”(正规军)火器的优势，用洋枪洋炮交织起一道道火网。迷信念咒的拳民、红灯照，毕竟是血肉之躯，屡进屡败。
交战至7月27日深夜，陈守住了龙潭寺。28日晨，廖观音、曾阿义撤军，先回石板滩，继后又撤到金堂县西的清江镇。兵锋曾逼至广汉三水关，不克，仍回师清江镇。
廖观音所部，7月下旬虽没有攻下龙潭寺，但其声威却鼓舞了川西义和拳的斗争。比如，7月26日，坐落在金堂县赵家渡和淮口镇之间，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的巍若城堡的舒家湾天主堂，被当地义和拳邓成田等攻占。7月底8月初，淮口镇义和团首领唐顺之(唐元帅)领导当地民众攻打七堆教堂(距淮口20华里)，后又率众攻打中江县石笋场(参见《金堂文史》徐德勋《冠于川西的金堂义和团运动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
廖观音部数千人进驻清江镇火盆山，以山上之火盆寺为指挥中心。清江镇及附近各路首领纷纷来会，共商大计。清军总兵官(从二品)孙烈全尾追而至，也想像陈那样建立功勋。8月4日，被诱入廖观音等为他准备的伏击圈，将孙烈金所部围困，自辰时激战至午时，这支官军全军覆没，孙烈全战死。
四川总督奎俊慌忙增调援军，加派团练武装助剿，仍令老将陈亲临火盆山指挥。遂将所有通往火盆山的道路堵死，“更番迭进”。8月6日，火炮火球将山林引燃，火盆山真的成了一座火盆。义军牺牲数百人，廖观音率余部三千人突围而出。顺绵木沿三学山、金堂山麓下行，入金堂峡口，退至舒家湾，与当地义和拳首领邓成田相会于舒家湾天主教堂。清军仍步步为营，紧追不舍，拳民拼死抵挡，“相拒数日”后，决定撤离。撤离前将舒家湾天主教堂炸毁——时间大约是8月12日，比唐顺之攻打七堆瓦教堂只晚了几天。金堂新发现曾伯和(候补道员，世居中江石笋乡，组织团练与唐顺之所部作战，斩杀拳民甚多)撰写的木刻本《信笔书牍》，对战争的进程叙述精确，从而澄清了以往较为模糊的史实。
廖观音从舒家湾撤回石板滩后，改变了战术：偃旗息鼓，潜伏下来，伺机再起。“一遇大队官兵，则身扮农夫，混迹民间；若官军稍寡，则勇往直前，往往官兵反为所败。”于此，可见成都东山客家故里对廖观音的掩护和支持。
秋天，义和拳在全川掀起的怒涛，一浪高过一浪。中江、射洪、三台、雅州、眉州、德阳、广汉、仁寿、彭山、简阳以及成都近郊诸县，众股迭发，炮火连天。只是由于各自分散，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指挥核心。
四乡汇集了三万拳民，将成都围困。奎俊被吓得“燕处深衙，束手无策”。清廷为了稳定川局，急调干员岑春煊入川，取代奎俊为四川总督。就在岑春煊统率一支精锐“晋军”，星夜取道秦蜀栈道入川的时候，成都市中心又出现惊人之举：9月14日，一支义和拳小分队打进通惠门外的青羊宫。次日晨，他们冒着大雨从西门翻越高高的城墙，旋即经南大街而东，直赴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沿途对市民、游勇喊话：“侬不杀若，侬寻官兵斗也。”引发城内一片呼声：“红灯教杀进城来了”各衙门内混乱无比，官不见兵，兵不见官。事有凑巧，这时又遇按察使陈由督署“谒总督出”，急调兵增援，在走马街一带，击败了这支义和拳小分队，使总督衙门转危为安。这支小分队有六名队员牺牲，血洒长街，余者迅速从南门撤离成都，取道中江，“过潼川府，习拳者迎之”，龙藏深渊虎在林了。
岑春煊抵成都接印后，加强成都防务；整顿团练、保甲，实行一人“习拳”，比邻“连坐”；推行“攻心”战术，亲笔撰写《戒民仇教习拳歌》、《解散义和团告示》等宣传品，并从义和拳内部、红灯教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他又派出密探，扮成算命先生、江湖术士，刺探情报，搜捕起义军首领，特别是众望所归的廖观音。
1902年底，廖观音在简阳镇子场(今龙泉区洛带镇)不幸被俘，押解至成都，关禁在臬司衙门监狱。堂审之日，廖观音大义凛然，对审讯的官吏们怒斥道：“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都是丧权辱国的坏东西！是英雄，战场上来取你姑奶奶的头……”岑春煊深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遂决定先斩后奏。一面急上奏折称：“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人心，复因而蠢动，且恐外人藉口，当场正法”(见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档朱批奏折》)，一面执行斩决。
关于行刑的地方，有的说是在督院东南侧之下莲池，但据关心乡土文献的著名作家李稢人(1891—1962年)的描述，却就 在督院辕门内。
李稢人是在1906年由江西回到成都的(其父任职江西临川县，病逝，乃扶柩归)，居住在磨子街杨家大院。李稢人时年16岁，上距廖观音就义仅仅三年，必从曾祖母、祖母那里听到过这件大事，也会从茶坊酒肆中了解过其中详情。他的作品，被郭沫若赞誉为“小说的《华阳国志》”，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李稢人在《暴风雨前》描写到廖观音遇难时的场面：辕门内，在两只双斗桅杆与两座大石狮的空地上，全站着四川总督部堂的亲兵。红羽毛号褂，青绒云头宽边，两腿侧垂着两片战裙，也是红羽毛而当中是用青绒挖的一个大古老钱；一色青裤子，青布长战靴；头上是青纱缠的大包头，手上拿着洋枪，腰间悬着长刀。看守在辕门侧的，是四五个不拿武器只拿一根皮鞭的武官。
鸣嘟嘟的过山号一直吹了出来，吹到石狮子两边，就站住了。
接着便是一伙戈什哈同几个穿短衣戴大帽的刽子手拥了一个女人出来。
那女人果然赤着上身，露出半段粉白的肉，胖胖的，两只大奶子挺在胸前。两手反翦着，两膀上的绳子一直勒在肉里。头发一齐拢在脑顶上，挽了一个大髻。
那女人刚一露面，辕门外的观众更其大喊起来。
郝又三以为将要推上毛驴去了，——却见戈什哈与亲兵们拉了一个圈子，从人的腿缝中，瞥见廖观音跪了下来。
看的人又都大喊道：“啊！原来就杀在这里了！……还是砍脑壳啦！不错，戴领爷在那里！你看，刀……”郝又三简直把眼睛闭得紧紧地。只恨耳朵还明明白白听见观众在呼唤，大概那颗远看来仿佛不错的少女的头，已着戴领爷的刀锋切落在地上了。
廖观音遇害于1903年1月15日。不久，曾阿义亦被捕牺牲。然而，他们弟兄姐妹的抗清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0年之后，在立宪党人及中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舞下，他们有了更明晰的斗争觉悟，积极汇入了波澜壮阔的四川辛亥保路运动的洪流里，又从东乡五场及附郭诸县包围成都，与全国人民一道，终于赢来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成都，清四川总督赵尔丰被从总督衙门抓出来，处死在皇城明远楼与至公堂之间的石坎下。从此，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客家女儿廖观音的血没有白流，在东乡五场，在成都平原，她的故事仍在流传。著名乡土作家李稢人在《暴风雨前》生动描写了她的形象。1980年成都川剧舞台上，又创作演出了川剧《廖观音》。“蜀江水碧蜀山青，一点红灯万点迎”的歌谣，穿越历史的风烟，依旧回荡在巴山蜀水间。
(作者单位：成都川剧艺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