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敬棠丝毫不理会我表情的讶异。他接着说，你看我，辛辛苦苦地考到名校，毕业却被分配到这里，我不也痛痛快快地报到上班了吗？知道我名字的来历吗？左敬棠，是我爷爷给取的。他年轻时是个私塾先生。取这名儿是让我学习晚清名将左宗棠的为人。左宗棠，起点不过是一个举人，后来荡平内乱，收复回疆，出将入相，成就一代伟业，青史留名。你我也一样，不要看这所学校不起眼，你把它当成一回事，当作你的事业来经营，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如果一味唉声叹气，也许你和你的学校就都会一起沉沦下去。
我一边在心底责怪左敬棠说话造次，一边被他说得冷汗浸背。好在天热，他也和我一样横汗直流。我竭力端出一脸笑来，说道，好哇，我就怕学校没有人才，有了你这样胸怀雄才大略的名校高才生，还怕在这所学校做不出事情来？
左敬棠睃了我一眼，脚下呱哒呱哒走得更欢实了。
左敬棠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除了待人热情外，剩下的都是些负面的东西，自高自大，目无尊长，夸夸其谈，好为人师。总而言之，幼稚而不成熟。我对左敬棠的坏印象并不能阻止他经常来找我，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而我也经常去找他。我们都是单身，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学校孤悬在江滩上，出了校门就是襄江大堤。登上大堤，堤外是大片大片的水稻田，堤内，则是随风摇曳的防浪林。更远处，襄江在无声无息地流淌。离得最近的人类社会是三公里外的江口镇。也许学校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要创造一个安静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学习环境。
我很快在左敬棠的帮助下对学校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学校的前身是“文革”时期的一所“五七”干校。据说，那段时间倒是红红火火，有很多省部级、地市级的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劳动过。不过现在，它无可奈何地凋敝了。说是学校，它没有常年的招生计划，全凭市委组织部里的领导心血来潮，一年办那么一两期培训班。老师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过去那些老师，稍稍有些能力的，都调到市里去了。剩下的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些所谓讲用典型，再也上不了台面。他们也乐得拖儿带女，安心驻扎在这里，在校园内大片大片的空地上开荒，用国家给的工资养着自己，种着不纳税费的自留地。所以校园里缺的是琅琅的读书声，反倒是鸡鸣犬吠之声相闻，好一派田园风光。
所以，这是一张白纸，你正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左敬棠这样鼓励我。
我十分反感左敬棠的这些说法。一个黄口小儿，刚刚入世，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大谈人生经验？我大学毕业到郊县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他左敬棠还不定在鄂西的哪个山村小学念三字经呢。他哪里知道我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来的？他更不知道，所有的白纸都被我画得一塌糊涂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是左敬棠的话促使我去反思——既然是一次挑战，那就无所畏惧地去迎接吧。
我的“图画”的第一笔是要求部里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这些培训班要尽量放在我校举办。
在我雄心勃勃地开始实施我的计划的时候，左敬棠的建议又来了。哎，我说校长，你还没有准备好。左敬棠以他惯有的声口说。
那是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和左敬棠在襄江大堤上散步。我满怀信心地对左敬棠说，只要我的计划得以全面实施，我们学校就会名利双收，有为才有位嘛。
左敬棠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的计划里唯一准备好了的不过是教师，那也不过是你我二人而已，其他的你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我说，白手起家嘛，只能因陋就简。
左敬棠说，再简，两样东西不能简。
哪两样？一样是食堂，这是关键。你想这些干部大老远跑到这荒郊野地里来学习，本来就不愿意，要是连饭都吃不好，还不定回去后怎么反映学校条件差，学不到东西呢。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反正生活费由各学员单位自己出，羊毛出在羊身上。基础设施我们不过是一次性投入，营运起来我们还可以从中赚点，顺便改善我们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我说，有道理，还有第二样不能简的呢？
左敬棠说，我建议你办一个舞厅，没有点像样的业余文化活动，培训班也会上得味同嚼蜡。
我说，你的建议都对，不过到时候男的多女的少，哪能办什么舞会？
左敬棠说，这也简单，我们可以同这里的江口镇联系，有舞会的时候，找他们借一些镇上的女干部、女教师，不就解决问题了？再说，办不成舞会，让培训班的人自己在舞厅唱唱卡拉OK也是可以的，总比强迫他们上晚自习强。
左敬棠的话让我点头称是。
在学校开办的第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以后，我真正感到，我是离不开左敬棠了。
那个班，部长很重视，亲自来参加了开班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勉励青年干部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争取更大进步。部长讲话后，由我主讲了第一课，部长和学员对讲课效果均表示满意。按说下午部长离开以后，培训班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执行就好了。没有料到讲课的老先生只是在课堂上念了一篇关于某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时间拉拉扯扯的不过半小时，然后就安排学员们自己研读这篇领导讲话，写篇读后感就算任务完成、万事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