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凉山文学》2015年第03期
栏目：小说
记得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吧，上面提倡跟苏联小朋友交朋友，其实就是给苏联小朋友写信，信中还可附上照片呀，邮票呀，自己画的画、做的书签、绣的手帕呀什么的，通过我国的“中苏友好协会”，邮给苏联的“苏中友好协会”，再转给某个苏联小朋友。对方回信也是由两国的友好协会代转。这样就建立起了跨国互相通信的“国际朋友”关系了。这其中邮信的过程，那是许多年后才知道的。
那时候尊苏联为“老大哥”，口口声声讲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口口声声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能跟苏联小朋友交朋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可是，我没有资格和苏联小朋友交朋友，因为我是地主的儿子。当然罗，老师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说话得实事求是，没有说过就是没有说过，不兴乱说。可他就是不让我参加，班上还有几个家里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同学，和一个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同学也不让参加。不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我没资格跟苏联小朋友交朋友，我的明天会怎么样呢？我心里一片黑暗。但我还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给我想象中的苏联小朋友偷偷写了一封信。我把我的苏联小朋友想象成一个炼钢工人的儿子。为啥想象成炼钢工人的儿子呢？那时候不是称苏联是“苏联老大哥”吗？称工人不是也称“工人老大哥”吗？可见凡是称“老大哥”的，当然都是顶呱呱的好，连唱歌都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虽然有些坏小子把它唱成“咱们哥哥日你娘”，但我从来不跟着他们乱唱，我是属耗子的，胆小。每天上学前，我娘都教我要听老师的话，要守规矩，不要乱说乱动，怕我给她惹祸。娘比我还胆小。那时候我还没看到过炼钢工人，但我在宣传画上看到过，戴着“啄啄帽”，就是鸭舌帽，额头上顶着大大的方框眼镜，肩膀上搭着毛巾，戴着厚实的大手套，杵一根头上弯成一个圆圈的钢棍棍。其实我也不晓得那棍棍是啥做的，是铜是铁，只是想炼钢工人一定拿的是钢棍棍。拿根铜棍棍还叫炼钢工人吗？那神气，比我在“西洋镜”里看到的常山赵子龙还威风。所以我希望跟一个苏联炼钢工人的儿子交朋友，心想你们不要我给苏联小朋友写信，不要算了，有啥了不起，我自己写，我要跟苏联炼钢工人的儿子交朋友。我替这个想象中的苏联小朋友取了个名字，叫瓦夏，是从一首苏联歌里捡来的。有次县城里开晚会，中学的几个男老师唱了一首苏联歌曲（我听报幕的人说是苏联歌曲）。“喂，亲爱的瓦夏好瓦夏，战士面前没有困难，莫忧愁来莫悲伤。不管是有什么原因，任何时候不灰心。莫忧愁来莫悲伤，任何时候不灰心，不要灰心！”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们唱歌的神气，又自信又自豪。这首歌好唱也好记，才听一遍就会唱了，就记住了。歌里唱的“任何时候不灰心”让我受到了鼓舞。我就把那个“瓦夏”的名字捡来安在我想象中的苏联小朋友头上了。偷偷写的信当然是不能交出去的，交不出去我还是写，巴心巴肝地写，写了一封又一封，全都偷偷地珍藏在一个小木匣子里。就这样用想象中的那个苏联小朋友—炼钢工人的儿子瓦夏，来安慰自己。
我有个同班同学，叫程远大，比我大三岁，是属于读翻身书的那种学生，就是解放前家里穷，读不起书，解放了翻了身才能上学读书了。这种情况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多了。程远大的年龄在班上还不算大。有的女同学，已经当妈妈了，还跟我们坐在一起上课呢。上体育课排队，高的好高，矮的好矮，有“珠穆朗玛峰”，有“黄土高原”，还有“吐鲁番盆地”。
这个程远大，他的语文成绩好，作文也写得不错，老师常常念他的作文给我们听。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他的文章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那一天，学校把全校的学生集合起来，让他站在老师站的台台上，面对着大家。校长当众念他登在《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还跟他戴了朵大红花。太阳一照，胸前红彤彤一片，晃得人眼睛花。现在回想起来，比如今考了理科状元、文科状元风光多了。
从那以后，程远大的文章就接二连三出现在《中国少年报》和《红领巾》杂志上了。他还成了《中国少年报》的小通讯员，自然也成了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成了全校学生崇拜的偶像。他本名程鑫才，教语文的班主任为了鼓励他，给他取了个写文章的名字，叫程远大，后来我才晓得这叫笔名。老师给他取这样一个笔名，思想起来大约就是志向远大，前程远大的意思吧。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叫起来响亮，听起来舒服，比他爹给他取的程鑫才不知强了好多倍，根本不能比。开头他还仅限于发表文章用，一来二往，在其他场合也用上了，到了后来，就弃本名不用，干脆叫程远大了。
在我眼里，他的前程也的确没有理由不远大，名实相符。他家庭出身又好，又会写文章，老师又喜欢他，将来一定能像他在《我的理想》那篇作文中写的那样，成为一个大记者，不像我这种癞子大麻疯王怀当康家败。癞子大麻疯就是麻疯病人，听大人们说是要被活活烧死的，不烧死也要用生牛皮裹了活埋的；王怀当、康家败则是连环画《吕梁英雄传》里面的狗汉奸。那时候，癞子大麻疯是我的最怕，而王怀当、康家败则是我的最恨。因此我暗暗地对程远大心生妒嫉。怎么会不心生妒嫉呢？程远大他爹过去是衙门旁边林大班轿行抬轿子的轿夫，解放后不兴坐轿子了，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搬运社，成了搬运社的搬运工。程远大在作文中说他爹跟电影《六号门》里的码头工人一样，是搬运工人，他自然名正言顺成了工人的后代。那时候，工农联盟是国家的基础，工人又排在头一位，叫“工人老大哥”，顶吃香的，哪里像现在哟。我就在心里头恨我爹当初为啥不去抬轿子。
程远大，根亦正苗亦壮花亦红叶亦绿，是老师眼中最好的学生，不仅让他当班长，学校实行校值日制，头一个当校值日的学生就是他。做晨操的时候，校长亲自把校值日的红袖箍给他戴在手臂上，让他站在值周老师身边看着大家做操，做完晨操，又跟在值周老师屁股后头到各个班去检查早自习。到了周末大扫除，还要检查各个班的卫生。他的眼睛比值周老师的眼睛还“奸”，我们班的玻璃窗上有一点苍蝇屎没擦干净都让他看出来了，结果我们班就没得到最清洁，只得了个清洁。同学们就怪他不卫护自己的班，手倒拐往外拐，一点让手都不打，太不热爱班集体了。他就说同学们小心眼，自私自利，没擦干净就是没擦干净，不能护短，自己这么作才是真正热爱班集体。他还把这件事写成稿子，题目叫《校值日做得对不对？》，先登在学校的墙报上，后来《中国少年报》上也登了，还加了编者按，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文章中虽然没说那个校值日就是他自己，但学校还是知道了，校长就在全校同学面前表扬了他，要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
程远大这样红，给苏联小朋友写信交朋友当然少不了他。他可以坐在学校教室里堂堂正正地写，写好了老师还帮他改，改好了还帮他交上去。不仅如此，老师还替他取了个苏联名字，叫舒拉，是从那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课文中捡来的。不像我，在学校里没有资格写，只好回到家里一个人偷偷地写，生怕被别人看到了，写好只能藏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地做了两个书签。一个是把秋海棠叶夹在旧书里，等它慢慢地干了，再在叶把上拴上红丝线，因为我听大表姐说过，说我们中国的地图就像一片秋海棠叶，可惜这个像中国地图的秋海棠叶书签后来碎了；还有一个书签，是先用薄薄的白纸板剪成一个比乒乓球稍大一些的圆，周边剪出整齐的小缺口，把自己的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放在正中，根据中间头像的大小，每隔几个缺口依次往下缠上彩色丝线，缠满一周，就成了一圈花边，中间一个圆空，正好把头像露出来，另一面的圆空里写上“中苏友谊万岁”，是上手工劳动课老师教的。我也偷偷地想过给自己取个苏联名字，开头想取夏伯阳，放坝坝电影的时候放过苏联电影《夏伯阳》，夏伯阳这个名字好记，就跟中国人的名字一样，后来又觉得怪不好意思。为啥怪不好意思呢，因为人家夏伯阳是苏联大名鼎鼎的英雄，我一个地主儿子，癞子大麻疯王怀当康家败，连跟苏联小朋友写信都不配，还配用这个英雄名字吗？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人家程远大配得上舒拉这个名字，我配不上夏伯阳这个名字，又想，人家程远大取了苏联名字敢正大光明地亮出来，叫得响用得上，我取个苏联名字敢正大光明地亮出来吗？叫得响用得上吗？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跟人家程远大比，人比人，气死人，只好算了。我偷偷地写了信，交不出去，只好自己念给自己听，一边念一边听还一边想象着那个苏联小朋友瓦夏的样子，想他收到我的信会怎么样，想他会不会回我的信，要是回我的信又会怎么回……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卡拉OK”了，自娱自乐，可怜巴巴的。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给苏联小朋友写信，也不是凡是写了交上去的都会邮到苏联去。信送到县文教科后，虽然学校已经筛选过一次了，还不行，还要根据学校介绍的情况再筛选，然后才送到“中苏友好协会”去，据说送到“中苏友好协会”还要再选。真是花中选花，好中选好。程远大是我们全县被选上的唯一，真够幸运的，幸运得让全校同学都羡慕他，一个个羡慕得要死。
就这样，幸运的程远大十分幸运地跟一个名叫娜达莎的苏联女学生交上了朋友。那个名叫娜达莎的苏联女学生给他写来了信，寄来了苏联的邮票，她的照片，还有自己画的画。
那时候，凡是苏联的东西都是好约，都要学习，真有一点言必称苏联老大哥，行必学苏联老大哥的味道。就连中国的英雄，都要挂靠苏联的英雄，比如，刘胡兰被称为“中国的卓娅”，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黄继光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等等，仿佛他们不挂靠上苏联英雄就不成其为英雄了，或者因为跟某个苏联英雄挂靠上了就更加英雄了一样，更不必说其他了。所以，邮递员第一次送来了从苏联给程远大邮寄来的信件，这又成了轰动全校的新闻，比他的文章头一次登在《中国少年报》上还要轰动。程远大又一次成为名噪小县城的明星。学校把娜达莎写给他的信，寄给他的邮票、照片和画，放在铺了红布的桌子上，摆在操场中间，让全校师生排着队参观，后来文教科又把它们送到县中去让县中的老师学生参观。
参观的时候，我们在这些来自那个遥远而美好的、被称为老大哥的、是我们的明天的国度的东西前面久久驻足，含不得离开。在我们眼里，它们都成了圣物，闪出耀眼的光芒，令我们深怀敬畏，连平时最调皮捣蛋的同学都不敢摸一摸。特别是娜达莎寄来的那些照片，真人实景，更引起我们莫大的兴趣，也更加光彩耀眼。其中最大的一张，是娜达莎和她爸爸妈妈弟弟的合影，比乒乓球拍还大，还是彩色的。连我都看得出来，色彩是照上去的，自自然然，鲜鲜活活，跟真的一模一样，不是后来描上去的彩，描上去的彩不一样，死死板板的，看得出来。那时候县城里还没有一家照相馆，只有来了跑滩的照像师傅才有照相的机会，照张黑白照片都是挺稀罕的事，更不用说彩色的了。照片上的娜达莎一头鬈发，金黄金黄，大眼睛，像蓝天一样蓝，蓝得干干净净，鼻梁挺直，胖乎乎的脸上笑出一片灿烂的阳光，佩戴着苏式红领巾，穿着蓝花格子短袖连衣裙，白短袜，凉皮鞋，和弟弟幸福地依偎在爸爸妈妈中间，一只红色游泳圈斜倚在腿上，让我一下子就把她跟童话中的小公主联系起来了。童话中的小公主我没见过，娜达莎的照片我看到了，娜达莎在我心目中就成了童话中的小公主。说实在的，我想象中的那个苏联小朋友，炼钢工人的儿子瓦夏，跟照片上的娜达莎比起来，差了十万八千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用人家说，我自己想想都脸红，都自卑。照片背景上的轮船比县城里所有的房子都高大，都气派，都壮观；大海一望无际，白云朵朵，海鸥翩翩。照片背面，娜达莎用俄文写了说明：这是我和爸爸妈妈弟弟在黑海边度假。事前，娜达莎寄来的信和附在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都请县中教俄语的周老师译成了中文。还有一张，是娜达莎坐在小木椅上，左手执小画板，右手拿画笔，正专注地在画画，脚下绿草茵茵，身边鲜花簇簇，背景上还露出小木屋的一角。背面的文字说明是：我在我家小花园里写生。有一张是娜达莎和几个孩子一起在喂小白兔。看到照片上的女孩子都穿一样的衣裙，男孩子都穿一样的衣裤，跟解放军一样，我们觉得既新鲜又奇怪，还不知道那是校服。背面的文字说明是：我们的课外米丘林小组。这些照片传递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那么实在又那么丰富，勾起了我们童心中无穷的想象，使那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抽象变为具体，由空洞变为充实，由远在天边变为近在眼前。我们这些边远小县城里的小学生眼界为之大开。虽然那时候我内心很自卑，自卑到把自己比成癞子大麻疯王怀当康家败，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涉世不深，看了这些还是很受鼓舞，觉得前途也多少增加了一些亮色。
程远大跟这位苏联小朋友娜达莎的通信友谊，被他从小学带到了中学。在热闹喧嚣了一阵之后，报纸上就开始讲苏联的坏话了，说他们背信弃义了，把合同撕毁了，把专家也撤走了，不再认苏联这个“老大哥”了，也再不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了。程远大和娜达莎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虽然烟消云散了，但留给程远大的记忆还是美好的，终生难忘的。令人想不到的是，给程远大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的这段往事，给他的命运投下的阴影，却更让他终生难忘，以至死不瞑目。
从那以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就相继在程远大身上发生了。就在我们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先是学校将他的助学金降到了丁等，甲乙丙丁，就是最低等。自从上初中以来，程远大的助学金一直在甲等居高不下，原来每月7元5角钱，不仅不用交一分钱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学生伙食团吃饭，一日三餐，吃得舒而阔气，不像我经常为交不够伙食费被翻牌停伙而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他不交伙食费不说，而且还剩余了5角钱作零花钱。可别小看这5角钱零花钱啊，在当时能办不少事了。我星期天进山背柴卖，辛辛苦苦一天也挣不到5角钱。现在他的助学金一下子降为丁等，每月就只有1元5角钱了，不仅零花钱没有了，而且还要补钱，要不补足7元，一到月尾也会跟我一样翻牌停伙，筷子敲得空碗响了。接着是不让他再担任年级的团支部书记，老师对他说，是为了让比他年龄小的团员同学得到锻炼，用如今的话来说，有让团干年轻化的意思。这种解释也还差强人意，当时程远大已经18岁了，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同学。紧跟着又不让他再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长了，由一个二年级的同学来接替他，说是免得以后青黄不接。学校组织初三的学生到邻县中学联欢，联欢会上代表学生讲话的也不再是程远大了，要在以往，在这种场合上台代表学生讲话的总是程远大，他是学校的盖面菜，又会写，每次总是写得比老师要他表达的意思还好。
很快我们就初中毕业了。毕业后的去向有二，一是升高中，将来考大学，一是报考地区师范校，将来当小学老师。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在闹饥荒了。年龄的增长和饥饿的煎熬，使我们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变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开始脚踏实地考虑自己人生的去向。
程远大今后的去向，自然也成了同学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私下大家作了些猜想，最先估计是保送他上高中，将来读大学，学校讲了我们这一届有7个保送名额。大家都说程远大不保送谁保送？程远大不读大学谁读大学？后来学校公布了保送上高中的名单，大红榜上写着7个同学的名字，其中没有程远大。同学们又议论说，保送不保送，对程远大来说其实都无所谓，他是一定稳上高中将来稳上大学的。后来录取上高中的张榜公布了，榜就贴在教导处外面的墙壁上，两大张，程远大再次榜上无名。同学们于是又推测，程远大可能去读地区师范，以他的年龄来说，读师范挺合适的。结果怎么样呢，又给了大家一个出人意料。当时因为边远山区急需小学教师，连我这样的狗屎都被捡到箢篼里，接到了地区师范校的录取通知书，程远大却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同学们真是太天真了，有的认为是邮局出了差错，要么是错投了，要么是弄丢了，主张到邮局去查询，有的认为程远大没收到录取通知书说不准是件好事，可能他要直接安排工作，真的要到地区报社当记者了。上初中后，程远大再不给《中国少年报》和《红领巾》投稿了，改而给地区办的日报投稿，时不时有豆腐块小文章登在地区的日报上，学校沾了他不少光。他是地区日报的通讯员，早就有过地区报社要他去作记者的传闻，如此一来，大家都以为程远大要圆他当大记者的梦了。
同学们的天真被最终的事实击得粉碎。升学与当记者对于程远大，真好比“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枉自嗟呀。”升学无望，当记者也成了泡影。程远大将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没出门。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去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当时许多地方都需要他这种家庭出身又好又有文化的青年人，安排个工作并非难事。可人家就是哼哼哈哈，不说不解决，也不说解决，要他们等。注定要远航的程远大就这样出人意外地搁浅了。
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升学考试，再次报考的程远大又落选了。不久便有噩耗传到了我就读的地区师范校。程远大自杀了！他跳进了县城东郊的翡翠湖，三天后尸体才浮上水面被打捞起来。被打捞起来的他全身肿胀，两只眼睛死死地瞪着，望着苍天，任他父亲怎么替他抹都没有闭上，只好让他大瞪着两只眼睛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样也好，把眼睛睁大点，在这个世界没有看清楚的东西，到另一个世界也许就会看清楚了。
程远大的死惊动了有关方面，为了弄清他的死因，公安局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清查，发现他投湖自杀前的最后一则日记只写了分行排列的三句话：“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每句后边的那个问号都打得特别大特别重。因最终也没查出什么可疑的东面，程远大的死也就不了了之。
本该前程远大的程远大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不幸的结局，后来同学聚会时，每每成为大家探讨的话题，但都说不清楚个中就里。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位当初跟我一起读师范的同学回到母校任校长，找出程远大尘封的档案来看，才看到他的毕业鉴定上赫然写着：“该生有替苏修充当特务之嫌疑，不得升学，亦不得安排工作”。
对一个中学生学校为什么会这么武断地作出这种要命的鉴定呢？我这位当了校长的同学去询问当年给程远大写鉴定，现已退休的老教导主任。也许因为程远大人生的反差实在太大，老教导主任对当年的事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上头就是这样通知的呀。问他后来学校为啥不给本人平反，他说学校凭啥给他平反？责任又不在学校，学校只不过是按照上头的通知办事。再问他上头的通知能找到吗？他说到哪里去找？口头通知，就一个电话呀！还说，虽然就一个电话，口头通知，无凭无据，学校能顶着不执行吗，你若顶着不执行，谁知道这里面会有啥来头。苏修特务，吓死你！为了他这条鉴定，校长找我谈过好几次，校长也很为难，他也弄不清楚这里边究竟是什么原因，事干重大，最后只得等因奉此，执行照办了。
边远小县城的中学生程远大，被指为“有替苏修充当特务之嫌疑”，因此既不能升学，又不给安排工作，除了因为他曾经被安排给苏联小朋友通过信交过朋友之外，还能因为别的什么呢？就这么捕风捉影子虚乌有的一句话，就活生生断送了一个年青人的前程，断送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