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粤海风》2007年第04期
栏目:回望
1955年夏天,信心满满“站起来”的新中国,发生了一件在后来被反复提及和纠缠的案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这件事在现在看起来,与建设一个从战乱中走出来的强大的中国,与摆脱一穷二白的国家目标是如此的不协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充满了期待,认为在这个摆脱外乱内战的和平的社会中,一个休养生息的时刻已经来到,国富民强的梦想将成真。然而,对于革命的转向,从军事战线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并且将渗透在自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对于其后果并没有足够的准备。胡风案件无疑对此后不断的思想文化运动有着预示的作用,从那以后以政治的手段整治文艺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史上常见的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胡风及其案件?即使我们仍然沿用好坏、对错的二分法,在案件中我们不会发现一个纯然的坏人和一件绝对的错事。然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发生惨烈悲壮,几近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许我们不能仅仅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更需要去寻找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本文将从革命心态上来理解这股力量。
“革命”是胡风生活年代最具涵盖性的语词,由“革命”这一词根派生出来的“革命话语”在公共领域内迅速流通,以致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就本阶层利益诉求,对“革命”作出与己相关的解释,革命话语涵盖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革命成为一种无所不覆的全能意识形态。胡风及其同时代的文人,正是在革命的语境下完成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确认。在革命的名义下塑造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内化为主体自觉的心理活动或行为动机的推动力量,即革命心态。在革命心态笼罩之中的胡风及其“对手”,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活动亦为此左右,革命因此成为革命文化工作者及其作品的唯一标准。标准的绝对化就是抹杀了革命心态上所具有的个人差异性,文艺理论家各自听从自己革命心态的召唤,各派别不顾及观点之间的“交叠共识”,引发了历次论争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纷争与话语权的争夺。
胡风的革命心态形成亦来源于其个人的独特经验——遗传禀赋、童年生活、物质环境、成长经历,这些经验塑造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的人格特征。[1]这两方面的因素成为胡风革命心态的根本推动力,并作用于胡风的文艺理论中,成为理论建构中的核心要素。分析这种经验的形成和对其文艺思想的投射力是文章的重点。
胡风出生于湖北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父母的性格居于两个极端,父亲专断苛刻,母亲温良宽厚。家庭气氛就是用绝对的努力和坚毅的决心以求生存和绵延。胡风关于父亲的回忆见诸于文字的只有一处,[2]也只是场景性的描述,而对母亲的回忆则满含感情,胡风的胡就是母亲的姓,从他写《林语堂论》开始一直沿用,在诗歌中胡风写道:“我记得,有十来年我是和母亲的鬼影一道过活的。”[3]在艰难压抑的生活中,母亲待人却一直宽厚善良,当家境好转时,她总是背着丈夫偷偷接济有急难的亲朋邻居。胡风对忍辱负重的母亲怀有深切的同情,认为她“是穷苦了一生冤屈了一生的”,母亲的命运让胡风看到了生活给人带来无穷的苦难和困窘。[4]
胡风从父亲处得来的是严苛和坚强。胡风的父亲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正因为他具有面对困难境遇无比的毅力,带领全家走出赤贫,步入小康之家。[5]身处困顿之中,人们通常得克制自己的感情以应付生活,胡风的父亲正是如此。[6]与母亲相比,胡风对父亲感情不似深爱,却继承了父亲争强好胜、坚忍不屈的特点,“自我”意识埋在幼时胡风的心中,和小朋友游戏时,胡风从不服输爱做孩子王,游戏中自命宋江。[7]这种自我意识随着胡风外出就学,感同身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潮,而逐渐成长落实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影响着胡风的思想及行为。
父母亲给予胡风的直接影响,不仅在于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也在于他们无意中营造的家庭气氛。在生活中父母亲的两极性格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家庭的所有矛盾以母亲的忍让屈从为解决之道。冲突没有爆发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只不过换了另一种表现的形式。在胡风眼中,母亲迟钝的顺从并不说明她缺乏情感的感受能力,不需要温暖的关爱,这是她对抗生活压力、对抗和丈夫无意识冲突的一种无奈的方法。胡风依恋母亲,悲伤着母亲压抑的生活处境,细致地感觉着她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胡风才能够敏感地抓住母亲一闪而过的“娇气”。[8]性格两极对立的父母,不会给家庭创造融洽的环境,孩子内心没有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而是处于情感困境之中缺乏必要的安全感。这是我们分析胡风之所以与社会及其他人冲突激烈时,不能忽视的心理历程。胡风从父母亲处获得的不同经验,在以后的文学理论活动中,奇妙地混合成一体。父亲教给他有关人生是一场战斗的经验,从母亲处感受到人生是一个受难的过程,“战斗”和“受难”内在地包含了贯穿人生的紧张感。这两种人生经验为胡风后来的经历所刺激,不断增加厚度,成为胡风对现实世界最基本的认识,追寻其文艺理论的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的思想来源,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着手,或许可以找到可靠的心理依据。
童年时特殊的细节可以沉淀为个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并对他以后的社会行为发生影响。这里鲁迅的经验可以作为理解胡风的参照。鲁迅难忘幼时寻觅“经霜三年的甘蔗”、拾掇“感秋气的梧叶”的情景,记忆中始终保留着中医没有能够治好父亲的事实,以及父亲临终时自己依礼节呼唤,增加父亲逝去时痛苦的场景。这些细节的积淀,成为鲁迅对传统中医、习俗世界、人情世界不宽容的思想渊源。[9]回旋胡风心头的是,冬夜里夜深人静之时,母亲一下一下的舂米声音,与这丝暖意同时出场的,还有母亲劳累过度失去知觉,慢慢转动眼珠,嘴里发出模糊的声音,以及过阴道士说母亲前生没有守节,死鬼丈夫今生来讨债的场景。[10]这是对胡风深爱着的母亲形象的一种丑化和诬蔑。
早期的经历,让胡风直接体验到民间社会中愚昧荒唐的一面,因为这些记忆与他所热爱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所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我们从胡风以后在民间文化、民族形式等问题,持高度警惕戒备立场上,可以发现这些记忆对胡风革命心态产生的影响。遗传因素、童年的环境因素作为人格塑造的源点,其渗透作用是强有力的,从胡风的经历可以看到,“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在这个阶段已经萌芽,并成为一种深度记忆,影响胡风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
胡风开蒙上学后,天赋脱颖而出,受到老师和族中长者的一致赞许,农民的孩子开始走上做一个“读书人”的路,一条布满着紧张和冲突的路。“我从田间来,蒙着满脸的灰尘——望望这喧嚣的世界,不自由地怯生生。/我从田间来,穿着一身的老布衣——在罗绮丛中走过,留下些儿泥土的气味。”[11]在这几句诗中,“布衣”和“罗绮”作为两种意象,点醒了胡风和周围环境的巨大冲突,幼年时父母所给予的“战斗”和“受难”的潜意识,被激活并逐渐融合形成他独特的一种活动方式。
胡风幼年时期并没有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信任关系,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经历,他把个人与环境绝然对立起来,加深了与外部世界的裂痕。这种裂痕阻碍胡风与他人进行深刻沟通交流的可能。永不止息的努力和远大的志向,带领着胡风走出村庄,走出县城,离开家乡越远,他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就越尖锐。
在求学阶段胡风与同学总不能融洽相处。据他的自传记载,18岁的胡风在武昌启黄中学念书,对其他“喝着白开水学说英语”的同学,胡风一概反感。除了课本之外,只有同族的S君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恰好是胡风的崇拜者,因为对家中父亲威权的不满,经常向胡风倾诉内心的苦恼。这份友谊意味着,胡风不惮于挑战强势力量的同时,对他所认为的弱者不乏同情和体恤。
胡风的同学多数是阔绰的公子哥,而胡风一身土气,油黑的脸上点缀着若干麻子,成了同学逗乐取笑的对象。胡风拒绝和其他同学交好,坚决不与环境妥协,宁愿一个人独处。[12]为了鼓舞自己的斗志,胡风视堂房叔父为自己的偶像:“他看起来有些憨气,但骨子里却韧得很,总不肯认输低头,固执地用他那穷苦的生活所形成的犟劲儿对抗别人、保卫自己。当他肩着农具下田或回家,眼睛不看别人,裤脚卷得高高的脚锤子有力地登登走过的时候,那并不是单纯的肌肉动作,而是他整个人在忿忿地向别人表示他自己的存在。”[13]在冷峻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胡风害怕被异己的社会力量吞没的紧张,所以他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优秀的功课成绩是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的一种途径,胡风毫不含糊地做到了,并以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身份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讨论改进湖北教育的宏大问题。[14]
由于和外部环境的落差,胡风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社会,而家族之间的纷争更加剧了胡风的“紧张”。父兄之所以支持胡风念书,大半出于务实精明农民的如意算盘,希望他能够学成当官,使家族免受当地豪绅的威胁。[15]在家乡,为了湖塘的利益,张、方两族之间有很大的纠葛,由于方姓人家的子弟官居湖北省党部主任,所以胡风所属的张姓明显处于劣势,若干年后胡风的大哥就是在两族冲突中被方家殴打致死。[16]胡风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儿子与地主少爷的对抗,这种受压抑的经验,又被家族受欺负的事例所支撑。在胡风的成长时期,他对社会感受最多的是黑暗的一面,特别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宗族压迫,强化了他对民间社会中腐朽力量的认识。在一种“主观战斗精神”的指引下,胡风的“受难意识”逐渐滋生对社会的叛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