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文学》2016年第07期
栏目：国际文坛
瓦尔特·本雅明和西奥多·维森格朗德-阿多诺保存下来的大量书信，一部首次完整地集结于此的通信集，像其中的内容一样还不为人熟知：一九六六年阿多诺和格肖姆·肖勒姆合编了一本本雅明的书信集，阿多诺把本雅明写给他的十一封信和他写给本雅明的两封信编入其中；一九七〇年，鲁尔夫·特德曼节编了一系列阿多诺写给本雅明的信，这些信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本雅明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密切相关。经过修订和扩充后，这个集子收集了更多书信。瓦尔特·本雅明全集的编者鲁尔夫·特德曼和赫尔曼·斯维本华最后节选出版了阿多诺和本雅明的书信，作为该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文献不仅有利于说明本雅明著作的起源与发展，而且揭示了他们在通信期间发生的剧烈争论。
“所有的物化都是遗忘：物体变成纯粹的类似事物的东西，它们其余方面的连续性存在已不再向我们保留：它们的某些元素已被遗忘了。”如果想到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阿多诺在写给本雅明信中的这种感受，我们几乎不能再找到一条更好的方法来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评理论界不断相互争论的不同主张的鲜明差异了，而且当代的二流文学作品正是对这些争论的不同结果进行的总结和表述。阿多诺和本雅明在流落异国的岁月里对彼此的著作进行的相互批评是远离凝固方式的世界，这些重要著作在此首次遭到剖析然后被那些后来者粗糙地重组、接受、解释和“传播”。这本通信集中有相当一部分书信直接涉及到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这部最终以断片形式存活下来的著作，这部著作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破解整个十九世纪，像过去一样，本雅明预先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论波德莱尔（该文出自一封探讨这部著作的信，就是上面引用过的阿多诺那封信）。这些信——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后在本雅明和阿多诺流落异国的岁月里所写的信——通常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经验进行的恰当的理论描述，但是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这种资产阶级文化已不可避免地开始消失了——这种损失和遗忘决不像寻求心身解放的旅行者突然目睹到他旅行的目标那样。
但是如果这些书信直接关系到维持对于移民来说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的话，它们同样直接关系到所有经验主义的压舱石，关系到生活的物质状况，关系到在文化氛围中出版他们自己著作的实际机遇，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前提日益脆弱的情况下，这种文化氛围对于他们的激进批判极为不利。这本通信集揭示了本雅明和阿多诺在他们孤立于世期间同舟共济的实践与文化团结的巨大意义——一个置身于法国文学精英中的外国人，其中只有一两个值得钦佩的例外，尽管本雅明有时也能动用一切外交辞令，他们却淡漠于推进他的著述事业。另一个置身于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正如他在给本雅明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戴帽穿袍，过着一种中世纪的学生生活”，维持着一幅生气勃勃的样子，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智慧则易于被视为一种无情的批评。这种无情关乎重大问题——作者把他们的每一篇作品都看作是对理论建设的一份贡献——它表明团结的批评同样是并且同时是知识分子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博学者的共和国，在固定的学术世界里已失去容身之地，只有在那些被迫放弃所有学术安全以及外在于基本问题的所有契约的人们当中才能延展生存。一九六五年，阿多诺描述了这种方式，实质问题的这种首要性以此将它经验的痕迹铭刻在个体的主体中：“个体无情地坚持精神的这种首要性，无论关系到他自己还是关系到他和别人，并非直接性本身，而是这种首要性变成直接的问题。”即使这句话有明显附和本雅明的意味，但它同样是其作者所持的观点。正是这种“无情”造就了本雅明，阿多诺曾把本雅明描述为一个“伟大而充满热情的书信作家”，而阿多诺本人在写信时则以从蒙昧世纪以来直到他生活的时代那些最有意义的书信作为参照。
保存下来的本雅明写给阿多诺最早一封信写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这是本通信集的开始，这封信是对阿多诺已经丢失了的一封信的答复。从一九二三年起他们先在法兰克福后在柏林相遇，这封信已经揭示了本通信集中他们连续不断的问题探讨的程度。一九三〇年开始之前，阿多诺写给本雅明的所有书信都已丢失：一九三三年三月，当本雅明被迫离开德国时，这些信都被遗留在本雅明在柏林的最后一处寓所（位于Regentenstrasse）里，即使不只是从这本通信集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大损失。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阿多诺的书信原件主要来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间本雅明的文学遗稿，它们早先保存在东柏林，作为前民主德国艺术研究院的文学档案馆的一部分。有些书信作为本雅明的论文保存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由于这些信具有广泛的理论色彩，因而本雅明没有把它们和别的信放在一起；在离开巴黎前，他把这些信和其他各种论文托付给了乔治·巴塔耶，乔治·巴塔耶把这些文稿藏在他工作的所在地：国家图书馆。直到一九八一年这些信才得以发现。阿多诺保存的本雅明的书信原件被发现于他的文学遗稿里，现属于西奥多·维森格朗德-阿多诺档案馆（位于Frankfurt am Main）。在这些文件中，本雅明的书信原件有一封被弄丢了，或者也可能是收信人基于安全考虑把它故意毁掉了（见第二十封信），有时候用打印件而去参考原件的复印件是可能的。
这本通信集中的书信和名信片都按年代先后顺序完整地印刷出来，没有任何删除和缩略。由格雷特·阿多诺在阿多诺的名信片和书信后添加的附言也收入本集，并用小号字印出。一个特殊例子是，一封给阿多诺的信来自第三方，即美国艺术史学家麦耶·斯卡皮若，由于这封信是对本雅明向阿多诺提出的几个问题的直接答复，并且阿多诺在寄给本雅明这封信时附了一些相关的解释性话语，因而被选入本书。
对这些信的注解意在阐明其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人名和特殊背景。书中用大量的参考资料解释个人，新情况和事件，为了阐明这些情况，文中还引用了其他尚未出版的相关书信：阿多诺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通信，还有本雅明和格雷特·阿多诺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通信。当信中详细谈到写信者双方的理论和文学作品时，有时会采用富有特色的文本评论，然后一般性地给读者提供与所谈著作相关的书目信息，并指明该作在这两个作者全集的标准德文版的准确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