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维森格朗德先生：
既然我最初的柏林安排已被确定，我悉听尊便。我已预先读了你的整个就职演说[5]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还把此事告诉了恩斯特·布洛赫，他让我读了你的信。打开天窗说亮话：毫无疑问，这篇演说整体上达到了它的目标，并以其简洁的笔法完成了对我们共有的最重要的观点的异乎寻常的清晰阐述，而且它拥有那种品质：“气势奔腾而结构流畅”，像阿波利奈尔所说的。布洛赫认为在唯物主义和可疑的观点之间的连接似乎被强行放置在一处，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只有通过精神潮流才能完全证明其正当性并有可能得到辩护，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不仅是一个像外套上的新鲜颜料一样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是用它来工作的问题，也就是说，用它来斗争的问题。关于你对维也纳圈子的批评，布洛赫在他的评论中观点似乎显得很强硬。我认为我理解你为了达成你的结论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恰如其分的深思熟虑，要想洞悉一个人在这个方向上能走多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对由现象学导致的发展进行的批评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死在海德格尔作品中的作用，你的断言是坚决的。尤其让我感到情趣相投的并非那些策略态度之类，而是你在演说中把这种态度和那些所谓权威主张结合起来的极其微妙而稳固的方式，总之，你演说中某些地方的精巧风格使你避免了哲学派别们爱用的传统辩论法。
现在谈一下布洛赫可能提到我的名字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不愿有任何的违心——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希望得罪你——仔细读完这篇演说后，其中非常重要的似乎是部分地证实了关于作者原创这类有失尊严的问题，现在我必须收回在法兰克福所说的话。你的这种做法恰好清楚地表明你已经违背了你曾在反对哲学“派别”时所说过的这些话：
“体系追问的任务并非探索或隐或显的现实的意识结构，而是对现实的特征进行客观的解释，通过把现实中的孤立元素构造成轮廓和图像的活动，在这个范围内，它会进一步提出体系追问的任务，以便归结出最重要的可能发展方向。”
我同意这个主张。不过我决不可能在未参考我的著作的引言中论巴洛克戏剧部分的情况下来写它。只要有这种完整的独特性以及一种相对适中的感觉，这类事物就可以得到描述，新的思想就会获得首次表达。对我而言，在这方面我不能忽略相应的参考书。我不必赘言：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情况就会更加如此。
我希望你也能从这封信中察觉到我为此感到的巨大同情，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格外重要的演说，通过灵活而质朴的方式和你保持像从前一样的哲学友谊是我的强烈愿望。
也许我可以表达我的愿望：你可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演说发表的话，你一定要像你建议的那样提到我的名字。
我满怀喜悦地读了你的《无曲之词》，尤其是第四首和令人共鸣的最后两首。
多谢你送我的那个烟袋。
诚挚如初的，
瓦尔特·本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