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03期
栏目：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就收到父亲的信，照例是聊天，“你妈开始练剑——气功不做了，说是怕走火入魔，天天早上看她拿一支剑出门，我叫她‘亚马孙女战士’。”我笑了。在信的末尾父亲提到，“昨天姑妈来信，你姑父死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姑父死因的……我甚至不待看完后一句话，立刻把信纸往腿上一搁，为姑妈一家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只见过姑父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那天我正和同院的月兰陶玲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跳皮筋，突然见到有人站在我家门前朝我招手。我一看，是姑妈，姑妈身边还有一个陌生人。
我知道姑妈要来。在一星期前家里收到上海姑妈的信，说姑父已经正式从东北回来，身份也不再是“敌我矛盾”。他在“里面”这么多年，现在出来了，姑妈想在他还走得动时，带他到沪宁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走一走，还要过江到我们这个江北名城——扬州走一趟。我还知道爸爸收到信后很不安，他不欢迎姑妈带了姑父来。不料他们说来就来了。
我的眼光落在姑妈身边那个瘦高的老头身上，我注意到，月兰和陶玲也在看他，并且露出吃惊的表情。我非常不快，忙三步两步朝姑妈走去，引他们进了家门。
一进去，我就把门掩上。见我关了门，姑妈才对我说：“这是你姑父。”进门前我已经叫了声姑妈，但没叫他，于是，我顺着姑妈的话音叫一声：“姑父。”
姑父对我笑一笑，说：“你就是小妹。”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我注意到他下巴上有一颗黑痣，嘴里缺了两颗牙。别怪月兰陶玲用吃惊的表情看他，他除去老、黄、瘦，一个人看上去不知怎么的不舒齐，好像他是个箱子柜子什么的，曾被剧烈地挤压过，因此弄得每个榫头有些错位。两只肩膀高低不平，一颗头往高的那一边微侧过去，像在费劲扛住一个东西。
因为走神，我竟没请姑妈姑父坐。姑妈自己在方桌边的椅子上坐了，叫姑父也坐。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到门背后拿放在一张小课桌上的水瓶，给姑妈姑父倒水。才倒出一杯，水瓶空了，摇摇另一只，也是空的。我对姑妈说：“姑妈，你们坐着，我去老虎灶泡水来……我再去办公室叫爸爸回来。”
姑妈说：“你去，我们就坐在这里。”
出门就看见月兰陶玲两个站在离我家不远的路边上，都迎着我笑，笑得很暧昧。
月兰张口就朝我问：“小妹，那老头是你家什么人？”
“姑父。”我皱着眉说。
“哎，小妹，他的眼睛是不是假的？我说不是，月兰非要说是。”陶玲问。
“你的眼睛才是假的呢！”我沉下脸，绕过她们就走。
不过，姑父的眼睛是呆定定的，看着是像假的。要生得小一点也罢，偏还生得大，眼白那么多，更像假的了，惹月兰她们笑话！爸爸妈妈不要他来，是有道理。这个姑父，我也一点儿不喜欢！好好的哪里冒出这么个人来？光是姑妈一个人来，多好。
我走出大院的门口，师范学院就在我们家属大院对面，中间隔了条小街，小街上有一个老虎灶，一家面馆，一个酱园杂货店，一个糕饼店。我把水瓶寄放在老虎灶，走进师院里去找爸爸。
傍晚时分校园里很喧闹，来来去去的行人，自行车铃声，广播喇叭里的歌声，球场上的吆喝声……全在表示一天里工作学习的人松弛了，可以休息回家了。可爸爸总是回家晚。早几年他作为一个“漏划地主分子”，从教师队伍里清除出来，赶到学院的农场劳动了几年，一年前才被“解放”，作为“可以教育好的知识分子”，允许回学校教书，因此他非常卖力，每天无论有没有课，都要到天黑才回家。他果然还留在中文系办公室里，他一听我说姑妈姑父来了，脸一紧，眉头蹙起来，推上开着的抽屉，站起来，拔脚就往外走。
我小跑地跟着他，直走到师院门口，他才脚步慢下来，回头问我：“你妈回来了？”我说：“还没有。”他想一想，向右转身，往小街上的那家面馆去，那里兼卖熏烧熟食。爸爸从面馆的熏烧摊上买了半只盐水鸭和半斤香肠，买的时候，熏烧摊上的任胖子问他：“家里来客了？买上这些熏烧？”
爸推一推眼镜，挤出笑来，说：“哪里……孩子要吃昵，馋……答应了她的……”
我一听，就赌气先走下台阶，跟他回家时，离了他两步远，连放在老虎灶上的两只水瓶也忘了提回来。
爸一进门，就说：“啊哈——来了……”
姑妈和姑父都站起来，姑妈说：“秉弟，我们还是来了。”
她话音未落，姑父就在边上叫道：“啊呀！秉弟啊——”这一次他说的却是上海话，那双木呆呆的眼睛亮了一亮，放出光来，两只手笨拙地搓动着，不知该往哪里放。
爸爸却没有走近他，反倒把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像是要把射出去的光藏住一般。“啊，啊……”爸爸干干地笑着，只隔了桌子对姑父摆一摆手，说：“啊，纯哥，坐，坐嘛，这真是……这真是……不容易啊。咦，怎么茶也没有泡，小妹还是不懂事，也不知道给客人泡茶。哎，水瓶哪里去了，小妹……”
我这才想起忘在老虎灶的水瓶，吐一吐舌头，赶紧跑出去。
等我从老虎灶把两瓶开水拎回来，看见家里连后面的窗子都关上了。爸爸接过我手里的水瓶，支我到厨房去帮妈准备晚饭——妈妈已经回来了。我往厨房里去，见妈正往一个蓝花大碗里磕鸡蛋，每磕一个蛋都用一根手指头把蛋壳里的蛋清刮干净，嘴抿着，两条皱纹顺着鼻翼连到嘴角，显得很严肃。我在小凳上坐下来择韭菜，见妈不来跟我说话，就主动问：“妈，今晚怎么睡呢？”
妈不看我，说：“他们不住家里，晚上就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妈把眉头皱起来，给我一个盆，“快把韭菜拿到水龙头上去洗，我等着炒呢。做事总这么慢慢吞吞的！”
我接过盆，把择好的韭菜放进去，磨蹭着不走，还问：“妈——你说他……是在‘里面’二十年吗？‘里面’像什么样子呢？”
妈着实瞪了我一眼，“去洗菜！”还把一只手对我挥了挥，赶苍蝇似的。
我生着气走出去。妈怎么这样，问问都不行，又没当着人问。不就这点事吗，家里谁不知道呢——姑父是个劳改犯，刚解放就抓进去了，现在放出来了。
招待姑妈姑父的晚饭做得不算很讲究，但量还足。一盘炒鸡蛋，一盘韭菜百叶丝，一盘拌萝卜丝，一碗雪里蕻虾米汤，然后是盐水鸭和香肠。妈一边布着筷子，一边客气道：“临时凑的，草草不恭。”
姑妈就笑笑说：“不好意思，突然上门。”
姑父坐着不说话，对着一桌子菜肴，他脸上有一种近似庄严的表情，仿佛信徒对着神坛一般，眼睛由于聚焦显出了奇异的光彩。
妈就说：“她姑父，吃啊，不要客气。”说了，抢上去，先把一块鸭大腿夹到姑父的碗里，又一块，夹给姑妈。
姑妈说：“自己来，自己来。”
姑父还是不说话，只见他用鹰隼般的速度，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见他把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小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姑妈看了他一眼，用筷子先把骨头剔下来，才把肉送进嘴里，抿着嘴，慢慢地开始吃。
尽管我不喜欢爸爸刚才对熏烧摊上任胖子撒谎，但我对熏烧摊上买来的熟食的确挺馋的。刚才在厨房，妈在装盘，我就想先拈一块鸭子肉吃，被妈喝住了。上了饭桌，我先识相地夹了一块垫在下面的鸭脖子，吃掉上面有限的肉，把骨头含在嘴里——熏烧摊上的盐水鸭做得真好，连骨头都是香的。我想着也夹一块鸭腿吃，却只见姑父嚼完了嘴里的，不等人让，伸过筷子，又去夹第二块鸭腿，然后第三块，第四块……又迅又猛又利索，我愣住了。只见姑父两只大而无当的眼睛因吃得卖力而蒙上了一层薄泪，竟有了些晶亮的反光。他的筷子只朝那两盘熏烧摊上买来的荤菜戳过去，素菜根本不碰。姑妈的脸红着，眼睛垂下去，只勉勉强强地在盘子边上夹几根韭菜、几根萝卜丝那么吃着，吃吃停停，不断地用眼睛去看姑父。
姑父只顾大嚼，待他的视线终于和姑妈相遇时，他筷头上刚送到嘴边的一块鸭子就一滑掉到地上去了。他立刻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弯下身体去找。这时爸爸妈妈眼睛都垂到饭碗里，极认真地大口吃饭，谁都不互相看。只有姑妈紫涨了脸，低下头去，对姑父轻声说：“不要捡了，随它去好了。”姑父不理，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弯了腰继续找。想是看到了，就把一只手臂伸到桌子下去够，身体全沉到桌子以下，只剩一颗头露在桌面上。因尽力伸直手臂的缘故，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横着竖着像划了格子，眼珠子也抄上去，露出大块吓人的眼白。
我一下没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父母两双四只眼珠子立刻锥子似的朝我刺过来，我吓得赶紧咬住自己的下唇。
姑父身体直了起来，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下来，手上撮着那块捡来的鸭子，在灯下虚了眼看一看，就送到嘴里去了。姑妈的脸白了，甚至搁下了筷子，眼睛里有了泪光。爸爸隔着桌子朝她轻微地摇一摇头，姑妈就又拿起了筷子。
这天晚上虽然饭桌上人多了，但这顿晚饭却吃得闷，大家的话都奇少。
吃完饭，爸爸和姑妈姑父每人跟前一杯茶，都在桌子跟前坐着，却还是闷闷的，没有什么话说。我不想去厨房帮妈妈收拾，也赖在饭桌边上，假装在看夹在一本旧的《江苏教育》杂志里的剪纸，特别希望听他们谈出点什么来。姑妈就找我说话，“小妹，这些剪纸都是你自己刻的啊？”
“有的是，有的不是。”
“我看看，行吗？”
我把《江苏教育》递给她，姑妈就一张张地翻了看，还朝坐在一边的姑父把身体略倾过去一些，意思是让他也看。姑父一只手端着茶杯，一只手就点过来说：“这一张刻得很好啊。”他指的那张剪纸是一个胖胖的扎着两个鬏的娃娃，抱了条鲤鱼，鲤鱼的鳞片网眼般细密，刻起来很花功夫。他点过来的手正好完全摆在我的眼睛底下，我看得浑身一凛，那手背上筋络沟壑般纵横，每一片指甲的指甲沟都裂得很宽，指甲扁而毛糙，像是被锉子锉过的，叫人看了又恶心又难过。
这时妈从厨房过来请姑父到厨房去洗澡，水和木盆准备好了。姑妈就和姑父一起站起来，跟妈到厨房去，帮着安排。
我靠着桌子慢慢把剪纸收起来，偷偷看看爸爸，他对我看也不看，好像我不在跟前一样。他自顾点起一根香烟，眼光定在空中，吸着，眉头微皱。一只蛾子在他的脸跟前飞过去，他挥一挥手，非常不耐烦，眉头皱得更紧了。
一会儿，姑妈过来了，又在桌子边上坐下。爸把烟猛吸几口，把烟屁股揿灭在跟前一只方的玻璃烟灰缸里，一边揿一边低着头，眼睛不看着姑妈说：“纯哥，他……实在变得认不得了……在那边……他到底怎么过法的？”
我赶紧竖起耳朵，姑妈却不说话，直了眼盯住眼前的茶杯，一会儿，眼圈红了，半晌才说：“秉弟，你何必再问，看看这种样子，想也想得出来。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能活着回来，就好了……啥人晓得会变得这样。在家里，吃起来也这副样子，在那边饿疯了……我和孩子说他，他说晓得了，一吃起饭来，就忘记了，恶形恶状，饿死鬼投胎式样……我也是想，再老下去，只怕更带不出来了。我和孩子总要给他做些什么，这么多年委屈……不然我不会带他来，真是作孽。”姑妈说着就擦眼睛，也顾不得我在跟前。
“阿姐，你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这么讲嘛。他也是……不容易……我们哪里会嫌他这个……只是……唉……只是……唉！”爸说着伸手摸摸脸，又摸摸脖子，脸上是一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表情，难看极了。
那天晚上，姑妈姑父果然没在家住，爸爸领他们在外面的旅馆里开了房间。第二天，他们没再来。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的房间睡不着，伸着耳朵听父母在房间里的对话。
“他洗过澡的木盆你有没有烫一烫？”父亲问。
“烫了，用掉半瓶水呢。”母亲说。
“一张床位要多少钱？”母亲问。
“一块五。”
“啊呀，三块钱！……其实你这个人太胆小，这两年也不像前两年了。自己的亲戚，是政府放出来的，又不是逃出来的，留他们在家里住怎么就不可以，你怎么会怕得那样。”
“女人家，懂什么！”
“他劳改期满了，就不能算劳改犯了吧？”
“那是你说的！哼，什么时候都是说翻脸就翻脸，不当心，不当心你试试看，马上给你颜色看！”
“这下要把你的阿姐得罪了。”
“得罪她事小，得罪了公家呢？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再说，她男人这辈子，就是不当心才弄成这样。她不作兴来怨我。”
“你说，报馆老板为什么会在去台湾前在留给他的箱子里放一把枪呢？是故意要来害他……”
“那不会，当年他是报馆老板跟前的红人呢，老板害他做什么？只是在乱世，留给他一把枪防防身吧，怎么就摆进去了。最冤枉的是，他这个戆大，自己都不知道箱子里有枪。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他也不把箱子开开查一查，该扔的扔，该毁的毁，就那么一直放在办公室里，等着接收报馆的人来搜到——天底下有他这样的戆大！”
“啊呀呀，这个老板真正害死了他。二十年啊！”
“什么啊呀呀？你还没见他过去的样子呢，更要叫你啊呀呀了，看看他现在，天老爷！……你再要不当心试试看！”
“他过去什么样子？”
“……”
“在报馆里做编辑的人，当然应该是个读书人的样子了？”
“……”
“咦，说二十年，不止啊，他一九五〇年进去的，现在都一九七三年了。”
“是啊，他们那里满了期以后没有人出来的，说是留场工作。只有到他这样，又老又病的，就不留了，还留着做什么？这才给放回来了。”
“他关进去定的什么罪？”
“这种事不要再问了，已经告诉过你了，‘反’字头的。从此不要再问，记牢！”
我身上燥热起来，蹬掉薄被，特别希望让自己立刻感冒，发烧，或者拉肚子什么的大闹一场才好。我讨厌这一晚上所有这些别别扭扭的事，也讨厌我们家，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