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法默出差的时候，行李箱总是装满了许多药品和幻灯片，以及做礼物用的海地手工艺品，最后剩下仅够他放三件衬衣的地方。他有一套黑色西服，足以让他在传染病协会填订票单时将笔尖在裤子上蹭蹭，然后赶晚班飞机抵达利马或莫斯科，看上去依然像模像样。在去南卡的路上，他发现西裤的拉链坏了，“哦，我得把上衣扣上。”演讲开始前他对我说：“裤子拉链坏了的时候，先生们只能这么做。”
他出席了安德森郡医疗协会的一个会议。这个协会的一些会员每年到C村免费行医，其中一些是教会成员，属于一个给康复中心捐助长达二十年的教会组织。人们衣冠整洁，听法默给他们介绍海地，包括一个惊心的统计概要（那里人均年收入约二百三十美金，四十岁以下的居民有百分之二十五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和许多精彩的图片——这些图片显示出来自南卡这样一些地方的奉献，对海地如何产生了巨大效益。有一组照片是这样：一个前来就医的小女孩，患严重肺结核，秃着头，四肢枯瘦。但同样是这个小女孩，在治愈后却满头黑发，面颊丰润，正冲着镜头微笑。听众中传来惊叹声，接着是掌声雷动。不论台下坐着什么人，这两张照片总是引起相同的反应。病愈的女孩也让法默高兴，但是他清楚第一张照片更能反映海地的现状。掌声平息以后他略显忧虑地微笑着说：“看来，她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承担着染病和死亡的最大风险，不仅仅是赤贫的人，连富裕国家里相对贫穷的人，也总是和沉重的疾病负担以及过早夭折联系在一起。药物只能解决贫困的一部分症状。法默总是说，我和我的同事们愿与任何人为伍，去改善像海地这类国家中“政治的经济”。可是穷人仍在受苦，正如法默所描述的，“他们死得无声无息，就像溶化掉了”。“健康伙伴”的信仰就是给他们提供直接的帮助，“我们称其为务实的共同责任”，法默在南卡告诉听众，“这词可能有点傻气，但我们说到做到。”
法默向大家宣示了一段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患有多抗药性结核病的人总是因为缺乏有效治疗而死亡。”他问道：“为什么救不了？那是因为充足的资源还没有到达像海地和秘鲁这样的地方。”他出示了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不愿意被认为在医院里“白花医疗费”的小孩。他说，“如果出于节约钱的目的，效益分析当然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如此夸大其辞来削减健康支出？我们必须抵抗这种降低穷人健康标准的压力。我们是医生。我并不是说要在C村做骨髓移植手术，但是至少是有保障的治疗。平等是惟一可接受的目标。”
“他总是想让你火烧屁股地跟他走。”听众中有人这样说。事实上，台下只有一些出于礼貌的掌声。
同听众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法默有他个人的宗教。他赞成天主教中解放神学派的教义及其中心戒律——为穷人提供优先权。但是，他也告诉我，“我和我的天主教也就有那么一点联系，我一直想在禁用避孕套的经文里有所发现。”他的一些想法在那天没有完全说出来，比如“我认为应该有一场适用于海地这类地方的财富再分配”，诸如此类，对于提不起精神的听众来说，似乎太极端了，但他仍然喜欢这些人。
他的政治观非常复杂。他与那些看似盟友的人貌合神离。比如那些被他称之为“白自”的人，所谓“白人自由主义者”，常常推出黑人作为他们最有影响的代言人。“我爱他们，爱得要死，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这些‘白自’总认为世界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他们自己的付出。我们不这么看。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奉献、自责，甚至遗憾。这就是鱼龙混杂的原因。”他更愿意与教会合作，比如找那些他称为“教会女士”的人们。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一个教会女士的家。她是一个优雅和善的南方女人，住在一个退休社区里，我们来到时，一个与她为邻的退休牙医正在粉刷各家邮箱上的小旗杆。关于我们的女主人，法默说，“她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漂亮的哈佛笨驴任何时候都没法与她相比。我爱她，真的。”我有点糊涂了。这不是一个让你印象中能够翻天覆地的那种女人。天亮前的一个小时，我们爬进了她宽敞的新车，她打开车灯，让灯光照亮了车库，里面是法默为C村新建一个眼科诊室所需仪器的货箱，一直堆到了车库的天花板。
在我们经由迈阿密飞回海地的途中，法默为那些“健康伙伴”的资助者们写答谢卡。飞机降落在迈阿密机场时，法默说他有一个幻想：有一天遥望天边，那些用药商巨款堆砌起来的高楼将一五一十地坍塌。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再一次失望了。他有另外的迈阿密日程。根据停留在这里的时间，一个机场逗留者享有“迈阿密一日”或是“迈阿密加长日”。这期间他在他最喜欢的古巴理发师那剃了个头（用西班牙语闲聊），花五十五分钟（是美国人做弥撒的时间）读完了《人物》杂志，即他心目中的“流行研究杂志”。然后去机场的贵宾俱乐部，洗个热水澡，懒洋洋地躺一会。他还查了电子邮件，收到一封来自C村的信：
亲爱的保罗，我们很高兴再过几个小时就能见到你了。我们想念你，就像干裂的土地想念春雨的滋润一样。
“只不过分开才三十六个小时啊？”法默对着电脑说，“哦，海地人啊，他们真是太热情了。我可爱的人们。”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此生中在C村有一个最像个家的房子，栖落在康复中心对面的陡崖上。这是一间改良的农舍，有铁皮屋顶和水泥地板，更特别的是，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不过没有热水。法默告诉我，他晚上睡五个小时，但是很多次我打量他的房间，他的床好像从来不曾用过。有一次他告诉我：“我睡不着，总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治疗，让我受不了。”我只能假设他某些晚上是睡了的。他的一天开始于黎明，花上一两个小时查看等在门外的病人，确定护士没有遗漏掉什么重病号，再花一小时一边吞几口早饭，一边回复电子邮件，将其发往秘鲁或是“健康伙伴”、哈佛学生、传染病协会的同事，还有俄罗斯监狱结核病控制机构。然后，他在诊室里开始接待病人。
大多数病人都很穷，不是受伤了、瘫痪了，就是眼睛瞎了。聊以欣慰的是，有一个拄着拐杖来到诊所的病人，曾因艾滋病和结核菌感染，体重下降到九十磅，现在又恢复到一百五十磅。另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少妇，看上去很健康，让人难以想象到老父亲一个月前还在为她准备棺材。不过也有个瘦小的老妇人，脊椎被结核菌吞噬，已成了直角的背和腿使她无法直立。另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体重只有六十磅，用法默的话说，“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饥饿，我们马上就要像吹气球似的把他吹起来”。一个患有抗药性结核病的秀丽姑娘正接受治疗，又因为细胞贫血症而痛苦地呻吟。法默给了她一些吗啡。一位得了抗药性结核病的老头双目失明，渴望有一副眼镜。法默便给他找到了一副。法默称呼老人们为“老爹”或“大娘”，总是在查病时同他们开开玩笑。“开心一点总比垂头丧气好啊。”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在C村短暂的两周里，他还提供“巫法咨询”。一个女人指控她的一个儿子将疾病“投蛊”于另一个儿子，导致其死亡。法默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力图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和平，虽然做起来很难，经常磨几个月的嘴皮也难以说服患者不再相信巫法的存在。法默说大多数结果让他满意，但他看到了这些指控后面的伤害。那个指责她的一个儿子将另一个儿子出卖的母亲，把古克里奥语中用于“奴隶”的词用在儿子头上，这样的词常常令亲友之间反目为仇，似乎隐隐透出了物质极度匮乏情境里的嫉妒——那个被指责的儿子有一个茅屋，比母亲的稍好一点。法默说：“海地人已经一无所有，这还没完，他们还极度敏感，可以被一句话伤害。”
下班之后，法默一再盘桓，先是处理一般门诊，然后忧心忡忡去楼上的儿童病室，那里常有骨瘦如柴的婴儿，挺着肿胀的肚子，由于饥饿而毛发转红。两周前当他回到海地的第一天早上，一个面色苍白的婴儿死于脑膜炎。时隔一天，一个从盆地外面来的婴儿又死于破伤风（盆地内的孩子都早早注射了疫苗）。法默最后来到结核病房，因为那儿的病人正开始好转。大多数病人正坐在床上看雪花斑驳的电视转播足球赛。“瞧我们这些看电视的中产阶级们！”法默说。
大家都笑起来，一个年轻人抬头看着他，“不，保尔医生，我们可不是中产阶级，否则我们就该有根天线了。”
“这让我很高兴，”出来的路上他对我说：“情况不太坏。我们没法做得出类拔萃，但还算过得去。”他向路对面的小屋走去。那里，一个年轻的美国姑娘由“健康伙伴”派来协助他处理答谢卡、演讲词和申请基金的报告，但是一个护工常常在夜里带来紧急消息，将法默领回诊所。
一个患脑膜炎的十三岁女孩由驴子救护车驮到了诊所。年轻的值班医生不知道如何做脊椎测试，以确定脑膜炎的类型和什么是该用的药品。“噢，大夫啊，大夫，你这是怎么了？”法默说完只好自己动手。孩子哇哇大哭，法默抬起头来说：“她在哭喊：‘我饿得好痛呵’。你相信吗？只有在海地，孩子在做骨髓穿刺时才会一声声叫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