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3年第09期
栏目：零度写作
天津解放以后，我父亲从继续南下的队伍中，留下来参加天津地方的建设。不久，他向组织提出，大城市的建设者很多，还有更需要人的地方，哪里艰苦，他请求，就让他去哪里。于是他来到绥远省，来到呼和浩特市。报到以后，骑马走了很久，把母亲接去，安顿了一个家。待了一些时间，觉得所在的还是城市，算不上艰苦的地方，按照理想的指引，他要求到内蒙古最苦寒的西伯利亚风口——乌兰察布草原、我出生的那个旗工作。离旗所在地两三里，有个小村庄，历史沿袭了一个唤做“府国县”的名字，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去的地方叫府国县，我去那里当县长。我母亲信以为真，她愿意跟着父亲走，“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来到旗里才知道是父亲和她开玩笑。简单收拾了一下住处，她跟着父亲翻过一片草坡地，去看真正的“府国县”。这个村庄，只有寥落的十几户人家，家家没有炕席，没有声息，村人们跟来人笑一笑的力气和兴趣也没有。
但父亲充满信心，忘我地投入了工作。那些年，他随身携带双枪，骑着马，奔波在外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有多么辽阔的草原上。他对我们旗的农村、牧区的每条道路、沟壑，散布于近四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水井有多深，湖泊大小、水量多少，每户人家的粗细情况，适宜高寒地带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的耕种期、生长期及收成，畜牧业的原始形态和再生性发展，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风俗，对山地、丘陵、荒漠化草原、半荒漠化草原的寸土和所能生长的植物群落，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案件和问题，了如指掌。
如果父亲下乡带走了一支手枪，我母亲就为怎么能妥善保管他的另一支手枪费尽心机。她有时把枪藏在枕头底下，有时藏在顶棚里，还藏过灶角那个储煤的小窑洞。许多白天和黑夜，残存的特务、土匪、反革命武装分子、“一贯道”组织、刑事犯罪分子、受蛊惑和蒙蔽的群众，在我们的房子前后转悠，敲窗、敲门，装神弄鬼，往门缝里塞纸条，往门上插刀子留言，说一些我父亲再不停手，他们就将如何如何的话。
我们兄妹在父母的不断移动中，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残酷斗争环境里，在饥寒下，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陆续出生了。
还有我奶奶，我父母也必须操心。奶奶每年领着我最小的姑姑，从老家来到我们家，住烦了回去，待一段日子再长途跋涉赶来。在老家，只允许种植玉米，她们以为内蒙古这边能够吃到白面。
那时候，这个地区最好的房子是寺院。满城荒草、土沙。农民、牧民和城市居民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解决饥荒、恢复生产，保障生命、生产的安全。本地的和外来的干部齐心协力，“吃苦在先前享受在后”的概念，因排斥“享受”二字，也不曾建立。我们家和“额嬷”家合住一堂两屋，同出同入一个大门，进门往里走，在堂屋深处对开了两个门，两家人靠近得像是一家人，以致谁都能辨别清楚进出的脚步声是哪个人的。在这边屋里打了地窖的耗子，不想在这边屋待了，通过私开的渠道潜移到对面的屋子；溜达回来玩一玩时，耗子们拖着大儿大女，弄不清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们的父亲母亲。这边的婴儿哭声一起，那边的婴儿马上呼应，晨不歇钟，暮不收鼓，谁想哭号，天辽地阔，不识权威，不辨菽麦，随时随地放声嚎叫，吵醒了两个家庭中最暴躁的男主人，一个用蒙语，一个用汉语，倾泄大致相同的内容。他们的反应，有效地镇压了那组因饥饿或者恐惧而奏响的童声合唱。稍息片刻，小孩转眼遗忘了家里那位最可怕的人，照旧哀号，除了妈妈把奶喂到他或是她嘴里，除了把他或是她安顿到妈妈温暖的怀抱里，上帝和佛祖究竟有多厉害，这些事他们不懂得去管，也顾不上管。在他们那里，什么什么都是被怀疑的。
寂寞的日子，自有不甘寂寞的骚动。因而看不见大人小孩，谁会偃武修文。
我奶奶到来那天，我那位大哥，我奶奶的长孙，看见天黑了，这位叫做“奶奶”的人仍旧坐着不走，不期然而然，他问：“奶奶，这么晚了，你们为什么不回你们家？”我奶奶当时盘腿端坐在炕头上，听到小孙子问出这样的话，慢慢旋转到他的方向，像俯视一条蜿蜒的小溪，缓缓地、不动声色地、轻轻地说：“你问这个，什么意思？”小同志还没有深浅概念，一副初生牛犊迈步上路的呼呼姿势，他说：“我们要睡觉啦。”这两句话，我奶奶铭记了一辈子，不谅解。尽管我大哥说这话时两岁刚出一点点头，那时候对他来说，唯一揪心扯肺的事，是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他见妈妈给新出生的家伙喂奶，就往下扒拉那个小人儿。住在堂屋对面的额嬷过来，抱着小人儿亲他的脸蛋，用蒙语说他如何健壮、如何动人。我大哥狠狠地背转身，脸面冲南，对着玻璃，决绝地，不回头多看一眼屋里的人，而且他向额嬷预言：“他给你拉一身巴巴。”果真，小东西在额嬷身上撒了一泡尿水。
我奶奶认老话，究死理，她是这么说的：“三岁看小，十岁看老。”
她的孙子是婴幼儿，屁都不知道臭，可他竟然说出那样一句话，奶奶不生气是假的。此后，她不念长孙的好，不往耳朵里接收一条关于他的讯息。每年从“口里”奔赴“口外”住下，或者和我们一起住，或者住不远处租赁下的另一个房子，长达三个月、半年，没有抱过我大哥，更没有亲过他，不曾逗他玩儿一回。她的坚固执著，如我们旗西南方那座巍然不动的白音布朗山。我母亲有过一两回尴尬，但是一转脸就和煦如初了。她的性格与生俱来偕伴了一些自我化解的能力，保存事情的时候常呈现出有一搭没一搭，能记住一个动作，但不去记那个事情，而且往往把好玩儿的动作当做事情当。所以她自然而然消释了动作下面的事情，她对人的理解也因此具有了新的方向。这一上苍赐予她的特殊禀赋，帮助她在日后重重叠叠的艰苦岁月里存活下来，并获得了不少乐趣。几十年以后，她学我奶奶听了我大哥那句话以后反应出来的动作，学得惟妙惟肖：屁股堆儿呼地旋转一圈，往回收下巴，往出放下巴，是不屑岁月峥嵘，但能容天下可容之事的姿态。我们看了，觉得奶奶有板有眼，可是漂亮的女子耶。显然，这里面加进了她自己的理解。她对我奶奶，和我奶奶对她，磨练来、磨练去，说实话，感情是有的，只是不那么轻松罢了。
但母亲一如既往，把好吃的都给我奶奶、姑姑和我父亲，还把她父母亲赶了两辆勒勒车，驭载到我们旗的陪嫁绸缎、布匹，羊绒拉毛大衣、铺盖、刺绣衣物、枕具一类手工织品，都给她们做了、用了，剩下的让她们带回老家。我奶奶穿戴要样儿，姑姑们在她的影响下也喜好挓挲，怎么穿、怎么戴看起来赏心悦目。这确实让人欢欣鼓舞。
奶奶能说一点经史故事，喜欢坐观，喜欢发号施令，也喜欢行动。曾经有十来年，我父亲在外头打仗，与家里断绝了音信，她认定大儿子已经战死，便从心里放下了他，而不曾流泻一滴眼泪。也许这跟她没有给我父亲哺乳有关，她把我父亲寄养到奶妈家，没怎么关心过他成长的愿望和痛痒。也许是跟生活异常地艰险有关，父亲年岁尚小就出去当兵了。解放后，他骑一匹马回家探望，奶奶也未表现出特别的兴奋。好像儿子没死，那是他命大、造化大。既然没死，就该战罢归来，站立在她的面前，现在仅仅是归来了而已。
她的心性比一般的女人大，不幸丈夫患急症早逝，置她于举步维艰的地位。她年纪尚轻，就独自支撑着有六个儿女的家。她的发髻没有改成倒霉的寡妇模样，像从前那样，仍然梳理得纹丝不乱。人呢，坐定一个地方，腰板笔挺，衣服整洁得体，凌然地看着时间流动。这些方面，跟我父亲离开家时一样，只是母亲大人的眼睛里多加了岁月的含量。
父亲说：“母亲受苦了。”
奶奶说：“你懂得，懂得就不说了。”
父亲经风历雨，也算有些气度的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性情刚直，信念不改。但在我奶奶名下，听之任之。奶奶怎么着，他不怎么言说。这是我父亲一生少有的软弱和暧昧之处。直到我父亲老去、停止了生命，我才想到，他对他的母亲，用老话说，是个孝子。在他辞别自己的母亲、辗转于战火纷飞的岁月，他深刻地体会了母亲，所以他终生以沉默容纳、承担母亲，尤其是在那些困难时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我们旗，工资比较高，他这样分配他的薪水：每月给他母亲寄四分之一，给我大哥、二哥买营养品花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交给母亲用于家庭生活开销，另一份每月不断邀集他的同事、下属去饭馆改善伙食，谁家遇到困难给一些支持。
后来我小姑姑告诉我，我奶奶一辈子最在意的人是她的长子、我的父亲。她说，每当我父亲下班或者下乡归来，奶奶立即停下正絮说的修理人的话。她不想让她的大儿子听到她说不好听的话。
奶奶来到我们家，睡在全家最隆重的地方，暖融融的炕头那块儿。
那时，房子后面是一个车马运输大队，靠我们的后墙垛了高高的莜麦秸、荞麦秸和小麦秸，这些粮草成了老鼠大部队理想的掩蔽场。运输大队的老鼠体积庞大，我母亲见到最长的一只老鼠，加上尾巴有一尺二长。而且老鼠的队伍日见壮大，把住房后墙的根基几乎掏空了。有一夜，父亲在房间里，用鼠夹子夹死六只巨大的老鼠，他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继续去睡觉。可是早晨起来一看，六只死耗子不见了，踪影全无，原来是他们被生前的伙伴拉走吃掉了。活着的耗子，不光在房间的空地上跑，还在顶棚里喧闹，父亲又在报纸糊的顶棚上安放了一个鼠夹子，差不多每个黑夜夹死一只。但是任凭你动脑筋想办法把死耗子埋到哪里，活耗子们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们死去的同胞兄弟和姐妹，抛出来吃掉。活耗子吃死耗子，在饥饿难耐的时代，在我们旗，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耗子跟人一样也喜爱炕头那个热烘烘的地方吗？有时候他们在顶棚里折腾的动作大了，砸烂报纸，失身坠落到我奶奶的身跟前、胸脯上。就是说，但凡耗子是从顶棚里往下掉，总是掉到我奶奶睡觉的热炕头那一片地方。奶奶这样的妇女，狼在她背后，跟随半天了，她只顾得看前头，没顾得狼来了、正在她背后的危险情形。狼站立起来，像一个人那样式的跟她去接近，将前爪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这才感觉到身后发生了情况。这种时候，奶奶的不同彰显出来。她镇定若常，并不回头，笑说：“灰鬼，大娘老眼昏花的没看见你，你逗大娘耍了？”说着，向后伸出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肩膀那里，拍拍狼爪，又像握小孩的手那样摸摸它。狼不知是怎么想的，再没作探讨，收起长长的身段，四脚着地，往奶奶的侧后方走开了。待狼走出一段距离，奶奶转过身去，看着那只跟她近距离接触过的老狼，走远。没过几年日本人带着一路的恶名声开进她所在的县，她不躲避。说：“我待在我家，没祸害过他，他凭什么来我的地方杀我？”她跟打日本的人要一支长枪。只是她没机会成为一名打日本侵略军的女杰，五十多年过去，每说到日本鬼人残毒这一章节，她还会腾腾地往出蹿火。
是嘛，她咋会惧怕一只耗子。
她一抬手，只听啪的一声响，耗子连带那个置耗子于死地的专门的夹板子，通通被她扫到地上。
母亲对奶奶埋藏在身心里的那种英武豪义的气概，敬畏有加。奶奶在很多方面，确实是她的榜样。单就面对耗子时候，奶奶沉得住那口气儿，勇敢地一辟手，把它打翻在地，母亲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学，学不来的。她心里的恐惧压过她的身高，不敢想象自己也能出得去手。
我母亲听到耗子呼呼的出气声，赶紧点灯。父亲跳下地，把耗子从夹板中取出来。尚存着一口幽闭气丝儿的耗子，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最后一搏，跑到水缸后面。父亲取过火铲，以比耗子更加迅捷的动作，摁住了他的头，将他毙命于水缸脚跟处。
想象这一幕，有点惊心动魄。
我母亲说，饥荒的时候，人口特别少，不知道耗子为什么那么多。
母亲一生，经过很多事情，若让她说出，什么东西是她最害怕的，她会指是耗子。
母亲见过的耗子，有青鼬，黄耗子，尖脸耗子，黄鼠（大眼贼）。那些从山西移民到了内蒙古我们旗的农民，常吃黄鼠，他们信奉一种说法：天屙地补，鸽子肉黄鼠。每到秋季，流动作业在地里的农民，常常绕着裤腰别一圈黄鼠，嘀里嘟噜带回家，扒了黄鼠的皮，将赤光光的黄鼠放入油锅，炸成焦黄色以后当美餐食用。炸一锅黄鼠，能耗出一小盆油，这些油，成为日后这个家庭炒面烩菜时参加的油腥。到了年底，如果还能剩一点黄鼠油，老乡就用它炸几块年糕供一供祖宗。正月初五日，正午以前，把这些年糕分一部分送至村庄的十字路口，请看不见而无处不在的神灵捎带上这些东西，帮助他们送给他们祖宗的亡灵，剩留的一部分给他们家的小孩子吃。也有这样的时候，农民不扒黄鼠的皮，只把肠肚一开，揪出杂碎扔掉，往空肚子里填点调料，捆绑住黄鼠的肚子，填进灶火的嗓子眼，稍微烧一会儿就熟，很好吃。
母亲下乡，老乡给她做的派饭里，就滴了几朵这样的黄鼠油花花。母亲没敢下筷子，饿着肚子逃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