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10年第03期
栏目：作家立场
这几年，常常有些春青岁月大盘点活动，比如纪念知青下乡多少年，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年，组织者最先想到的就是出版回忆录和画册，希望把那段历史用每个亲历者不同的表述来复原。我就接到过好几个电话和邮件，约我写知青生活，写大学生活，也有问我是不是进过工厂参过军的。可惜我哪一伙也没法加入，没资格。我没当过知青，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女兵，也没参加过那时大伙儿都趋之若骛的高考，整个是一散兵游勇。
在同龄人里，我经历可能有点特殊，写出来也难免平淡，但无论如何于个人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于时代是一个小人物留下的印记。历史万花筒中的图案，不正是由各种颜色小碎屑的活动映射出来的吗？故不妨一叙。
1970年，又一个新十年开始之际，我们的城市长沙，令人感到很寂寞。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非常著名，有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件在此地发生，也是热血湖南人叱咤风云的舞台。由于有着革命、暴力、斗争的传统，湖南的“文革”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激进，文攻武斗都有登峰造极的人和事。在我的印象里，自“文革”开始，长沙街头每天人头攒动，尘土与喧哗一起升腾，不同派别的高音喇叭互相攻讦对骂，不舍昼夜。武斗高潮期，大卡车载着一车车头戴钢盔手持枪支的青壮年，响着尖锐的口哨，来来去去，大街小巷时有真枪实弹的战斗，一些重点单位，战斗还很激烈。我家所住的院子，是湖南省文联宿舍，对面就是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合署办公的大院，曾经被不知什么身份的人持续攻打，白天枪声响成一片，到了晚上曳光弹拖着亮亮的尾巴，在我们窗外飞来飞去。大院里有个孩子在自家凉台上睡觉，竟被流弹击中身亡，吓得父母忙命我们都集中到带走廊的房间去睡地铺。
我们的院子，是最早受到冲击的场所。地方政府为周立波、康濯、柯兰以及我父亲蒋牧良四位作家回家乡工作，于六十年代初特别修建了几栋别墅，以当时居住水准而言，大大超标。“文革”一起，这四个人首当其冲，在第一批揪斗“三家村”的阶段已经落马，加之这个院子的建筑格外显眼，抄家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伙人忽的闯进家里，东翻西翻，见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写个条子扔在桌子抱起来就走，那上边的署名五花八门，诸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色江山自卫队，等等，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个系统。各家的家长经常不知为什么事，被什么人带走，失踪少则几天，多则个把月，又莫名其妙给放回来了。哭哭啼啼的家属成天缠着机关里的群众组织要人，有时候也拖儿带女到与文联有关的单位去找，说不定也就给要回来找回来了。后来家家都有了经验，对付这些人，能躲就得躲，能逃就得逃，孩子们成了保护家长的流动哨，一旦碰到陌生人进了家门，赶快到路口去守候，等父亲从机关回来时，通知他别回家，在外边等候警报解除的通知。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已经变得远不像先前那样害怕了，每次成功地保护了父亲一把，心里还会产生自豪感。
最混乱的时期，随着军管会的介入结束了。我们的家长也都按单位和系统进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专政班，被关押在固定的地点，接受无休无止的审查。孩子们的任务，是每个月获准到那儿去探亲，送去些日用必需品，领回按家庭人口计算人均十五元的生活费。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或上山或下乡或参军，剩下的孩子里，年龄最大的就是我们这帮小学毕业生。“文革”开始时不过十一二岁，半懂半不懂地跟着家人担惊受怕，久而久之，那种每天都有变数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已是兴奋大于恐惧，因为我们自认为已经久经考验了。
随着大串联结束，各种群众组织被解散或取缔，大批“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其他身份的人以种种名义被遣送疏散或下放，城市一天天安静下来，进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公共汽车停驶，最牛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要是你家没有，到哪儿去都靠两条腿来走动；环卫工人不见了，靠另外一些人来维护起码的居住卫生——群众专政的坏分子清扫大街，郊区的农民伯伯掏粪出城；国营菜场大部分时间门可罗雀，柜台上天天摆着永远卖不完的咸罗卜、辣椒酱，营业员坐在柜台后边，不是打毛线就是打瞌睡，偶尔拨来一点无须凭票凭本儿购买的冰冻猪板油、猪下水，才像大雨将临突然热闹起来的蚁穴，挤满了大呼小叫的人，等到货一卖完，复又归于沉寂；居民用电时断时续，家家都备着煤油灯，而马路上绝无路灯照明，天黑以后没有要事，谁都不会出门去闲逛；除了自来水还在正常供应，所有的市政系统几乎都停摆了。
父亲从专政班回到了家里，还拖着一条历史问题待结论的尾巴，继续停止党组织生活，每天沉默寡言，母亲也跟着唉声叹气。但这样的状态，已经让他们都松了口气，觉得再怎么着也比前几年兵慌马乱强得多。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们则不然，死水一潭的日子，让我们过得无精打采，有时居然觉得前几年的动荡紧张更有意思。
在我的记忆中，“宣传宝”成了这段沉闷岁月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
“宝”是长沙方言里骂人的词，意思是傻瓜，假如不含恶意，也可以表示某人过分痴迷于什么事或物，已经到了旁人不能理解的程度，“宝”前边的那个词所指的，便是其痴迷的象。那时长沙城里有著名的四大“宝”，其中被称作“槟榔宝”的，成天在街上捡别人嚼过的槟榔渣，而被称作“宣传宝”的，则是每日里走街串巷搞宣传的一个中年男人。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中等身材头发枯黄的汉子，在长沙城具有极高知名度。只要头天晚上北京有重要新闻发布，比如毛主席最新指示，党中央会议公报，人民日报社论等等，他一准会在第二天上午，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后来又改成了华国锋画像），出现在中心街市，手握一个铁皮子卷的喇叭，高声宣讲新华社通稿，同时免费赠送相关报纸，听众们可以随意索取，然后逐字逐句对照他的背诵。事实证明“宣传宝”的记忆力非凡，别说千把字的新闻，哪怕上万字的长篇社论，他也能在刚刚发表十来个小时之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
在那段寂寞的时日，“宣传宝”是我们无聊的课外时间里一位编外教师，有时候我会花上大半天跟着他一站站往下听，直到自己也差不多记住了那些枯燥的内容。当然他的听众远不止我们这些孩子，还有许多有头有脸的成年人。当政治成为国人唯一的关切，其他事情全都等而下之的时候，“宣传宝”自然成了市民们的趣味中心。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宣传宝”以不变应万变地当着他的义务宣传员，政治舞台上谁来当主角，“宣传宝”就替谁宣传政策，从来激情澎湃也从来不偏不倚。每当听众甚多，“宣传宝”会更加精神抖擞口若悬河，看光景几乎成了长沙城的主宰。
最后一次看到“宣传宝”是哪一年，我都记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参加了工作。骑着自行车下班，看见“宣传宝”仍然在街头背诵报纸上的什么文章，身边只有几位拽着小孙子散步的老头老太在听，放学的小学生排着路队经过，一齐放开喉咙喊道：“宣传宝”——吃干草——。“宣传宝”并不为之所动，继续满脸庄严地对着寥寥无几的听众演讲。小学生的喊声，又一次唤起了我对“宣传宝”生活状态的好奇心：这么多年，他究竟靠什么维持生计，同时向听众免费赠送报纸？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为了写小说寻访过“宣传宝”的家，回来对我们说，“宣传宝”属于绝对的赤贫阶层，独身，没有正式职业，住在草棚子里，用树枝和报纸煮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拾荒所得。他并且说，“宣传宝”曾经读过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至于为何沦落如此，他也不甚了了。我觉得他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因为我曾经在路上遇到过去卖荒货的“宣传宝”，过于沉重的担子，压得他两眼突出，脖子上青筋暴起，脊梁和扁担弯成一竖一横两张弓。
在那一片沉闷的空气中，被我们关注的，除了“宣传宝”，还有“幸福团”事件。当时这个团伙成员被判刑的公告遍布了大街小巷，市民们对着上边的罪行仔细看了又看，怎么都觉得对些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从主犯到从犯，分别判处死缓、无期，以及十年以上徒刑，刑期都过重了。我当然也这么看，因为这群男孩大多是我们小学低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两个人的姐姐还跟我是朋友，他们的身份也与我相近，都是父母被关在“五七干校”专政班的黑帮子弟。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干部子弟”，父母长期被关押，孩子们在家大的带小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特别是那些男孩子，都处在容易走火入魔的青春期，又兼无人训导，一不留神就走上了邪道。“幸福团”的成员就是这么一伙子。
父母不在，天下者他们的天下。翻箱倒柜，找出樟木箱子里父亲压箱底的将校呢军服，戴上用各种手段弄来的绿军帽，再来双时髦的白色回力球鞋，或者黑色灯芯绒面儿懒汉鞋，骑上曾经标志着特殊身份的大链盒自行车，车子的型号，为永久13型以及凤凰18型，号称由锰钢制作。看他们披挂着这身行头，成群结伙响着转铃，穿梭于各个机关大院时，那种得志张狂的样子，任谁也猜想不到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成了某次治安突击整治的靶子，按照从严、从快、从重的原则，被判了重刑。
“幸福团”的名字是他们自己起的，还是司法部门为了表明这个团伙的特征，派给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犯罪的具体行为也有些模糊了，大约是在马路上骚扰女孩子，打架斗殴一类，但有一个细节是当时很让我惊讶的，还依稀记得，那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听《红莓花儿开》之类的老唱片，布告上将这一点列为聚众传播封资修文化，学唱黄色歌曲。
这一条罪状出现在印有十几个少年犯头相的布告上，颇有点以做效尤的意思，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爱读小说的孩子会很谨慎，每弄到一本课外书，都藏着掖着，生怕背上思想意识不健康的名声。可后来，我还是被一次有惊无险的疏忽吓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