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堂周边的3000多名老百姓被集家并村迁到山下新搭建的马架子房居住,一间房里塞十几家人。山上有四个炮楼,里面有士兵站岗放哨,监视四面八方老百姓的行踪,山下的景物一目了然。山梁上开辟出一长条平地,是日军训练场。北面有两排营房,屋里两排通铺,士兵睡通铺,长官住单间。旁边还有一间伙房,让老百姓给做饭,西面有七间慰安妇小屋,日军从东北抓来七个年轻女人供他们发泄兽欲。慰安妇小屋的北面是一座弹药库,还有一座水牢,当年鬼子把八路军和老百姓抓来,用铁丝穿着锁骨带到山上,关押在水牢里。
人圈亲历者王元静老人向我讲述了人圈的惨状:“这座人圈只有一个大门在南面,门外有一眼水井。鬼子害怕老百姓在水井里投毒,不敢喝这口井里的水,就让老百姓在山后又挖了一口井,命令劳役每天给他们挑水喝,挑完水就把井口锁上。
“俺们四合堂元字辈的人早先有68人,现在剩下16人,俺们俩是年龄最大的。俺们在人圈住的时候只有八九岁,俺们这个围子里住了100多人,七八家挤在一间屋子里。马架子房四面透风,每家轮流做饭。老人、妇女不许出人圈。人圈里成立了棍儿团,15~45岁的男人编入自卫团,每天拿根棍子给鬼子守夜,站岗巡逻防八路军。杂役全是男劳力干,不给分文报酬。每天早晨8点,男人拿着良民证出人圈干活,下午3点必须回来,不回来就是私通八路。俺们这里实行保甲连坐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个村是一个保,一家有一人私通八路或者逃跑,就要株连九族,十户同罪,拿家小是问。所以,没有人敢逃跑。”
鬼子给部落里的老百姓作了严格规定:部落以外不许居住和耕作,属于“无住禁作地带”,在部落10里范围内允许种地,但不许居住,属于“无住地带”。
除了种地,还要打柴、砌墙、挑水、抬死尸,这里又脏又拥挤,上了岁数的人躺着,年轻人只好坐着或者靠着墙站着。最害怕得传染病,夏天闹瘟疫、疟疾,人发烧抽风,死了好多人,每天都要往外面拉尸体。
“冬天冷,一家人围着一个火盆烤火取暖,每人的胸前烤得红红的,身上尽是烤的红点,后背还冻得慌。女人要给鬼子烧火做饭,有一年,鬼子让我妈把屋里的柴火抱到院子里,我妈说下雨了在院子里柴火会淋湿,怎么烤火啊?鬼子二话不说,上来拿棍子就打我妈的头,可怜我妈被打晕了过去,头上尽是血,我吓得抱着我妈哭,是村里一个郎中用面糊给我妈堵伤口。后来,我妈头上伤疤的地方再也没长头发。”
说着,耄耋之年的王元静老人鼻子一酸,流下了热泪。王元芳老人见状接过了话茬儿:“小鬼子可凶了,我亲眼看见他们抓住老百姓硬说是八路军,用粗铁丝穿过人的锁骨,十个人穿在一起,怕跑了。三天后在大栗子小杨树沟就把人挑死了,鬼子说中国人的命连一颗子弹都不值,不用开枪,用刺刀挑。鬼子逼着俺们村的人给他们做杂役,种地、砍柴、挑水、喂马、做饭,鬼子吃从东北调来的大米,伪军吃高粱米,老百姓吃玉米和混合面。伪军带家属,他们要是看见俺们推碾子,马上抢走粮食,俺们小时候整天吃野菜、树叶、杏叶。
“人圈里的日子可苦啦,男人披麻袋片,我们小孩儿整天光屁股光脚跑,我小时候没洗过脚、穿过鞋,脚粗糙得像牛蹄子,直到十几岁才穿上鞋。
“山外都是八路军,戚树雨是丰滦密老八区区长,他对俺们说:‘老乡们,打跑了鬼子,咱们拆了草房盖瓦房,拆了瓦房盖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灯头是朝下的。’俺们说,‘区长,灯头朝下,灯油洒了怎么办?’他听了就笑,现在想想,真让他说着了,现在可不是样样都实现了?
“俺们村有个王正廷,是四合堂的抗日村长。鬼子选部落长都是选村里有威望的人,他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伪部落长,可以外出公干,表面上是给鬼子干活,其实暗中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老百姓。”
曹友林主任告诉我:“鬼子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人圈周围10里地允许种地,一切粮食果蔬要统归大仓,不能私留买卖,否则以经济罪论处。磨粮食要经过批准。饿得太难受了,野菜树皮都给挖光了。当时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给12斤混合面,好粮食让鬼子吃了,剩下的高粱米、麦皮、麸子、玉米棒核子、白薯秧等掺杂在一起磨成粉就叫混合面。这种东西可难咽了,吃了几天拉不出屎来。白庙子部落的王金鼎饿得受不了,摘自家果树的果子吃,被汉奸看见后告密,说是经济犯,鬼子立刻就地枪毙。”
日伪组织了合作社,入社的老百姓每户每月配给半斤煤油,每年配给两盒火柴,半斤盐,三尺布,还被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每人每年只有9寸布,只能做块手绢。
有一家七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只好谁出门谁穿,男人早上穿裤子下地干活,妻子在人圈里以麻袋片遮蔽下身,丈夫回来脱下裤子给妻子,妻子再穿着裤子做饭。妇女一般光着上身,下面围着麻袋片。人圈的四角挖了几个齐胸深的坑,有的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家里来人时就跳到坑里遮羞。
1942年,密云29个部落平均每个部落死亡200~300人,最小的部落死亡七八十人,白庙子部落里关了400口人,一年就死了160人,几乎死了一半。当时山里有狼和野狗,连山里狗的眼睛都是红的,吃死尸吃的,饿殍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