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谙世界变化的洋务派领袖、清末重臣李鸿章曾发出痛楚的浩叹，弱国无外交！但问题是，国是如何弱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繁华强盛四海来朝的庞大帝国，遭遇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迅速地衰败到累贫积弱，遍地疮痍，风雨飘摇，任人宰割的地步？这是在那种万马齐喑、僵化停滞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纠结在人们脑后长辫梢上的历史诘问。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识之士和热血猛士，于是就站出来了呼吁挽救危亡的龚自珍，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呐喊图强保种的严复，“戊戍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人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样的名字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而那也只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普通的小人物和无名者自然更是不计其数。半个多世纪过去，路漫漫兮其修远，虽经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上下求索，发愤图强浴火抗争，改朝了、换代了、人们脑后的长辫子也剪去了，然而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依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仍是民不聊生，贫苦穷困的百姓照旧贫苦穷困。国，还是那么羸弱，而且越发弱得危如累卵！
浴火却没有重生！那么，希望寄予何方？如何才能拯救中国？出路在哪里？
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忧患重重地寻找着改造旧制度、重建新社会的革新道路。1919年，由知识界发起振聋发聩的救亡与启蒙、反帝与爱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引爆，迅猛地以燎原之势燃向社会各界及四面八方，中国风云激荡的现代史大幕就此拉开。
几年后人们发现，五四运动的不少主要领导人和重要参与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陈潭秋、邓中夏等，都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高级负责人。
在21世纪风和日丽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身临其境地真切感受到，在中国贫弱不堪的近百年之前，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人、一部宣言和一首歌，给一群正在苦苦寻觅出路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究竟带来了怎样的震撼、激动与惊喜？
那位大胡子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近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对立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词，在同他亲密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阶级斗争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原理，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才能完成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实现消灭阶级，没有剥削、压迫，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
首先要解放自己！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首次在英国伦敦用德文公开发表，立即在欧洲大陆引起巨大波澜。五四运动的翌年，以后成为国民党元老的《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恳切地委托后来的中共党员陈望道帮忙翻译《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就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便是陈望道送给他的。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其实更早于1906年初，国民党人朱执信便在《民报》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节译《共产党宣言》和介绍了《资本论》。由于他是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直接翻译其内容的中国第一人，又由于他是国民党党员，毛泽东就曾因此说过，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犹如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前闷热的水塘，满塘翻腾蹦跳着缺氧的鱼儿，思想空前的活跃也空前的混乱，标新立异的报刊、社团并存丛生，各种新思潮、新主义汗牛充栋。站在“打破与重建”的社会立场上，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一个缤纷杂色茫然四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胸襟浩荡的时代，那是一个鱼目混珠靡靡之音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铁血雄风的时代，受到这样大时代的气息鼓动感染，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选择各自殊途未必同归的人生之路。
我们曾经时有困惑，为什么1921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大众为主流的革命洪涛的潮头前，闪耀着一大群原本并不出生于无产阶级贫苦家庭的时代弄潮儿的身影？或许答案如下，但并不仅止于此——在谋求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未知方向时，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时候的那些弄潮儿，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启蒙者、思想者和理想者，融入进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