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601
1957年，新生的共和国在经济建设上不仅获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成果，还大大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广阔的冀中平原到古运河旁，从京畿津门到遥远的边陲，到处都涌动着一股股喜悦和欢欣。那位来自湖南韶山冲操着浓重乡音的伟人，从中南海里又发出了人们熟悉的声音：“我们的初步成就，将会大大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条件，也为我们全面地、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发展动力。”从湖南韶山冲冒着枪林弹雨一步步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正指挥着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建设中。
1958年5月的北京，满目春色浓，3日这天，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富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和众位开国元勋们，想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科技、文化落后的局面，可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全国上下一步步走进了“大跃进”运动中。
时年已经65岁的毛泽东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挥着那只富有感染力的大手说，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这次会议不久，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口号下，全国各个行业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到处都在盲目要求高速度、高产量、高目标，共和国的车轮子快速运转起来。
1950年代末，战天斗地的场面如火如荼，到处都响起了敢把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可谓五花八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也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步伐强劲有力，这股春风和热潮也到了科学界，也感染了我们的科学家们。
其实，建国后的中国科学家们一直都在为科技进步而努力，当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到国内，传到中国科学家耳朵里时，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听了周总理在参观上海科技展览时讲的那番话，更是句句直敲耳鼓，作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长的王应睐，在全院大会上操着一口闽南普通话连声道，总理的话句句千斤重啊！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王应睐无地自容！在科研路上，我们要加倍努力，加倍努力啊！说这话的时候，这位已经刚过知天命之年的科学家两道眉毛蹙成了一团，他用炯炯有神的双目看着大家说，人工合成胰岛素说什么也要搞出来，而且还要快。虽然大跃进推动了这个计划，可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王应睐，自从走上科研这条路那天起，我们对科学的追求就从来没有放松过！为了祖国的科技明天，我们都努力吧！王应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口号式的、表白式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人的窃笑，可是，在那个年代，在座的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觉得王应睐的这番话振聋发聩，是鞭策，也很鼓劲！他们都觉得，只有马上付诸行动，才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这个时代。多少年后，上海生化所那些还健在的科学家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心情激荡，精神振奋。
1958年5月14日，也就是那场激动人心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过去不久，中国科学院借着八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决定开一个向科学大进军、擂响战鼓的大会，于是中科院地学部、生物学部就率先联合召开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动员会。参加大会的有众多科研机构，其间，各路人马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宏伟设想，会场一角这位科研人员刚报出了自己“根治小麦锈病”的计划，话音还未落，那里就报出了“人造小太阳”。这边几个人小声嘀咕了两句，接着就有人亮出了大嗓门：“我们两年内消灭稻虫，让稻虫一个个都断子绝孙。”会场上一阵大笑后，接着又有人大声道：“咱们要与火箭争速度，敢和日月比高低。你们这个项目时间太长了！”话音刚落，那边就憋红了脸：“好，好！我们加快速度，半年，就半年！”
中国科学院的动员会成了擂台会，打气会成了征战会，消息传到上海，中科院的驻沪科研单位也闻风而起。在几个不眠之夜后，他们也各自亮出了科研项目，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要尽快研究出活性染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植物生物所是“稻草转油”，变废为宝，药物所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生理所的人道：“这算啥？我们不仅搞针灸，还要搞经络！”药物所道：“我们要让肿瘤让路，全面消灭血吸虫，让它们从此绝迹。”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刚推出宏伟计划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挥毫写下了那首鼓舞人心的著名诗词《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海药物所见自己还未出征，血吸虫就断子绝孙了，赶忙改弦易张。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见兄弟单位都相继登台亮相，也紧锣密鼓地绘制了自己的宏伟蓝图。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提出“人工合成胰岛素”，不啻一枚原子弹爆炸，很多人说这是吹牛，是天方夜谭；还有的人说，生化所胆子也太大了，连周总理都敢骗，到时候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搞不好这将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1958年6月10日的一个上午，中国科学院生化所所长王应睐召集了一个会议，名为高研组讨论会。所谓“高研组”，就是高级专家，与会人员有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王德宝、周光宇、张友端、徐京华。屋内讨论热烈，窗外蝉声一片。就是这个神仙会，后来被很多人都说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讨论会。就在那个夏日，窗外不时传来一阵阵锣鼓声，那是“放卫星”的报喜会，或者是什么庆功会。
这些人当中，有的早已是著名的生化学家，比如王应睐，有的则后来也成为史上有名的科学家。王应睐时年51岁，除了他刚过知天命之年，其他人皆三四十岁，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王应睐举止温文尔雅，说话总是慢悠悠的，常有一丝微笑挂在眉梢上，一腔标准的闽南普通话，让每个人听起来都很入耳，很享受。他习惯性地用手指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茶色眼镜，轻咳一声道：“同行们都在你追我赶，各自有了大胆的科研计划，咱们怎么办？是不是也应该动起来了？”邹承鲁摇摇头道：“科学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否则就是心血来潮，拔苗助长。”说着，他轻轻抬起手，优雅地吸了一口手中那只精致的烟斗。邹承鲁是英国剑桥大学骄子，刚刚归国不久，身上还自然地透出一股英国式的绅士风度，这一年，邹承鲁刚好35岁，恰是鹰击长空万里阔的年华。在一些人看来，这位归国俊才颇有个性。他的岳父、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深知爱婿性格。有一次邹承鲁出席活动，身旁有友人介绍他道：“这位是李四光副院长的乘龙快婿邹承鲁。”邹承鲁闻言立刻冷下脸来，看了友人一眼道：“我就是我，邹承鲁就是邹承鲁。”说罢，扭头走开了。也许，真是他的这种个性，在接下来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听了王应睐的话，后来也同样成为著名生物化学家的曹天钦微微一笑，用睿智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说：“同行们毕竟都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能落后。科学需要大胆设想，当然也不能空想！即使没有这场大跃进，我们也不能坐等吧？”
周广宇、张友端两位女将也一致响应。
特殊的年代感染了那个年代的人们，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不知谁突然喊道：“我们何不合成一个蛋白质？”犹如当空响起了焦雷，嘈杂声遽然消失了。片刻平静过后，王应睐不紧不慢地说：“这个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听到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开始一愣，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放下烟斗，高声道：“这是个大计划、大课题，真要成功，也得数年的时间。时间长不怕，因为一旦成功，将在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邹承鲁说着，用力挥了一下手。钮经义看了一眼邹承鲁道：“数年是多少年？一年？还是十年？还是二十年？”邹承鲁抽了口烟道：“我看得二十年。”钮经义摇摇头：“20年太久，在这样一个火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时间缩短，再缩短！”钮经义说这话的时候，急得脸都涨红了，他展开两个手掌，用力做了个缩短时间的手势，那气势好像成功就在眼前一样。这一年，钮经义38岁，也正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年龄，在座的谁能想到，21年后，59岁的钮经义作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诺贝尔奖唯一人选角逐诺奖。真是人生百味，皆在豪杰心中。
曹天钦看到大家这样，笑了笑说：“我提个建议吧。”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那张俊朗的脸上。曹天钦接着道，“把我们这个宏伟计划向大家公布出来，让整个生化所的人都讨论一下。”
大家都鼓掌说好。
谁也不想把这个“伟大的计划”捂到明天或者以后的某个时间，年轻的科学家们早就按捺不住了，他们要喊出来，让所里所有人都尽快知道这个宏伟的蓝图，有人道：“咱们趁热打铁，马上就开全所大会，要尽快传达给大家，不能等到明天了，时不我待呀！”
王应睐抿抿嘴，微笑又挂在了眉梢上，他慢条斯理地道：“诸位，人工合成蛋白质可不是咱们睡一觉起来就能成功的，不能放空炮，说大话，还得从长计议，精打细算呀！”
可是，这个时候谁又能挡住这群年轻科学家的理想和激情呢？见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王应睐还是松口了，尽管他遇事沉稳冷静，不轻易下结论做决断，但内心深处也觉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意义非凡，如果有朝一日合成告捷，那将是人类生命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也是世界科学史上一次伟大革命。王应睐面对着同仁们一双双充满希冀的眼睛，也有些坐不住了，但表面上，他还是面如止水，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召开全所人员大会。”我们现在都能想象得出，那肯定是一场富有煽动性的大会，当王应睐用缓慢的语调宣布生化所将进行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表情也一下子丰富起来，很多年轻人都激动地相互拥抱着对方。王应睐挥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他说，这个蛋白质的合成时间可能还有些漫长，几年甚至几十年，科学需要热情，可也需要毅力，甚至更需要耐心。王应睐话音刚落，一些年轻人坐不住了，有人说，王所长，咱们得大体定个完成目标的时间。有人说，王所长，几十年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得缩短时间！苏联的卫星都上天了，咱们的胆子为什么就不能大些？现在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咱们搞科研的也得学习这种精神。
钮经义听了此话也激动了，他高声说：“合成时间能短则短，这又不是拉面，抻得越长越好。我们遵守科研规律，但也要与时间赛跑。大跃进的精神用在科研上照样行得通！”
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是啊，那是个怎样的年代，人人都在力争上游，就连我们的农民兄弟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这时有人喊道：“钮老师说得太好了！20年太久，10年吧！”还有人嫌10年太长，应该更短。有一个小伙子提高了嗓门，挥舞着双手大声道：“我们老家有个这样一个口号：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小伙话音刚落，就引来一阵大笑。很快有人大声应和道：“织女都动起来了，咱们也得加快速度，不然嫦娥都笑话咱们！”
王应睐也被逗笑了，他挥着手道：“那我们在时间上就短些，再短些！”
最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通过民主商议，把合成一个蛋白质的时间压缩到了5年。
也就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学家们对人工合成胰岛素跃跃欲试的时候，上海市正在加紧筹备举办“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有关部门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动员令，希望并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把各自的科技宏伟蓝图展示出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接到了通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个课题报告给社会，报告给人民。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王应睐就把李载平叫到了办公室，向他布置了参展的任务。对合成一个蛋白质，在大家心目中还只是一个概念，谁的脑子里都没有一个“谱”。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会务组要求各参展单位、参展个人，把科研项目以海报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该怎么表现？王应睐说的时候有点含糊，李载平听的时候也是云里雾里，他一边看着王应睐的表情，一边直摸自己的后脑勺。王应睐说：“你别摸了，再摸你的后脑勺，也摸不出一张海报来。”李载平笑笑，晃着双手道：“照着葫芦画瓢，可咱们手里没有葫芦呀！所长，那你说这张海报怎么画？”王应睐道：“确实不容易表达，你回去好好想想，先找个大概方向。”李载平点点头，最后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拍了几下脑门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多年后，科学界是这样评价李载平的，说他是中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可1958年某日早晨那个正在为海报绞尽脑汁的李载平，还是一位科技新人呢。李载平1925年8月出生，那时候的他刚刚33岁，还没有现在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头衔。如今91岁高龄的李载平是国家生物工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基因工程生物技术中心（ICGEB）评审组成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生物技术和国家973人口与健康专家组成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这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对DNA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研究，在这座高峰的艰难攀登中，最后发现了DNA分子受Χ-射线的隐藏破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李载平又转入重组DNA研究，不仅克隆了乙肝病毒adr亚型基因组，还做出了全顺序分析，提出了可能有致病性不同的乙肝病毒存在，向世人报道了adr亚型内还有基因组的多态性。在后来的科研路上，他拥有了更多不菲的成绩，其成果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际奖1项。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上看到的那张富有想象力的人工合成蛋白质画报，就是出自李载平和同事方宇忠之手。数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当年的亲历者大都作古，已经鲜有人知道那张曾经引起大国总理关注的海报的作者是谁了，也自然就更没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故事了。多少年之后，已经90多岁高龄李载平回忆起那段已经印在他心底深处的往事，还是激动不已：“那张海报是我们搞的，人老了，就常常想起过去的事了，越老越想，有些事是一辈子都记在心里的，现今在脑子里一幕幕地来回转个不停。”老人说着，双目有些潮湿了，“记得1956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在全国招研究生，当时，生理生化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是佘微明。我读研究生时是跟着曹天钦先生的，后来就跟着曹先生做神经蛋白研究，进展很不错。1958年全国大跃进，上上下下都是大干加快干，非常鼓舞人心，那时候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刚刚独立不久，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不久就提出了要搞人工合成胰岛素。我记得那个时候，上海市科委要组织一场科技展览会，是全市性的、大型的，他们通知各个单位展示具体目标。我们也有呀，就是那个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计划。王应睐所长就让我和方宇忠去做这事情，方宇忠很年轻，跟着王应睐所长做科研，那时候他是青年团员，我是支部书记，都是所里的响当当的积极分子，谁也不甘心落后。我们到了科技展览会筹备现场一看，人很多，都在忙碌着。进了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说，好，跟我来，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面人很多，都围着一张大长桌子各自画着海报，那工作人员在桌子一边用手给我们比划出了一块地方，说，你们就在这里画，需要什么画板、笔、颜料呀，就到会务组去领，今晚12点前就得把你们的科技蓝图用海报画出来。我和方宇中先领来画具，接着就商量怎么画。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大眼瞪小眼没办法。我对方宇忠说，王所长可交给了咱们一个难题，画个实物没问题，可这个太抽象了。方宇中也急了，只是一个劲地挠头。我说，咱们画个蛋白质结构也显示不出是怎么合成的呀。这时我的脑子突然一亮，马上说，生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只要合成了蛋白质，将来就能合成生命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就得符合这样一个概念，咱们先画一只大烧瓶，里面再画一个娃娃，就是说中国科学家用化学方法，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这样就能体现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意义和它的科学价值了。”
李载平说完这话，方宇中连声叫好，这样太形象了，通俗易懂！李载平很兴奋，他连声道：“我们马上动手吧！”二人布下纸笔，开始忙碌起来。正是夏天，房间酷热难耐，没有空调、风扇，一会儿工夫，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
李载平回忆说：“蹲在那里一会儿，地上就湿了一大片，我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口也干得直冒火，方宇中很幽默，说脚上就差哪吒的两个风火轮了。我们在那儿忙了一天，到深更半夜才把海报完成，本来想坐在长椅子上歇口气，可一下子就睡过去了，直睡到天亮。那工作人员说，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怎么叫都叫不醒，要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喂鱼你们都不知道。后来听说周总理看了很高兴，我们都很振奋，可惜当时我们没在现场。本来，这个项目我们是准备用5年时间的，可周总理在展览会上用了个‘激将法’，消息传到我们生化所，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王应睐所长马上召开了全所大会，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间又缩短了1年，紧接着人工合成胰岛素就快速开展起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中国科学家的一次伟大壮举，尽管后来说什么的都有，可这样也抹不掉我们这项成果和当年那种精神。我敢说这句话，什么时候都敢说！”
李载平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也很有力量，一点也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常把自己比喻成窗外的那棵香樟树，这棵香樟树树龄已逾二百年，可还是生机勃勃，没有一点年迈和老态。李载平说：“去年我还登上了华山！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把胰岛素精神发扬光大。”
1958年12月21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把人工合成胰岛素计划正式上报中科院，时隔不久，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成为国家1960年的头号重点研究项目，被列入机密级，代号为601。
这以后，周恩来一直关注并支持着601计划。
向高峰挑战
178年前，也就是1838年，世界著名化学家、59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首次用“蛋白质”这一名词描述了蛋清、黏液质等类物质，随后他的合作者Mulder鉴定出蛋白质的降解产物，发现其为含有多种氨基酸的混合物。
蛋白质神秘而又曼妙，犹如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一样，也像12个音律能演奏出的优美动人的旋律，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它由二十个氨基酸排列组成，蛋白质种类不同，氨基酸的排列也不一样。蛋白质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体组织更新和修补的主要原料。人体的毛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大脑、血液、神经、内分泌等每个组织，都是由蛋白质组成，人类每天饮食保证了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
胰岛素在蛋白质中是最小的，存于人和一些动物的身体。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胰岛素和糖尿病一直相伴相连。1889年，法国医生爱德华.拉基氏在胰腺中发现了一种细胞簇，他灵感迸发，将此命名为“朗格汉斯之岛”。后来经过实验，他发现其能降低血糖。拉基氏的研究源于100多年前的英国医生多布森的糖之说。据说，古埃及很早的纸莎草文献中就出现了糖尿病症状的记录，距今已经3500多年，也就是公元前1550年前后。那时候，还没有糖尿病这个名词。时间的脚步走到了8世纪，有一位名叫多布森的英格兰医生在一个明媚的早晨，忽然心血来潮，他把一个病人的尿液拿来测验，竟然发现尿液中有很高的“糖”，这一重大收获令他惊喜不已。多布森端着那个病人的尿液高兴得手舞足蹈，最后晃动的尿液溅了一脸，一旁的护士见状大笑，多布森抹了一把脸，对那个年轻的女护士说，美丽的小姐，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杯带着臭骚味的液体就是我的幸运液。
多布森靠着这杯“幸运液”，初步断定糖尿病人是由糖引起的。1776年的一个秋日，多布森把有这种症状的病命名为“糖尿病”，多布森对小报记者戏言：“灵感当然是由尿而生。”他还颇为自得地对朋友说：“不要小看我这个命名，我可以预言，不出数年后，由于我的发现，人类将会更有效地治疗糖尿病。”多布森去世之后，确实有众多的后来人，一直在致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06年，在德国柏林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乔治·佐勒尔宣布分离出了胰岛素，并在6年之后获得了一纸专利证书，可后来人们说他是纸上谈兵，没有一点实际作用，这是因为他没能得到足够的提取液来加以证明其有效性。后来，一位美国医生经过数次实验，认为饥饿可以缓解糖尿病，于是他致力推广这种“饥饿疗法”，可有些病人尽管饿得头晕眼花，走路一摇三晃，也没能减轻糖尿病的症状，最后因为收效甚微而不了了之。提倡“饥饿疗法”的医生名叫艾伦，尽管1914年到1922年的8年时间一度被人们称其为糖尿病的“艾伦时代”，可在人类糖尿病史上也难觅他的大名，即便在美国波士顿Joslin糖尿病中心大堂里陈列的那些为糖尿病做出卓越贡献著名科学家肖像中，也不见艾伦的身影。看来，尽管人类对糖尿病的研究多以失败告终，可大家为此努力的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止。1921年的一天，一位叫麦克劳德的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有了新的发现。麦克劳德是医学家、生理学家，这一年他45岁。他和他的助手，30岁的班廷，还有贝斯特等人，在做狗的胰脏切片中发现，这个犹如一座孤岛的细胞群，存在着一种分泌物，他们都盼望着能在这些分泌物中发现新大陆，经过多次试验，他们惊奇地发现，当胰腺的胰岛细胞中的分泌物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他们又从分泌物中分离出了一种物质，当给糖尿病患者使用这种物质后，他们的症状就会消失。但当这种治疗结束后，病症又会出现。麦克劳德很高兴，他对助手们说，这将是人类糖尿病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们把这种物质命名为胰岛素。
1922年，麦克劳德、班廷、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和詹姆斯·伯特伦·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向世人正式宣布发现了胰岛素，并很快用于了临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医科大学卡罗琳学院为了褒奖麦克劳德和班廷，把1923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颁给了他们。
至今，注射胰岛素还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佳的选择。
在麦克劳德和班廷获得诺贝尔奖30年后，也就是1953年，美国的生化学家文森特·杜维尼奥终于把9个氨基酸成功接在了一起，人类终于获得了人工合成的催产素。在这之前，天然催产素数量无几，价格昂贵，很多家庭无力承担，文森特·杜维尼的人工催产素给更多分娩困难的孕妇带来了福音。1955年，这位美国生化学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世界各国众多科学家致力于胰岛素研究的时候，英国的桑格十年磨一剑，最终比他人先行一步，叩开了胰岛素神秘的大门。在这之前，胰岛素就似一个掩在纱帐里的曼妙女子，她清傲优雅而又迷人，让众多科学家为之怦然心动，可又不能一睹芳容。
桑格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他从小好学，25岁就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桑格钟情于胰岛素研究，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胰岛素结构的探索，1955年初，桑格从牛胰脏里提取了胰岛素，经过数次试验，最终把胰岛素两条氨基酸链拆开了。桑格激动得泪流满面，胰岛素被桑格的深情和眷恋感动了，摘下了她的神秘的面纱，最终给了桑格粲然的一笑。这一年，桑格37岁，他对助手说，这是胰岛素女神送给他的最好礼物。
在那个灿烂的下午，桑格欣喜地发现，胰岛素两条氨基酸链就像少女挥舞的长袖，两链中间，还有两个硫硫键连着。桑格高兴地对助手说，我们试着把两条链上的氨基酸一一切开，肯定会有奇迹发生的。桑格用试剂等化学试剂和酶等方法果然把它们分开了。多么神奇啊！A链由21个氨基酸组成，B链则由30个氨基酸组成，分别称为21肽、30肽。桑格不仅摸清了两条肽链氨基酸排列顺序，还测定了牛胰岛素完整的一级结构。从辩证角度看，能拆就能合，桑格想把它们合起来，但最终未能如愿。他发现，A、B两条链合起来，竟得不到一点活力。他觉得很奇怪，可又无能为力。即使这样，他也因为完成了胰岛素的分子化学结构阐明测定而戴上了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1980年，已经62岁的桑格宝刀未老，在耳聪之年又设计出了一种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核苷酸排列顺序的方法，与W·吉尔伯特、P·伯格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桑格是世界上第四位两次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也许很多人会问，有了桑格阐明的胰岛素一级结构，就像人工合成催产素一样，人类也应该可以合成牛胰岛素了。非也！其实，仅仅有这样的一级结构是远远不行的，蛋白质本身具有复杂的高级结构，有一个折叠、扭曲、螺旋式的复杂空间结构，如果合成的产物不能形成与天然胰岛素同样的高级结构，合成产物就没有活性，中国科学家在以后的合成中，感觉到氨基酸链很有个性和韧劲，一时很难把它扭成像咱们吃的麻花那样的造型。
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卡佐亚尼斯并不服气，那个时候，年轻的卡佐亚尼斯不仅是这座著名大学生化系的副教授，还是被人们誉为多肽合成之父的文森特·杜维尼奥的得力助手，当知道桑格在胰岛素方面获得成功后，他也跃跃欲试，他对文森特·杜维尼奥说，先生，您曾成功地合成了催产素，现在桑格教授又把胰岛素的结构确定了，我想，我们可以去合成胰岛素了，我敢预言，人类从动物胰脏中提出胰岛素的时代即将过去了，以后医院临床会用我们人工合成的胰岛素了。文森特·杜维尼奥看了一眼这位年轻的教授道，催产素只有9个氨基酸，胰岛素有51个，这可是一个蛋白质呀！年轻人，你的预言恐怕要等后人才能实现。
卡佐亚尼斯急了，想再次说动眼前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长者。文森特·杜维尼奥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道，科学容不得心急，只能一步步往前走！说完他走开了。卡佐尼亚斯摇摇头，从这一刻起，他决心自己干。
这一年酷夏的一天，卡佐尼亚斯告别文森特·杜维尼奥，背起行囊到希腊去做访问学者。半年后的初冬，他打道回府，来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学校很看重他的到来，专门为他建了宽大的实验室，在这里，卡佐尼亚斯如鱼得水，用他在希腊做访问学者时勾勒的人工合成胰岛素蓝图，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
有着这一番雄心壮志的还有联邦德国的查恩，这位生化学家曾一直致力于研究羊毛，一根细小的羊毛也是蛋白质，与胰岛素相同的是也含有二硫键。据说，查恩转向胰岛素研究开始很富有戏剧性，他的学生有一天建议可否试试胰岛素的合成。查恩这些年都是围绕着羊毛转，朋友们都说他一身的羊膻味，让人躲避不及。查恩说，是得去掉身上这股膻味了，要不我都成了羊的标本了。于是，他转变方向，重起炉灶，转向了胰岛素的合成。
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周刊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从1869年创刊以来，一直站在国际高度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它的权威性可想而知，对胰岛素的研究进程它也始终给予重点关注。就在1958年秋天，《自然》杂志在综合梳理了世界各国关于胰岛素研究的进程后，下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人工合成胰岛素，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
这个看似断言的结论中，还在“将来”的前边特地加了“遥远”二字加以强调，从中可以看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并非易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那么遥远是多远呢？
起码很多在这个领域奋斗了数年的科学家还没有看到希望。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科学家却勇敢地选择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生命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他们不仅要啃下这块一时无从下手的硬骨头，还把合成时间缩短了5年，以后又是4年、3年、1年，甚至要在1959年国庆前夕完成，向新中国第10个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
为了抢在世界同行前完成任务，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是在秘密中进行的。1958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还就此专门给中科院发出了这样的指示，要求：凡国际上没有做成的东西，我们要抢先一步做出来，这样才更有国际意义，你们在这一研究合成过程中，要严加保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一点信息，更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步骤、进展情况发布到社会上。
中科院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把这一要求以机密文件的方式传达给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以及其他单位。在这之后，关于胰岛素的一系列报告、文件都加了密级。在世界各国同行的研究没有正式发表之前，中国科学家不得率先发表。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主要科学家邹承鲁后来曾回忆道，其实那时候国内外通信闭塞，彼此之间就像在两个星球上一样。我们进入合成胰岛素一段时间后，才辗转听说国外有两个小组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美国的。
胰岛素合成主要成员、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员杜雨苍生前也有类似的回忆，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中国科学家到了1960年后才知晓的，国外对我们的了解应该也是这样的。在这之前，他们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
其实，世界科学家在进行胰岛素的合成过程中，最初德国的科学家查恩只是把美国的科学家作为了竞争对手，而美国的科学家卡佐亚尼斯比查恩更早一些就知道中国人也已经开始了胰岛素的合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