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上午，我们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天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16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视了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
也许是出于对警卫二处在16号楼设警卫值班室不满，江青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儿组织警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
在值班室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负责人来了，她对那位科长说：“你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搬的？”那位科长又解释：“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办事组负责人说：“如果是这样，那王道明就不对了。”
听了这位科长的反映，我这才知道，办事组的负责人也住在16号楼。而在保密室的整个搬家过程前后，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她就住在隔壁。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办事组负责人对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等现象看，我隐约感觉中央文革小组似乎是对担负警卫值班的我们二处有什么不满。我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和另一位同志，前往中南海，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
汪东兴闻讯，在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行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含有安慰意味地说了一句：“如果垮下来了，你们要经受得起。”听他这么一说，仿佛是问题还挺严重。
2月29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16号楼开碰头会。办事组负责人路过餐厅，从门缝里听到里边有说话的声音，推门而入指着服务人员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服务人员说：“准备开饭。”办事组负责人说：“现在不开饭，开饭时再叫你们。”
在钓鱼台国宾馆支左的负责人张振良得知此事，当时就向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汪东兴做了汇报。碰头会散会后，汪东兴对我说：“看来是有些问题。今晚我还有个会，明天我找你们谈谈。”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汪东兴召集了有张耀祠、杨德中、我、李连水等召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做出了让我们交出钓鱼台警卫工作的决定。
汪东兴在会上讲了几条：第一、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卫移交警卫团，钓鱼台驻地的警卫也移交警卫团。第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16号楼内部安全，由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管。你们把外围搞好就行，不要进去。第三、要训练一下，一、二处把警卫任务暂时交给警卫团，你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警卫用车交回原供给单位。第四、钓鱼台内部要改革，机构要精简。首长用的厨房与工作人员的厨房要分开。第五、8号楼、15号楼门口各放四个警卫战士。到16号楼开会时，外来司机到17号楼休息，不要进16号楼。
最后，汪东兴说：“从今天下午始，随卫交警卫团管，16号楼内部的事‘中央文革’办事组管。关于服务人员的问题，准备工作做好就去休息。有事再由办事组找他们。这主要是为了保密和安全。”
根据汪东兴的指示，我回到钓鱼台，就把处里警卫人员的武器，都集中起来，放在了保险柜里面。同时吩咐大家收拾行装，准备撤离钓鱼台，回中南海办学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