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5年第03期
栏目:作家地理
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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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5日下午,天气晴好。我独自一人搭乘七路公共汽车,离开西子湖畔的六公园,前往杭州城站。之前我已从武林门附近一家叫长征的旅店退房,背着一个单肩包,在湖边游荡了许久。就在两天前,我从台州黄岩翻山越岭,乘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第一次来到省城,兄嫂从湖州赶到半道红的车站接我,并陪我玩了一整天的西湖。
记得那次我们游览了苏白两堤、三潭印月、孤山、岳庙、玉泉和灵隐寺等名胜,并在寺内大雄宝殿前的照相点拍了一张黑白纪念像。说实话,那次我对西湖并没有特别留意(据说阮公墩还只是一片松软的泥团),心里惦记着北方和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那天上午,哥嫂帮我把行李送到车站托运后,便匆匆赶回了湖州。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我提前一个半小时便到了火车站,就像如今人们赶飞机一样。杭州人称老火车站为城站,虽然如今东郊盖起了宏伟气派的高铁车站,城站仍在使用,且乘客并未减少,不过主楼早已翻新增高,并有一条宽阔的西湖大道直通湖滨。记得那时候城站的屋顶还是一片黑瓦,只有一层楼,两间候车室。
那会儿候车室里已聚集起一批去上海、江苏或北方念书的大学生和送客的亲友团,那时候人们尚遵循“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古训,只到车站或月台为止,那一幕景象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校友,比我大一轮,好像还当过兵结了婚。虽然我们后来交往不多,但至今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和当年的模样。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我手里捏着橡皮擦大小的车票,顺利通过了检票口(那会儿自然没有安检)。从杭州发往北京的120次普通快车停靠在第一站台,七点正,一声哨响,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左侧掠过一片水域,这段千余米长的运河叫贴沙河,其北端隔着环城北路与京杭大运河的末端相接。
驶出杭州城以后,火车飞也似的奔跑起来。之所以想到这个词,是之前语文课本里学到过的。其实那会儿,列车的平均时速不会超过一百公里。火车经停了临平和海宁,接着便是嘉兴。那时候浙江只有三座城市,杭州、宁波和温州。嘉兴是地区行政公署所在,管辖今天的嘉兴和湖州两座地级市,它们直到1983年才分开。
南湖一闪而过,我看见那艘红船已是十年以后。我甚至不曾听说沈曾植和王国维,李叔同和丰子恺,徐志摩和查良镛,李善兰和陈省身。他们均出自嘉兴,后两位数学家恰好相隔了一个世纪。因为地处沪杭之间,嘉兴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李同学在隔壁车厢,有一阵子过来串门,他念的是无线电专业。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们在杭州相遇,得知他在省科技厅专利处上班,那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从前干过的职业。
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火车停靠了半个多小时。要是以往该歇息了,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大城市。这里曾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的地方,是生产护肤霜和雪花膏、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也是拥有外滩、南京路、国际饭店、西郊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的地方。接下来的几个假期里,我会来探访这些地方。
我走下车,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几趟,看见并不算高的高楼和吐着蒸汽的机车。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接下来火车依次停靠了苏南的四座城市,我对江苏这个面积与浙江几乎一样大的省份有了最初的好感。后来我在北方求学期间,利用寒暑假回家逐一游览了这几座城市,当然还有六朝古都南京。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火车驶过了长江大桥。
那时我已趴在小桌板上进入了梦乡,是邻座的吆喝声将我唤醒。“南京长江大桥到了!”这是乏味的中学课本里印象深刻的一课,我当然记得,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在196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奇怪的是,后来我N次乘火车南来北往,均是在深更半夜经过,似乎永远不让人见到真容,甚至设计师梅旸春也未曾见过它。有一个说法,长江以北就是北方了。不过,地理书上划分南北的界限却是秦岭和淮河,那样的话还需要两个小时。下一站将停靠滁县,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便是“环滁皆山也”。
2
淮河南岸的蚌埠是南北方的分界点,也是安徽第一个设市的地方。我们抵达时,天色已微亮。蚌埠城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县治叫凤阳,乃是花鼓戏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淮河的一条支流濠河流经此地,岸边有一座庄惠钓鱼台,相传战国时期两位同龄的宋国老乡——道家庄子和名家惠施的“鱼乐之辩”便发生在此。
《庄子》一书里记载了惠施的命题:“直达内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里“大一”指的是无限宇宙,“小一”相当于构成宇宙的原子。惠施和比他稍早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是最先拥有无穷观念的人,他涉及数学乃至近代数学的精彩言论尚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等等。
过了淮河大桥,便是真正意义的北方了。那一刻的感受很特别,如同新千年的一天,我从波哥大起飞前往圣保罗,穿越亚马逊河和赤道线的那一瞬间。对我来说,北方意味着辽阔和强悍,可以扬鞭策马驰骋。这也是为何中国八大古都里,唯有南京和杭州位处江南,后者有着令人羡慕的秀丽和富饶。
10世纪中叶,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灭后周建立宋朝以后,致力于统一全国。他依据的正是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策略,首先灭亡了包括以金陵(南京)为首都的南唐和以钱塘(杭州)为首都的吴越等南方诸国。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气候、作物、饮食等方面,假如一个南(北)方人能在北(南)方生活若干年,应该是有裨益的。
虽说中国的国土面积远大于邻国印度,后者的南北差异却更为鲜明。在新旧世纪的两次印度之旅中,“南印度”的概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可能是由于地势高耸的德干高原和纳巴达河的天然屏障,使得南方(“德干”来源于一个意思是“南方”的梵文词汇)免受北方历代王朝或帝国的入侵。
雅利安人并没有带来他们的饮食习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未曾涉足,穆斯林和蒙古人的入侵只是点到为止,甚至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举一个生活小例,中国北方的独轮车是南方见不到的,而班加罗尔的四轮手推车也是印度北方所稀罕的。
有趣的是,印度有一个邦就叫北方邦,位于恒河上游,该邦西接德里中央直辖区,北邻西藏和尼泊尔。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有两座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瓦拉纳西和阿格拉。前者是印度教的圣城,恒河边的码头(ghat)和沐浴是不容错过的风景线,后者拥有泰姬陵,那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典范。
印度独立以来,历任总理多数出自北方邦,包括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这两位任职最久的印度总理均出生在恒河边的阿拉哈巴德。那里是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一年一度的浴佛节(佛诞节)有数十万人前来参拜,若是遇到十二年一度的大节参拜者更达百万。而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生于孟买,与母亲一样,都在总理任上遇刺身亡,凶手分别是保镖和献花的女子。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东西部的差异要多于南北方的差异。不过,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内战却是“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已建国八十多年,南方十一州却闹独立,成立了一个叫南方联邦的新国家,定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并推举出正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交战双方的总统林肯和戴维斯还是肯德基老乡。
“南北战争”耗时四年,阵亡军人总数超过百万,直到英勇骁战的李总司令战败投降,南方联邦总统戴维斯被捕,才宣告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结束那年,林肯遇刺身亡,戴维斯被控叛国却未审判。他被监禁两年后获准出国疗养,回国后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晚年生活有滋有味,还出版了回忆录。而李将军则当上华盛顿大学校长,该校后来因此易名华盛顿李大学(W&L)。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英语里多了一个词——南方佬(scalawag),这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贬称。上个世纪末,我曾写过《北方,南方》一书,依据自己的旅行来回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传奇人生(花城再版时改名《与伊丽莎白同行》)。毕晓普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旅人,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之一。
不过,书中的“南北”不仅指美国或北美(诗人的童年在加拿大度过),也指美洲(她在巴西生活了十八年)。这又使人联想起“南北问题”,即经济发达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半球之间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有人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发展与和平,前者是南北问题,后者是东西问题。有意思的是,无论中国、印度还是美国,最终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并统一了全国。
3
不觉之间,火车已进入宿县(州)境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果然是一派北国风光,窗外景致大不相同,桦树和丘陵代替了湖泊和平原,乡村民居多是黄瓦平房,我见到了赶马车、骑毛驴的农民。宿县是安徽北大门,靠近中原,历史上时有大事发生。例如,秦末蕲县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固镇垓下则是项羽败落和虞姬自刎之地。
火车还停靠了符离集镇,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黑夜,均有小贩上车,挨个车厢兜售烧鸡,再从下一站下车。据说这里从前沼泽遍地,野鸡成群出没,经过精心制作的符离集烧鸡因肥而不腻、熟而不破名扬全国。那会儿我有所不知的是,符离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大的地方。他本是河南新郑人,八岁时父亲调任徐州,翌年把家眷安置在附近的符离县。
十六岁(一说是十八岁)那年,白居易在符离写下名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相传在符离,白居易与邻家女孩湘灵坠入情网,后被家长拆散,却因此酝酿出《长恨歌》等佳作。二十二岁那年,白居易的父亲在湖北襄阳病故,他又回符离守孝四年。那以后,他也是常来常往。
在历史上,旅法画家朱德群的故乡萧县一直隶属徐州,直到50年代才划归宿县。换句话说,他离开中国时是江苏人,晚年回国探亲又成了安徽人。朱德群和南通出生的赵无极均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后来成为最早依靠绘画在巴黎定居下来的中国人,他俩以及宜兴人吴冠中被誉为国美的“留法三剑客”,均当选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近年先后仙逝。
抵达徐州,这里是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按地理书上的说法,此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火车停靠了三刻钟,并更换了车头。也就是说,原先面朝前方的要背对前方了,反之亦然。除了尧舜时期的彭祖(身兼烹饪、养生、气功和房中诸术之祖),徐州的名人要数刘邦了。他不仅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汉民族和汉文化(包括汉字)的开拓者。
多年以后,我曾登临云龙山,俯瞰云龙湖,想起曾在杭州任知府的苏轼在知州徐州时的感叹,“俨若杭州”。再后来,我应一位台湾收藏家朋友之约,为朱赵两位画家各写过一篇文章,也曾与冠中老先生通话,我的南非朋友、英文诗集《幽居之歌》出版人想用他的一幅画做封面,吴老欣然应允。此乃后话。
之后,火车进入到山东省境内,依次停靠薛城、藤县和邹县、兖州,它们分属枣庄和济宁两市。其中,邹县是孟子的故乡,而孔子的故乡曲阜与兖州近在咫尺,与邹县同属济宁,可谓是孔孟之乡。从地图上看,停靠兖州时向西拐了一个弯,本来过曲阜的话应是近道,此处又是一马平川,只有一个解释,可能是怕惊扰圣人吧。
这一点,恰如京沪线上的一段铁路线,故意向东绕经海宁县城,据说是因为诗人徐志摩的祖父出资,希望火车经停他的故乡。无论如何,百余年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乘客为此耽搁十多分钟的时间,累积起来浪费可不小。再往前,就是东岳所在地泰安了。泰山是我心中向往的一座名山,学生时代将会多次登顶。
下一站便是目的地济南,这段路只需一个小时。可是,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难道这就是我即将学习、生活多年的城市吗?后来列车播音员广播说,火车晚点了一刻钟。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原来那乱石岗是泰山的余脉,这也算是我上大学的一个插曲吧。
最后,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的企盼,火车终于到达了济南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大钟楼,那是由一位叫菲舍尔的德国建筑师设计的。虽然后来不幸被拆除,但我新千年的几次德国之旅仍然想起了它。在车站广场飘扬着的山东大学旗帜旁,迎接我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我爬上去,手握栏杆,一边欣赏泉城的景色,一边兴奋地与旁边刚认识的同学交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