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不能信任自己的时间感。比如，我总是觉得，自己对周作人的写作与生活感兴趣很久了。但翻检自己的笔记，这种兴趣仅仅开始于一年前。去年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动。下半年，我从一次旅行回到北京，在那种情境下写了一篇散文，开篇谈到挪威作家哈姆生对自己少年时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我从哈姆生想到了周作人，他们两位有着相似的历史处境。那篇文章的末尾提到，自己正准备一次搬家；可是在那时我没有想到，这次搬家推迟了一年，更不会知道，一年之后，这次旅途的终点正是周作人先生。今年秋天我毫无知觉地搬到北京的西城来住，几天之后才发现，新的住处与从前的苦雨斋仅仅一街之隔。
“热带雨林将原色蝴蝶吞入万劫不复的时空”。当我想要说起人与事的时候，却首先想起村上春树的这个比喻。在某种压力下，我将会提笔，像赫尔岑和卡内蒂那样撰写回忆录。我手头也有一套夏天买来的《知堂回想录》，刚刚读完。
几天之前，我去德胜门字里行间书店参加一次活动，在那儿我不由自主地记起了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段，他仔细描述二十年代的时候，自己从西直门出发去燕京大学上课的一条路线。“……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分海甸北篓斗桥到。”我毫无理由地喜欢这段话。
与之对比，有这样的诗：“抚摸我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这是八年之前，我仍在青岛读书时写过的句子。现在我逐渐脱离了那种狂热的情绪；或者说，我克制了对抽象事物的热情，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开始，去认识生活与真实。而再往前回溯，小时候我常常翻阅家里的旧地图册，我记住了所有的国家和它们的首都。地名是我所喜欢的东西。
我会越来越习惯于谈论自己的童年经验。布罗茨基在散文里，历数他幼时所着迷的那些物件，罐头、收音机、电影、明信片；而在我的那些地图册里，苏联还没有解体。我刚刚掩卷的另一本书，是《悲伤与理智》，我带着它去参加了一些聚会。仍然是在德胜门书店的那次，我在交谈中提起布罗茨基，他刚刚流亡到西方时，受到两位朋友的热情接待，并引他进入文学家庭。当时，我做了一个或许是不恰当的比喻：我把正在交谈的两位朋友陈家坪和李浩，比作我的奥登和斯彭德。
愿有朝一日我将抛弃所有的比喻。想想奥登的一首诗，“歌声不再来了：他不得不制造它。”我将逐渐不再热衷于谈论阿克梅派、德国浪漫派或者是京派。生活是一条有着确定终点的道路，我凝神观看那终极性的东西。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我引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句子“我们将死在透明的彼得堡”。事实上，我最初直接将它写成：我将死在透明的北京。但女友不允许我这么表达，我当然必须听她的。
布罗茨基的列宁格勒，仍然是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那一座吗？至少，我暗自希望与周作人成为邻居，无论在哪种时空里。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张杭、昆鸟、秦失、丝绒陨和钟放。我们第一次聚会，是在东四十条桥东的一家火锅店。那天秦失说我的长相像曼德尔施塔姆，我觉得很奇怪。这一切的时间顺序或许被我颠倒了。后来我很多次地经过那家店，因为在搬家和换工作之后，它恰好位于我的上班路上。我总是在傍晚的泥泞中，抬头看到它的红色灯笼。
钟放曾反复跟我说他的情史；虽然事实上，他那时只谈过一次恋爱。他尤其提到西直门，说这里是他的伤心地。但那时，我们都不认识李浩，钟放也还没有信仰基督教。而今，这么久之后，我才知道李浩也曾与西直门有缘，常常去西直门内的圣母圣衣堂做礼拜，他将这个经历写进了笔谈。
我将在其他地方继续把这些故事讲完。我们这些人，能够在北京相遇，完全只是因为诗歌，但北京的生活经验是复杂的。此刻我仍在冬夜的公交车上坐着，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2015年12月12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