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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爱与痛之初体验

跟孩子谈性说爱,要多早开始

Eileen满10岁了,Eileen妈觉得有必要跟女儿普及两性常识。于是,Eileen妈在一个轻松惬意的午后,详细地告诉女儿父母孕育生命的过程。Eileen听完后,非常不快,尤其对爸爸产生了抵触情绪,觉得爸爸很恶心,不想面对爸爸,拒绝跟爸爸说话。

Eileen妈去咨询心理教育专家,自己是否跟女儿谈性说爱太早了,才导致孩子无法接受。谁知Eileen妈得到的反馈是,她谈得太晚了!

若对一个10岁的女孩性启蒙太晚了,那么,跟孩子谈性说爱,得多早就开始?

其实,谈性说爱无需像Eileen妈这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煞有介事地告知,显得过于正式突兀,孩子会紧张,不习惯。

谈性说爱,可以从孩子一两岁就开始,一点点渗透和普及。

性爱,是广义的,不仅只是性交,还包括性别特征、身体接触、容貌吸引、情感交流、亲密享受、生儿育女等很多方面。所以,要在孩子还未有太多害羞感时,顺其自然地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逐渐建立孩子对性和爱的认识。

欧美的专家建议,家长们最好在孩子12岁之前,完成以上所有关于性爱不同层面的交流,尤其是在目前的网络时代。因为12岁前,孩子还愿意从家长那里听取经验,获得信息,再晚,孩子就会在网上了解了,不容易掌握分寸,更不见得是安全可靠的。

比如,性别特征,可以在孩子很小时就展示讲解。如果一两岁的女儿跟妈妈洗澡,或是看见年长一些的哥哥在小便,就可以利用这些机会给孩子聊聊女性和男性身体构造的不同。

如果孩子见到妈妈在换卫生巾而提问,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可以向他们解释下月经是什么,顺便说说女孩子在月经期间该怎样照顾身体,男孩子以后交了女朋友要在其月经周期时关心体谅。

就是这样,不用刻意准备谈性说爱,而在日常中遇到的情况下自然交流就好。可能是孩子看到妈妈晾晒的丁字裤,爸爸使用的剃须刀,这些都是谈性说爱的“日常道具”,不要忽略。

谈到性本身,不要只是把它和生命孕育相结合,可以跟孩子探讨男女对感情的需求,身体的差异,以及爱的表达。让孩子明白,性爱的阶段性和不同的身体交流方式,如心跳、好感、示爱、牵手、拥抱、接吻、做爱、避孕等。

有些父母跟女儿谈性时,喜欢强调性的危险性,说如果不注意就会怀孕。其实不用如此,要告诉女孩子性爱带来的享受,至于该防范的,用平常语调就可以了。否则,有的孩子会有压力,而有的反而会增加过度的好奇心。

记得有一次,我带12岁的外甥女去看电影,是她自己挑的爱情片。这部电影的年龄分级显示是12岁起就可以看了。电影中有情爱画面,个别的还挺大胆,比如,有2~3秒的口交镜头,虽然短暂但还是看得很清楚。按照荷兰电影分级规定,此类镜头12岁的孩子已经可以了解了。

孩子在吃晚饭时,就在餐桌上和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了:“那个女的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觉得好恶心!”

孩子妈淡淡地回答:“这是性爱的一种方式,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做。但我得告诉你,在特定氛围下,我们女人也会非常乐意如此。你会得到愉悦感,你也愿意取悦你的爱侣。”

给孩子打开一扇和父母交流敏感话题的门,很有必要,父母就尽量以平常心对待,不要妄加禁忌。

为女儿举办的“接吻”派对

用英语都很难翻译一个词语:早恋。外国人会不解,恋爱和心动这样不分年龄会自然发生的情感,如何界定早晚呢?在荷兰,孩子对自我性别的认识和与同性异性的交流都很开诚布公,没必要因为年龄就掩饰压抑。任何年龄段想要谈论和探讨这些问题,大家的态度都是开放的。

像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这样的大城市,孩子从12岁开始就进入社交派对场合。有很多专门供十二至十五岁孩子参加的派对,派对上的音乐和形式与我们成人的派对差不多,只是饮料全部为不含酒精的软饮料。这种派对一般在周五周六晚上21点到凌晨2点举行(成人的派对一般是22点至凌晨4点)。一般来说,家长会允许孩子和朋友结伴,每一两个月去参加一次。孩子们在这种场合可以训练交际、穿着打扮、跳舞、唱歌等本领,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吸引喜欢的人以及和他/她们相处的能力。

Romi是我一个荷兰女友刚满12岁的女儿,盼着能参加这样的派对,渴望着能有个十五岁的“大”男生来注意她喜欢她。她很会跳舞,长相漂亮,我觉得她一定会是派对焦点。可她自己有一点非常不自信的地方,她悄悄对妈妈说,因为自己从来没接过吻,怕新认识的男孩子会因为这个而不喜欢她。这事儿搁国内哪个妈听得下去啊,早开骂了。其实也没啥开骂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别说十二岁的女儿,就是二十岁的女儿跑去和妈妈说这种话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可Romi妈的反应却是搂着女儿:“别担心,妈妈和你一起想办法。我们好好准备,你的衣服,发型,香水,化什么妆,还有接吻的事,一样一样的来。让你可能喜欢的人也被你吸引。”

于是,一个叫作“KISS(吻)”的家庭派对在Romi母女俩的策划下诞生了,派对主题就是“集思广益,交流接吻经验,讲述关于吻的故事”。派对形式是这样的:由五对成年伴侣被邀请作为表演嘉宾,每对要讲述自己三个最好的接吻经历和三个最差的接吻经历,然后由作为评委的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三个十二岁的男孩根据情况和他们的喜好,商量并筛选出一个好的接吻经历和一个坏的,让被选中的伴侣当众表演这段接吻经历。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大家可以提问,讨论,吃喝玩乐,打趣逗笑。

在听接吻经历故事的时候,大家就都笑开花了。孩子评委团可是认真,边听边具体细致地问问题,尤其是评委之首的Romi:“你刚才说你接吻之前嚼着什么味道的口香糖?”“所以说接吻的时候对方打嗝是让你觉得不快的原因?”“接吻的同时可能打嗝吗?这个我还挺想看,可以放在等会表演的预选名单里。”总之,在一片快乐轻松的气氛里,我们完成了那次派对,连我都觉得自己对“接吻”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之后我问Romi,她对自己有可能发生的初吻有信心吗?她笑了:“其实,我没有接过吻,所以最开始我是想听你们聊聊,我学学,找找信心。可是经过了今天,我了解了很多,对‘吻’这件事不再是好奇和恐惧并存的感觉了。有没有信心说不上,我心里只有一种淡淡的期待。我还是有些害羞啦,不过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

是啊,有点害羞,有点清爽恬淡的期待,那是一个小女孩对人生中那仅有一次的初吻的期待。她的妈妈和她在一起,鼓励她不需要掩饰,教导她不用压抑这种期待。小女孩知道那个冥冥中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前方,她将徐徐前进,拥有它。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的。而会接吻是不是比会解微积分更能引导我们接近美好的爱情一些些呢?

直面死亡和伤痛

别说“不要怕,有我在呢”

荷兰人对待恐惧、伤痛和死亡的态度,说简单点,就是“直接面对,彻底承受”,几乎没有“善意的隐瞒或谎言”这样的说法。

在我们中国,如果一个老年人被诊断为癌症,那么医生一般会先告知其家属,而不会告诉当事人。而在荷兰,只要当事人是神志清醒的,医生都会直接和当事人交流,由病人自己决定是否告诉家属。

投射在日常生活里,荷兰父母也觉得他们只能向孩子忠实地呈现现实,而不是赋予自己强大的信息过滤权,去决定哪些是孩子该知道的,哪些不是。在孩子觉得害怕的时候,多数父母只简单对孩子说“不要怕,有妈妈/爸爸在呢”。心理学家认为,如果这样说,是一种没有长远价值的安慰和逃避。因为孩子在这句话的引导下,虽然得到短暂的慰藉,可是无法帮助他们解决恐惧的根源,况且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父母和孩子讨论恐惧,将恐惧肢解,细化地提出“不要怕”的具体解决方案。荷兰父母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比如他们会和孩子交流,“你在怕什么?你觉得那个为什么可怕?怎么样我们才能不怕”等。这种方式对怕黑、怕虫子这些具体的东西很有用。孩子会认识到这些不可怕,建立识别和面对的意识,心理逐渐成长。

“孩子,我也和你一样害怕”

可如果孩子的恐惧是更深层抽象的情绪,如害怕亲人的死亡,就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了——父母在孩子面前敢于承认自己的恐惧,让孩子知道某些情况下,恐惧无法避免,采取行动也无法解决,只能交给时间。

我一位朋友的六岁儿子,担心患癌症的外婆去世,怕得睡不着觉。他妈妈会拥抱着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眼泪,对他说:“我也和你一样害怕,不过外婆现在不是还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得好好珍惜外婆在的每一天。你要好好睡觉,明天才有精神去看外婆,对不对?”

我要加一句,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最优假设”,别说:“外婆在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相信医疗、相信科学,说不定外婆会很快好起来的。”这样完全是不负责任地给孩子增加希望,如果现实不是这样,对孩子的打击更大。

当孩子问起爸爸,她只重复强调“去世了”

在荷兰,无论孩子多小,父母都不会向孩子隐瞒家庭重大变故的信息。孩子的亲人去世了,家长就明白地告知什么是“死亡”,不会骗孩子说去出差了,出远门了等;父母离婚了,谁生病了,也直接告知孩子,并解释这些是怎么回事。

我的先生是荷兰人。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叫桑德拉,她老公在她儿子Dirk只有4岁的时候出车祸骤然离世。

她当天把Dirk从学校接回家,就对孩子直说了:“爸爸死了!今天爸爸骑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从今天起,只有妈妈和你了,爸爸再也不会回家了。明天起我们还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爸爸的葬礼,你要去给爸爸道别。我们的生活在短时间内会有些改变,比如你这几天暂时不会去上学;有可能你会看到妈妈哭,还有很多家人会哭,我尽量做到不大哭,但是有很多东西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Dirk似懂非懂,问:“那我过五岁生日的时候,爸爸会不会来呢?”

桑德拉红着眼睛说:“不会了,因为爸爸死了,爸爸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任何的一次生日派对里了。”

Dirk大哭,桑德拉搂着他说:“宝贝,妈妈也很难接受和相信,可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我们只有一起面对。”

Dirk参加了爸爸的葬礼,给爸爸的棺材上撒土说再见。可是因为他太小了,之后还是经常问起为什么爸爸不在,桑德拉每次都重复强调爸爸去世了。我看不下去,劝她不要太勉强。可我先生非常赞同桑德拉的做法,说必须要反复重申概念,让Dirk真正明白什么是亲人的亡故,这样对他有好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决定了他必须比其他孩子要更早地了解死亡,他应该尽快学会接受。

大概在父亲离世4个月后,Dirk总算接受了父亲离开的事实,并学会了如何与这个事实相处。桑德拉每周会在亡夫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一束白玫瑰,而Dirk每天都会给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他会拍着心口说:“爸爸去世了,就算爸爸再也不能来看我,我还是会永远想他。奶奶说了,我们都要习惯在没有爸爸的时候也要快乐地生活。”

Dirk现在已经9岁了,爱好跆拳道和弹钢琴,喜欢吃炸鸡腿和小羊排,和妈妈还有继父及妹妹一起和乐融融地生活。他依然会每天给爸爸遗像前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生日的时候,在遗像前多点一支白蜡烛。

“绝不能说他可怜”

在这种“直面伤痛”的文化里,“受伤”便不再是孩子们撒娇的理由。若孩子的伤痛和挫折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因造成的,大家都会关爱、支持孩子,和他一起面对,想办法改善现状,孩子会很快走出伤痛,家族凝聚力也空前强大。若孩子的伤痛,是自己不守规矩造成的,家长几乎完全不同情,也不表现出心疼,而是非常“狠心”地让孩子反省,接受教训,及彻底承受后果。

前阵子为了迎接巴西世界杯,在开赛那天,我先生家族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把房子装饰成橙色。我丈夫8岁的外甥Alex的任务是剪橙色的彩带,结果他不专心,抬头看电视,一下子就把左手大拇指顶端的肉剪掉了,鲜血直流。

我们第一时间处理了伤口,并带他去医院包扎。他很坚强,没有哭。医生说,这几天会疼痛,在之后的两周他的大拇指会逐渐愈合,可指尖的麻木感会持续大概6~8周。

回家后,他坐着休息,大家也没有特别关注他,继续装饰房子。我帮他倒了杯水,喂他喝,他妈妈马上过来说:“他要喝水你让他自己倒,不要喂他喝,让他自己想办法。”说完又回头对着他说:“你只是大拇指受了伤,你的手还可以活动,医生说了你这个伤痛要持续6~8周,在以后的这段时间你要学会忍着不方便也要自理自己的生活。”

我说了句:“算了,Alex好可怜!”以他爸爸为代表的全家人都炸开锅了:“他有什么可怜的?从他七岁开始使用剪刀,我们就反复告诫他用剪刀时要专心,如果不专心会有什么危险。他今天不按学到的做事,自己边剪边看电视,伤了他自己,只能说他不够聪明不守规矩,绝不能说他可怜。”

于是,在之后吃晚饭,漱口,洗澡(他带了个橡皮手套自己洗),睡觉,都是他自己应付的,临睡前,他和我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对他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他睡了之后,他父母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了对儿子的关切,除了拿着医生开的药膏反复研究外,还不断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草药对皮肤恢复有帮助的。

父母都是疼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更多的是希望疼在自己身上,爱都给孩子;荷兰父母则是该受的疼让孩子自己受,教孩子爱自己,再给孩子满满的爱。

我们中国的父母喜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孩子过滤痛苦、筛选信息,希望尽可能地让孩子一路坦途,避免磨难,结果孩子缺少学习挫折之后如何修正自己的机会,成年后可能会更艰难。

其实,磨难不用刻意营造,更无须回避,它来的时候,大家一起真实面对,分享和学习承受它的过程就行了。如何给孩子一个有韧性和厚度的人生,取决于父母的选择和态度。

其实,伤痛与苦难,和快乐与幸福一样,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和追求生活中的无忧。灾难和重创不是等你或你的孩子具备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了才会降临,它会在生活的任何一个时刻,无论你是4岁还是40岁,猝不及防地骤然来袭。

直面和接受伤痛需要很多勇气,甚至连拿出这份勇气都需要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因此,我们何不将这份勇气提前教给我们的孩子,让他/她知道,不要羡慕别人的幸运,不用懊恼自己的遭遇,遇到什么,就稳稳地接住,全力承受。选择坚强,但不用逞强,要有直面的态度和寻求帮助的准备。

这难道不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吗?

别把孩子说的“不想活”,当成玩笑话一笑而过

国内曾有一则关于两个8岁小女孩自杀的报道。这俩孩子是一对好友,因为考试成绩不好,不敢告诉家里,就留下遗书“我们去天堂了”,然后手牵手地自杀身亡。

记得该事件一出,大家都将焦点放在小学课业压力过大,孩子难以承受上。鲜有人关注年幼孩子的“自杀”问题。

“我们去天堂了!”是不是家长从未真正告诉过孩子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是笼统善意地说:“人死就上天堂,那里很好,无忧无虑!”从而导致孩子对死亡认识不足,对死产生某种美好的误解。在他们身心压力很大的时候,认为以死解脱是件快乐的事。

在中国文化里,很多话题都是禁忌。我们不会像欧美国家一样,统计幼龄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的数据和原因,然后去处理和防范。我们选择回避,认为只要不触及,就不会发生,无须应对。只有悲剧猝不及防发生的那个家庭,要自认倒霉、承受苦果。

“自杀”,是个比“死亡”更难面对和谈论的话题,尤其是对孩子。但是,如果不谈,那就有可能发生上面的悲剧,让孩子误以为“自杀”是个美丽的结局。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你该作何反应?

这话肯定犹如一颗惊雷,震得父母手足无措,心绪难平。

常见的中国式家长反应,有下面几种。

堵话型:

“闭嘴!什么死啊死的,没轻没重,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种话别再乱说了!”

逃避型:

“这种玩笑,不能随便开。死是什么,你都不懂!晚上出去吃饭吧,我们开心点!”

自责型:

“妈妈爸爸是给你什么压力了?我们对你不好吗?”

同归于尽型:

“你要死,妈妈也不活了!你是我的命,我的寄托,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愧疚转嫁型:

“你的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吗?你不活,有没有想过我们做父母的感受?怎么说出这么不孝顺、没有责任心的话呢?”

说教型:

“生命很宝贵,放弃它,太不道德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已经比爸爸妈妈小时候不知道幸福多少倍了,应该知足!你要坚强,学会调整心态。你们现在的孩子就是没经过事儿,太脆弱了。哪至于就说到死呢?”

虽然这些反应各有所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家长在对此抒发己见和情绪后,都忘了问问孩子的真实感受,仔细听听孩子为何会这么想,以及分析它有可能造成的现实后果。

我目睹过很多荷兰亲友与自己的孩子,以和中国家长不同的方式,谈及“自杀”。能够理智地和孩子谈论“自杀”,虽然困难,但非常必要。

六岁以上的孩子,对生死是有基本概念的,也有足够的逻辑听懂大人在说什么。

在对待禁忌话题时,为人父母者,如何才能将最深的恐惧和最痛的不舍,变成平静地对谈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别用自我宣泄的情绪,把孩子想说的话压下去。

一旦孩子谈到“死”,不论他说的是玩笑话,还是真话,家长都应先稳住心情,耐住性子,认真听孩子把话说完,让他把思绪在你们面前舒展开来。

我前面列举的那些方式,把孩子的话堵回去了或是顾左右而言他,可能会埋下极危险的隐患,若孩子真有那样的想法,就丧失了一个挽救他的机会。

家长不妨通过开放式的问句来了解探听孩子说到“自杀”,是玩笑还是当真。

“你说你不想活了,能告诉妈妈,不想活是什么意思?你打算怎么办呢?”父母可以试着这样询问。

“生活真无聊!整天上学都是些没劲的东西,刚才还和同学吵了一架,回家你们连ipad也不让我玩,周末才能上网和看电视也太严格了。我就干脆睡下去不睁眼算了,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

若孩子这么说,你可以松一口气。显而易见,这肯定不是真要自杀。

接下来,千万不要对孩子评判,更不要给自己伸冤!

不评判,就是别给孩子的话定性或表现不屑,说诸如“这和自杀有什么关系?差得远呢,乱说话,吓死人一类的话。”

不伸冤,就是别只顾给自己的教育方式解围,说诸如“不让你玩那些,是为你好,让你专心学习。我不怕你现在恨我,你迟早会知道我的苦心而感谢我的。”一类的话。

父母要做的是先对孩子表示理解,再趁机告诉他“自杀”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听起来你的生活的确很沉闷,你喜欢做的事,都被限制了。”

“是啊,上课就是背书听讲,没意思;回家你们就让我写作业,没乐趣。我烦透了。”孩子若感觉得到了理解,会敞开心扉。

我听出来了,其实,你是想让学习和生活都更有意思些,不要有太多的管束。但减压和‘自杀’可是两回事儿。想有更多的娱乐时间,可以和妈妈谈。‘自杀’就严重哦,它不是像睡觉一样你再也醒不来了,而是你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见自己喜欢的人了,懂吗?我想你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对吧?

如果孩子点头认同你,你便不用在“自杀”这个话题上过度教训他,点到为止。

随后你就可以和孩子讨论他目前学习娱乐的平衡了,因为这才是他想解决的。

“你说说,你想玩ipad、上网、看电视,到底要多频繁?”

“我想天天上网和玩ipad。”

“天天,肯定不行。这样吧,除了周末,要不周四也让你上1小时网。ipad可以玩,但是不能无限制,每天最多半小时,周四你上网那天就不玩ipad了。”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放宽一些限制,但别忘了提到学业,“给你这些娱乐,你的作业怎么办呢?”

“我做完作业再玩。”孩子听到要求被满足,一般也知道做好分内的事情。

“那说好了,回家第一件事要把作业写完,才能玩ipad。我们先如此试一个星期,如果你能平衡好学习和玩乐,我们以后都这么执行,好吗?”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能够教导他,并和他以成熟的方式沟通谈判,告知他该如何缓解压力,取舍得当,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如此,也能让孩子明白,遇到问题可以切割后一步步解决,不要在情绪中以为只有“死路一条”。

孩子真有自杀想法,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只要孩子能说了出来,就是父母扭转乾坤的契机,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话题不轻松,但家长可以用放松的态度,小心慎重地对待。

此时家长千万不要表现紧张,一是避免吓着孩子;二是通过自己的冷静给孩子一种安全感和力量,稳住他的情绪。

我用一个朋友和她女儿Emma的互动来举例。

Emma因为搬家,在另一个城市上学,非常不适应。在新的学校她没交到朋友,还因为和一些女同学谈不来而受到了孤立。

每天上学她都觉得很煎熬,放学后,就和以前的朋友在社交网络上聊天,聊到很晚,生物钟打乱了,一个多月下来,身心不堪重负,想到了死。

Emma眼泪汪汪地蜷在床上跟妈妈说起了“自杀”,甚至谈到了一些实施的步骤,但也提到了对死的犹疑和恐惧。

她妈妈当时听到后,整个心都往下沉,手脚发凉。

她想搂住女儿,说家人爱她,需要她,可她意识到那没用。

因为,Emma是知道家人爱她的,但这种爱,在此刻解决不了Emma的沮丧。

她坐在Emma身边,表达了对女儿的理解,并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Emma,我感受到了你在学校受的冷落。这让我想起自己十二岁时,也想到过死。当时,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哲学书,思考人生的价值,觉得身边的同学一天到晚谈论化妆和穿着蠢透了。晚饭时,和你外公外婆聊我的想法,他们一副兴趣索然的样子,我对他俩很失望,越来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书,还是青春初期不稳定的荷尔蒙,我真的做好打算,在你外公外婆和舅舅不在家的一个周六,把房子烧了自杀。”

“妈妈,烧房子不也会伤到邻居吗?”Emma完全进入了母亲当时的角色。

“宝贝儿,你可比我有同情心,我那时可没管那么多。”

“后来你怎么打消念头了?”

“说来好笑,我有天晚上和舅舅一起看电视,出现一个好帅的男演员。我就想,周六要是我自杀了,再下周就看不成这个男演员演的电视剧了。之后,我为了追他的剧,把‘自杀计划’一延再延。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连那个计划都几乎忘记了,也完全不想死了。”

“就这么简单?”Emma有点啼笑皆非。

“嗯,就这么简单!”

Emma爆发出一阵大笑,凝重悲伤的气氛烟消云散了。

妈妈继续说:“是啊,现在回头想想,生和死看似那么遥远,但有时也就是一念之间。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帅哥,居然让我忘记了当时自以为是的人生定义,就这么活了下来。你说,生活是简单,还是复杂呢?不过,我还真庆幸能有之后的日子,遇到了爱情,生下了你和妹妹。要是死了,可就无法经历这些美好了。”

Emma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同学没那么糟。其实,我可以试着和她们多聊聊。”

“我们都会遇到逆境,好像所有的人事都和我们作对,看似无路可退。但如果我们用死来解决,就意味着终结了一切机会和可能性。做错了事,还能重来,也有后悔的权利。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看不成帅哥啦!”Emma开心起来,也能打趣了。

这个风波算是过去了。

我的朋友表示了对女儿的感同身受,没有抱怨孩子心理素质差,也没有强调假设失去女儿家人的痛苦,就这么分享自己的经历,让孩子意识到生死的奥妙,以及逆境有其他的方式过渡。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不如就这样,以探讨生命终极追问的方式,和孩子聊“自杀”。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怕孩子死,就躲避这个话题,而是要因势利导,教孩子怎么活!

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唱歌

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一点一滴经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生,是一段繁美的旅程。无论是对爱或是对痛的体验,都是为了能更好更丰富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孩子,能具备一种美感意识,将更会平衡自我,享受人生。

美感,说简单点,就是人们对于美的感受或体会。它涵纳了欣赏和评价美好人事物的能力、文化修为、礼仪教养、举止仪态和言谈底蕴。

美感,有先天和后天的成分,是可以培养的。虽然它会由于文化体系和个性特点的不同而各有表现,但它有个基本共同的特征,就是自发的可感性和形象性。也就是说,美感,是一种有共性的直接感受力,哪怕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对美的东西、美的人,多会有相通而明确的自然主观感受。

每个人,无论对于自己还是下一代,都希望能具备体会和呈现美的能力。可是,我不得不说,在这个追求生命之美好的过程中,有些人走入了误区。

美感,不在远方,就在身边

不少家长以为,要带孩子经历欧洲之游,遍观建筑宫殿,见闻名画音乐,人生才有格调;要让孩子身着名牌和学会西餐礼仪,才是贵族名流风范;要通过钢琴考级,精于绘画才艺,才显文化和品位。

我并不是批驳这些经历不能带来美感,而是说它们不能必然和美画上等号,也不能必然产出美。过于刻意为之,反而失去了美感自然舒心和纵深发展的可能。

其实,美,并不是完全束之高阁的,它常常就在我们身边,关键是看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感受美的心灵。

就说一个喜欢摄影的孩子,家长若是想要帮助他拍摄创造美图,哪种方式更适合呢?是直接花重金买一台好相机给他,还是先培养他对周围人物和风景形象构图的感知体会?应该是后者!因为就算拿一般的手机拍照,只要有发现美的眼睛,也一样能有好作品。

所有和我一样在海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人,都有故国情结,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中华文明断层,能喜爱东方文化和景致。

有一年暑假,我的女友为了让她中荷混血的12岁女儿Anita能多亲近中国文化,给孩子报了去北京旅游的夏令营。

我俩笃定认为,Anita和同行的荷兰孩子们会对北京的故宫和长城等景观叹为观止,魂牵梦萦。谁知孩子们返家后,情况却并非如此。

Anita淡淡地说:“故宫里皇帝睡的床是硬的,看起来一点也不舒服,还有点破破的!”

Anita妈急了:“故宫建筑群是很宏美的,你在里面难道没感觉?导游带你们去景山望故宫全景没有啊?”

Anita:“故宫是挺大的,但我们那天排队等着进去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人可多了,酷暑炎天的,大家都热得没啥兴致,后来是去了景山公园,可太闷热了,没人愿意爬山看故宫全景!”

Anita妈听完,惋惜不已,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连玩都受不得累,白白浪费了个欣赏故宫的机会。

让Anita念念不忘的是长城之行时,巧遇来旅游的泰国孩子们。身在异乡为异客,两队年龄相仿的孩子自然而然地相依结伴爬长城。

据Anita说,这群泰国孩子们轻言细语的温和态度,给人炎夏沐凉风的清新和舒缓。在景色秀丽处照相时,人太多太杂,荷兰孩子被其他游客插位挤搡,弄得有些委屈和不耐时,泰国孩子们微笑着平和地安慰,给他们解围。

一路走一路聊下来,荷兰孩子们知道了泰国菜、佛教和泰皇宫等泰国的人文,迫不及待地想去泰国旅游。

告别时,孩子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泰国孩子们掏出随身带的一些泰国纪念品相赠,荷兰孩子没带啥礼物,讪讪地不好意思。泰国孩子们握了握他们的手,说:“我们的文化里,不用非要礼物相还。你接受了我的心意,就把美好传递出去,做一些好事,让这个世界更好就行了!”

孩子们各自上了自己的旅游大巴,天色向晚,依依惜别。不知是谁发起的,泰国孩子们在其车里打开手机的电筒光,向荷兰孩子们的车摇曳着。Anita他们也纷纷打开自己手机的灯光,相互辉映,并且唱起了荷兰的童谣。随即,那辆车中也传来泰语的歌声。

夜色中,点点的手机光,隐约的浅吟低唱,两车前后相伴一阵,分道扬镳,但来自两个国度的孩子们却结下了友谊,互存着美好!

听完了这一切,我和Anita妈都不再因为孩子没看到故宫全貌而遗憾万分。

虽然Anita仅对北京有些泛泛的好感,但是她不断地重复着泰国孩子给予她的理念:做一些好事,播下美的种子,传递美好,让这个世界更好!

这难道不是“美”的礼物吗?

美,不是那么刻意或绝对的东西,它有很平常的一面,恰会在最无心营造的时候发生。

因为习惯的不同,天气的酷热,让孩子们对北京的审美欣赏有了些隔阂,他们无法懂得中国帝皇的床榻,他们没有遥望紫禁城的美轮美奂。可是,谁又能说,只有被长城和故宫震撼到了,才能获得美感呢?

有些东西只是美的形式,而非本质。欣赏秧歌的,不见得非要喜爱芭蕾舞;沉迷西洋歌剧的,也无须热爱中国戏曲。

美感,真正的本质,无非是遇到了美好的人,经历了美好的事,有了美好的愿望和记忆,最终能够在身边点滴平常处,发现美,营造美,传递美!

穷,是美感的坟墓;富,是美感的摇篮?

很多人把缺乏美感的原因归咎到穷困上,认为有了钱,才能有美。这种认知总结一下就是,穷,是美感的坟墓;富,是美感的摇篮。

物质资源丰富,的确能为精神和美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更广的平台,但也不能否认,许多伟大而被广为传颂的美和艺术是在艺术家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故而,美感,不是富人的专利。

欧洲古时候的诗唱者有两大类,一类是英雄史诗传唱者,属于皇室贵族供养、专司其职的音乐家文学家;另一类吟游诗人,是流浪乡野,风餐露宿传唱普通人生活的乐者和诗人。这两种文化形式都创造出不少传世之作,而吟游诗人更胜一筹,他们的作品贵在贴近生活,有血有肉。

2016年格莱美奖“最佳世界音乐专辑”的提名之一是名为“宗巴监狱项目”的专辑《我在这里一无所有》。

这张专辑的60位词曲创作者和演唱者,全是非洲国家马拉维共和国宗巴监狱里的囚犯。

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数据显示,马拉维在2015年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宗巴监狱是马拉维最大、安全级别最高和最拥挤的监狱。这座陈旧的监狱本来的设计容量为340人,但目前关押着超过2000个犯人。

那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被判终身监禁,男囚的罪名从盗窃到谋杀都有,在这个贫穷的地方,似乎对于任何犯罪的惩罚都是终身监禁。女囚常因被控“施巫术”而定为“女巫罪”被关押,仅仅因为她们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方”。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正义法律不见天日之处,囚徒们建立了一支乐队,用音乐寄托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3年,美国音乐制作人布伦南(Ian Brennan)和摄影师妻子德莉(Marilena Delli)来到宗巴,发现了这支监狱乐队。

男囚唱着和声,弹着破旧的吉他,女囚敲打用桶做的鼓,用齐切瓦语和自编的旋律,唱着那些快乐的、心碎的生活。

这些音乐引起了布伦南夫妻的关注,他们与监狱负责人谈好,以给狱警免费提供暴力预防训练为交换,给囚犯乐队录音。

录音地点,按照囚犯们的习惯,即兴地选在监狱的不同地方,空旷的操场上,拥挤的囚室里,或是监狱的农场内。

整张专辑收录了20首歌,取名为《我在这里一无所有》。2015年,布伦南发行了这张专辑,其中的每首歌,都像一首诗,简单质朴,打动人心。

我听过几首专辑里的歌,虽然不懂歌词,乐曲也略显单调,但还是不由得被打动。

光是看歌名,就令人动容。

《请不要杀害我的孩子》、《我所见的世界,正死于艾滋》、《请把孩子还给我》(很多女囚怀抱着孩子被捕,孩子也一起坐牢,她们在监狱里养育孩子,但孩子常被夺走)、《让他们看我起舞》、《我不会再杀人了》、《宽恕》、《监狱里的罪人》……光看歌名就知道,这些歌正是囚犯们个人经历和情感的直白写照。

布伦南在得知专辑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后说:“我希望通过专辑,去表达对这些生命的尊重。这颗星球上有无数微不足道的生命,但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歌唱。”

是的,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歌唱。

我懂得这种说辞和态度。

一次,我去印度孟买出差,造访过那里的贫民窟。收卖废品和在河里洗衣服是在此聚集之人的收入来源。当地人忙着用火和烟把衣物熏干,一到那里,空气里弥漫的烟味,让人无法呼吸,难以睁眼。

我正欲离开这个“人间地狱”时,看到了一家席地而坐的乞丐,准备挪窝。

那个做妈妈的印度女人唤着在玩耍的一对三五岁的儿子过来,和丈夫把东西收好,将杂物丢到附近的垃圾桶,然后用手掌一遍遍擦拭他们坐过的地面,将地抚摸得干干净净。那女人拿过儿子手里玩弄的几片树叶,摆成一个好看的形状,放在地上,和家人起身离开。

我好奇地追问女人,她做的是个什么宗教仪式。

印度的乞丐,大都可以用英语交流。

女人用印度腔很重的英语回答:“不是仪式,我只想拾掇好些,留给别人一块洁净的地面而已。我们乞讨为生,能做的不多,最起码别给这里再添脏乱吧。”

那家乞丐唱着歌谣远去,脸上带着笑意和某种祥和,惊呆了当时的我。

因为,就在那最微不足道的境遇里,我看到一个乞丐,用一点洁净,带给这个世界的那丝美丽。

我特别想把这种在点滴微小处对美感的索求和感受,传递给我的孩子以及所有的人。

很多时候,生活并不顺心如意,我们想要的,不见得能得到;我们拥有的,很可能被剥夺。但是,有一样东西,不是财富能赋予,也不是困苦能带走的,就是我们身心中对美的不泯的向往和追求。这种态度,能指引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见到生命中的微光,重拾前行的力量,坚持走到那处柳暗花明。

不少人说,别心急,要有耐心,下一代会好的。

似乎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不愁温饱了,为何有些人就是与美感绝缘呢?

我并不认同,美感,是假以时日,会自然形成的,它必须即时即刻从身边做起。

我是生长在八十年代的,童年时,中国的物资并不丰富。

我那时没机会出国,游历欧洲的博物馆,参观美丽的街道花园。但我总记得我母亲和祖母用她们的巧手爱心为儿时的我营造了很多美好。

过生日没处买蛋糕,妈妈就在家发面给我做,没有牛奶,妈妈用熬得稠稠的米汤和鸡蛋加糖打在一起,蒸出来的蛋糕膨松感欠佳,但好吃极了。

奶奶总变着花样给我蒸馒头,用剪子剪几下,馒头就变成了小刺猬的样子,再加两颗芝麻做眼睛,就是我的“刺猬馒头”。

妈妈曾为我用废纸做识字卡,虽然不像现在孩子们买的那么五颜六色,但是妈妈一手好字亲手撰写,晚饭后在院子里跟我对坐着,手举着带我一起念,既是游戏又是学习,院子里全是我们母女俩的笑声。

那个年代,肥皂洗的东西总有些皂碱的腥味,奶奶会在盆子里洒上几滴花露水,把手帕衣物浸一浸,扬起脸唤我:“蔻儿,来闻闻香不香?”我跑过去深吸口气,一边开心地说着“好香啊”,一边和奶奶一起晾衣服。

点点滴滴,都构成了我的美感启蒙,让我知道,只要有心,身旁和当下,就能营造出美好。

美感,是一种尊重和体谅

更多的时候,美感,体现在礼仪中,是一种尊重体谅和举止教养。

而这些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我小时候去乡下,见有个男人走在田间小路上,来往的村民农妇,领着孩子,只要经过这个男人,都会放慢脚步,停下来,慎重地点个头,让孩子鞠个躬。原来,那男人是这地方的教书先生。大家不富裕,就用一种日常的行礼和客气,表达对老师和知识的敬意。

龙应台撰文写过,自己累了把报纸铺在地上坐下,一个农夫走来,拿出干净的汗巾对她说:“您坐我的汗巾吧。这纸上有字,坐上去不好。”不识字的人,有时反而对学问多出些崇敬。

贫穷的人,世面见得不多,并不等于不知礼数。

若每个人会因为有钱而自动变得有礼,这世上就不会有没素质的土豪了。

虽说文化底蕴的确需要时间积累,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去不了宏美的博物馆,还有美丽的大自然;到不了巴黎歌剧院,还有街角的图书馆。

教养和善意撑起的美感,日常中都能做起来。

我在荷兰读研究生的时候,院长会请优秀学生一起午餐,算是种荣誉。进餐是与院长这种学术界泰斗交流思想的最好时机。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回想那次午餐,令我受益匪浅的倒不是和院长侃侃而谈的科研机会动向,反而是他入座即将用餐前,对着我们在座的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体贴地说:“无论各位信奉何种宗教,都让我们给彼此留一分钟的祈祷时间吧。不信教的,就静默陪伴,如何?”

几位同学会心一笑,果然开始祷告。

用餐时谈到的话题,已经模糊了,但我至今难忘各种文化宗教在那个餐桌上的和谐。这源于院长给予每人一分钟的祷告时间和尊重。

后来,我把这个礼仪沿用到自己的待人接物上,面对国际客户,大众聚餐,我都会在饭前留出一分钟,给有宗教信仰的人祈祷。

其实,我无非想让大家明白,苦大,不该成仇深的理由;贫困,不应是粗鄙的借口。

许多事,不需要有特别的能力才能做,全在于你是否具备一种心态和意识。

若孩子从小就了解并相信那种就算低到尘埃里,也能开出花的力量,我想他的生活就会有希望和幸福感,这不是为人父母的你我最愿意孩子能拥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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