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场婚礼，发生在一九一五年的上海——张御史家的少爷张志沂和黄门军家的小姐黄素琼喜结连理。
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是湖南长沙人，官至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曾投奔湘军统帅曾国藩；李鸿章初建淮军时，给李鸿章做过副手，二人关系匪浅。黄翼升膝下子嗣单薄，二子早夭，四十多岁得子黄宗炎。黄宗炎曾经中举，捐过道台，在黄翼升死后承袭三等男爵爵位，后任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黄宗炎膝下无所出，夫人为传香火替丈夫在长沙的乡下买了一个姨太太。广西瘴气重，黄宗炎在赴任第二年便病逝，当时姨太太已经怀孕。
姨太太的肚子是黄家人关注的焦点，若是生不出男孩，黄家香火便无以为继，在家产方面也会受家族欺负。好在姨太太还算争气，生了龙凤胎，姐姐便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弟弟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
关于姨太太生孩子的这个故事，《小团圆》里以黄素琼为原型的蕊秋是这样告诉九莉的：
“像从前那时候真是——！你外公是在云南任上不在的，才二十四岁，是云南的瘴气。报信报到家里，外婆跟大姨太有喜，”她一直称她圣母为二姨太，“这些本家不信，要分绝户的家产，要验身子——哪敢让他们验？闹得天翻地覆，说是假的，要赶她们出去，要放火烧房子。有些是湘军，从前跟老太爷的。等到月份快到了，围住房子，把守着前后门，进进出出都要查，房顶上都有人看着。生下来是个女的，是凌嫂子拎着个篮子出去，有山东下来逃荒的，买了个男孩子，装在篮子里带进来，算是双胞胎。凌嫂子都吓死了，进门的时候要是哭起来，那还不马上抓住她打死了？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丢下话，要对凌嫂子另眼看待，养她一辈子。你舅舅倒是这一点还好，一直对她不错。”
九莉听了先还摸不着头脑，怔了一怔，方道：“舅舅知道不知道？”
“他不知道。”蕊秋摇摇头轻声说。
怪不得有一次三姑说双胞胎一男一女的很少，九莉说“二婶跟舅舅不是吗？”寂静片刻后楚娣方应了声“嗳”，笑了笑。蕊秋姐弟很像。说他们像，楚娣也笑。——没有双胞胎那么像，但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据说不是真正的双胞胎。
“他们长得像是因为都吃二姨太的奶。”她后来也有点知道这时候告诉她这话，是引为此刻需要缩短距离，所以告诉她一件秘密。而且她也有这么大了，十八岁的人可以保守秘密了。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姨太太在屋子里生孩子，大太太在屋子外面着急得不行。等了好久，终于盼来了婴儿的哭声，结果抱出来的是个女孩子。在众人失望之际，产婆说肚子里还有一个，然后，弟弟黄定柱便由产婆接生出来了。
这个呱呱落地的男孩子，保住了黄家的香火，也保住了黄家的家产。
这一双龙凤胎，由黄家大太太抚养长大。因为黄家再无子嗣，所以与嫡出无异。送黄定柱去读了震旦大学，给黄素琼请了私塾先生。
十九岁那年，黄素琼嫁给了与她同年的男人张志沂。二人家世相当，才貌般配，被人称作“金童玉女”。
二
婚后的黄素琼随张志沂住在张志沂兄长张志潜家中，张志潜大了张志沂十七岁，不苟言笑，用张爱玲评价兄妹合照的话来说，这哪像什么兄妹，简直像是父子仨。
长兄如父，自李菊耦去世后，张志潜便担起抚养张志沂兄妹的重担，对张志沂的管教并不放松。黄素琼是不喜欢这样拘束的生活的，经常回娘家去。张子静在父亲的日记中经常看到“莹归宁”一句——“莹”是黄素琼的小名。
《小团圆》中，蕊秋曾讽刺张志潜当家：
“从前提亲的时候，呵哟！讲起来他们家多么了不起。我本来不愿意的，外婆对我哭了多少回，说你舅舅这样气她，我总要替她争口气。好，等到过来一看——”她又是气又是笑，“那时候你大妈当家，连肥皂都省，韩妈胆子小，都怕死了，也不敢去要。洗的被窝枕头都有唾沫臭。还要我拿出钱来去买，拿出钱来添小锅菜，不然都不能吃。”
一九二〇年九月，张志沂和黄素琼迎来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取名小煐，即张爱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结婚已经六年的张志沂和黄素琼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小男孩，取名小魁，即张子静。
张志潜没有女儿，张爱玲口头上算是过继给了大房，一直称呼自己父母为二叔二婶，叫伯父母大爷大妈，张子静也跟张爱玲这么叫。
一九二二年，黄素琼的养母即黄家的大太太去世，黄家姐弟分了黄家财产，弟弟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素琼分了些古董。这些古董，成了黄素琼生活的物质基础，支撑了她的半生流浪。
三
张志沂兄长张志潜为人严肃，长期处于兄长管教下的张志沂，生活很是压抑。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如此回忆：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
一九二三年，张志沂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他带着老婆孩子和妹妹搬家到天津，度过了张爱玲张子静记忆中，大概也是张志沂自己记忆中，最好的时光。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记事要早，把在天津生活的时光描述成“橙红色的岁月”，她记得和丫鬟一起荡秋千，记得后院天井养的小鸡，记得和弟弟一起玩打仗的游戏，记得早上醒了之后被用人抱到黄素琼的铜床上，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黄素琼背诗。
记事略晚的张子静则这样回忆：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用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和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
四
一九二四年，黄素琼借口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人，改名黄逸梵，陪同张茂渊留学英国。那一年姐姐张爱玲四岁，弟弟张子静三岁。
毕竟是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又要舍下一双儿女，黄素琼走得很无奈。张爱玲记得，母亲在走的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用人几次来催说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用人不敢开口，只好叫张爱玲说“婶婶，时候不早了”，而黄素琼不理张爱玲，只是哭。
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留洋期间，黄素琼却是如鱼得水，拜师学习绘画、雕塑，同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等人皆熟识，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颇深。而与此同时，妻子、妹妹离自己而去的张志沂越发堕落，公然将姨太太接到家里。姨太太陪张志沂吸鸦片，外出赌博，输了很多钱。
天津是封建旧族最后的避风港，这里聚集了太多前朝的遗老遗少。小张爱玲在“二大爷”的藤躺椅旁背黄素琼教她的诗，每次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二大爷”总是流泪。有用人私下说，革命党打到南京时，“二大爷”是坐在一只箩筐中从城墙上缒下去的。多年后张爱玲才听说，“二大爷”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
那时的小张爱玲不懂这些，连黄素琼的离开都对她影响不大。亲人怜惜张家姐弟母亲不在身边，经常看望他们；张志沂的姨太太对张爱玲敷衍客气，带她看跳舞、吃蛋糕、做新衣服。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穿着从英国寄来的衣服在院子里唱歌、荡秋千、追大白鹅玩，缠着保姆唱皖北农村的童谣，最担心的事情不过是先生布置的文章背不熟，被爸爸张志沂拿板子打手心。
五
张爱玲和张子静经常在一起演《金家庄》，他们是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两个人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领弟弟张子静的女佣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老是占先；领姐姐张爱玲的女佣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干无意中说的话很能戳中小张爱玲的心，张爱玲很讨厌她。
张干会跟张爱玲用不耐烦的语气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会在张爱玲拿筷子的时候说：“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不服气地把筷子拿高了，问：“那抓得远呢？”张干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
张干买了柿子回来，因为青涩，搁到抽屉里，打算放熟了再吃。几天后张干忘了，张爱玲记得，但不愿提醒张干，怕她说自己馋，情愿看着柿子烂掉。
……
因为这些，张爱玲在回忆童年的时候说，张干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她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弟弟。
后来的张爱玲，的确做到了。
六
一九二七年，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职务，张志沂失去靠山，加上个人生活作风太差，“官位”不保。姨太太用痰盂砸破了张志沂的头，族人出面，把姨太太赶走了。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
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
一九二八年，在英国待了四年的黄素琼同小姑张茂渊回国。那时，张志沂已将姨太太打发走，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上海等待妻子和妹妹归来。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住在红油板壁的小石库门房子里，张爱玲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不管怎样，黄素琼和张茂渊回来了，带着一身罗曼蒂克的气质，带着西方的文明和新鲜感，洋气又美丽。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张爱玲一直记得母亲和姑姑回上海时的场景：自己和弟弟本来是睡了的，被叫醒穿上了衣服。他们看到地上竖立的许多大箱子，还有隔一张茶几坐在两张木椅上的黄素琼和张茂渊。当时的时装时兴拖一片挂一片，两人都穿泥土色的软绸连衫裙，一深一浅。黄素琼戴着眼镜——这也是她唯一一次戴眼镜。
黄素琼看到张爱玲，先是嗤笑她的袜子已经小了不能穿了，又说张爱玲的刘海儿太长导致眉毛长不出来，需要剪短一点；张茂渊夸张子静长得好看，但是太害羞，像个小哑巴。接着，是和用人唠家常。
“老喽，太太！在外洋吃东西可吃得惯？”
楚娣习惯地把头一摔，鼻子不屑地略嗅一嗅，“吃不惯自己做。”
“三小姐也自己做？”
“不做（怎样）搞啊？”楚娣学她的合肥土白。
“三小姐能干了。”
楚娣忽道：“嗳，韩大妈，我们今天睡啊？”
半开玩笑而又带着点挑战的口吻。
“睡呀？要睡就睡！都预备好了。”
“都预备好了”这句话似乎又使楚娣恐慌起来，正待开口，临时又改问：“有被单没有啊？”
“怎么没有？”
“干净不干净？”
“啊啊啊呃——！”合肥话拖长的“啊”字，卷入口腔上部，搀入咽喉深处粗厉的吼声，从半开的齿缝里迸出来，不耐烦地表示“哪有这等事？”“新洗的，怎么会不干净？”
九莉觉得奇怪，空气中有一种紧张。蕊秋没作声，但是也注意听着。
她父亲上楼来了，向蕊秋楚娣略点了点头，就绕着房间踱圈子，在灯下晃来晃去，长衫飘飘然，手里夹着雪茄烟。随便问了两句路上情形，就谈论她舅舅与天津的堂伯父们。
一直是楚娣与他对答，蕊秋半晌方才突然开口说：“这房子怎么能住？”气得声音都变了。
他笑道：“我知道你们一定要自己看房子，不然是不会合意的，所以先找了这么个地方将就住着。”再跟楚娣谈了两句，便道：“你们也早点歇着吧，明天还要早点出去看房子。我订了份新闻报，我叫他们报来了就送上来。”说着自下楼去了。
室中寂静片刻，簇拥在房门口的众妇女本来已经走开了，碧桃又回来了，手抄在衣襟下倚门站着。
蕊秋向韩妈道：“好了，带他们去睡吧。”
韩妈忙应了一声，便牵着两个孩子出来了。
七
黄素琼和张茂渊选择了陕西南路一处叫宝隆花园的欧洲式洋房。尖尖的屋顶，门前有个小花园。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黄素琼和一位胖女士并坐在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节，张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这样的聚会，张志沂想要参与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只是进屋踱两圈，打个招呼便出去了。
《小团圆》里面说，四层洋房，乃德（张志沂）、蕊秋（黄素琼）、楚娣（张茂渊）住在二楼，一人一间屋子；用人住在三楼，孩子和请来教课的老师住在四楼。蕊秋要九莉和九林自己选择房间和书房的颜色，九莉选择将房间涂成深粉红色，隔壁书房漆海绿。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住惯了也还不时地看一眼，就又狂喜起来。四楼“阁楼式”的屋顶倾斜，窗户狭小，光线阴暗，她也喜欢，像童话里黑树林中的小屋。
张子静那时也开始记事，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这样记述：
姐姐和我在楼梯间跑上跑下，起先很兴奋，因为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家里热闹了许多。有时母亲请朋友来玩，就在客厅里弹钢琴、唱歌，姐姐和我坐在一旁看着，觉得很快乐，很幸福。有母亲在家，确实是不一样了。那时母亲三十二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我，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在张爱玲的笔下，全家同桌吃饭，张志沂最先下楼，夹着雪茄绕着皮面包铜边方桌兜圈子，等着妻子和妹妹下来。张茂渊会问亲戚近况，张志沂的回答永远带着讽刺。黄素琼很少开口，只是给孩子们夹菜的时候偶尔讲两句营养学。在沉默中，她垂着眼睑，脸上有一种内向的专注的神情，脉脉地一往情深。张志沂吃完饭先走，黄素琼开始给孩子们讲道理，告诉他们受教育最要紧，不说谎，不哭，弱者才哭……也问孩子将来想做什么，甚至会给孩子讲谈恋爱。
黄素琼对待孩子们一向以僵硬的说教居多。尽管如此，对小时候的张爱玲而言，妈妈黄素琼是仙女，是一团谜，是崇拜的偶像，是她画中唯一的成人像：纤瘦，尖脸，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
八
母亲、姑姑回家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多久，取而代之的是战战兢兢的怕，因为黄素琼和张志沂恢复了之前的争吵模式。
张爱玲在《私语》里说：
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记忆则是院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姐姐和我常在那里逗狗玩。突然就听到从楼上传来父母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偶尔还夹杂着我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张干和何干陪着我们，轻声地说道：“又吵起来了！”
两个人吵得最多的话题，除了张志沂希望通过限制黄素琼的生活费来干预黄素琼的自由，便是两个孩子的入学问题。
张志沂和黄素琼虽然都是私塾先生教导出来的孩子，但是黄素琼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成了一个“学校迷”，觉得张志沂请老师教授张爱玲和张子静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学习英文和数学，不如让孩子入校学习，接受健康、多元的群体教育。
张志沂复吸鸦片为二人的婚姻画上了句点，黄素琼对婚姻死心，坚持离婚，并做主将女儿张爱玲送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张志沂自是反对，张爱玲在《必也正名乎》中说张志沂“一再大闹着不依”，黄素琼“像拐卖人口一般”，很强硬地把张爱玲送去了学校。
也是在办理黄氏小学入学手续时，黄素琼嫌“张煐”不够响亮生动，直接把“ailing”（病恹恹的）这个英文单词音译过来，给女儿换了“张爱玲”的名字。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名字俗不可耐，却也意义深远。张爱玲曾经仔细考虑过换名字的事情，但最终保留了这个俗气的名字，以此来警告自己“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一九三〇年，黄素琼和张志沂离婚，离婚手续是黄素琼找外国律师办理的。张志沂不愿离婚，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又长叹一声，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张志沂那个样子，问黄素琼是否要改变心意。
黄素琼的回答则是：“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离婚之后的张志沂对于毒品的依赖越发严重，他雇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烟和打吗啡针。他的身体和精神日趋衰弱，精神也开始不正常。天气很热，张志沂穿一件汗衫和短裤，把冷毛巾覆在头上，两只脚浸在盛满冷水的盆里，看向张爱玲和张子静的目光呆滞，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用人都很害怕，担心他出事，就打电话给张茂渊。张茂渊很快赶了过来，看到张志沂后当机立断，把他送去了中西疗养院住院治疗。三个月后，张志沂恢复健康，不过仍然抽鸦片。
蕊秋逼着乃德进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方才提出离婚。
“医生说他打的够毒死一匹马。”她说。
乃德先说“我们盛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临到律师处签字又还反悔许多次，她说那英国律师气得要打他。当然租界上是英国律师占便宜，不然收到律师信更置之不理了。
九
黄素琼和张茂渊的关系一向不错，此时一同搬了出来，住到了法租界的一栋西式大厦里。张志沂搬到张爱玲舅舅家隔壁，希望和黄素琼复合，还找小舅子黄定柱说项，但黄素琼真的如她自己所言，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蕊秋楚娣搬了出来住公寓，九莉来了，蕊秋一面化妆，向浴室镜子里说道：“我跟你二叔离婚了。这不能怪你二叔，他要是娶了别人，会感情很好的。希望他以后遇见合适的人。”
九莉倚门含笑道：“我真高兴。”是替她母亲庆幸，也知道于自己不利，但是不能只顾自己，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我告诉你不过是要你明白，免得对你二叔误会。”蕊秋显然不高兴，以为九莉是表示赞成。她还不至于像有些西方父母，离婚要征求孩子们的同意。
离婚的时候，黄素琼对张爱玲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二叔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长大后的张爱玲也不明白黄素琼到底想说什么，只是习惯性地不再好奇、不再探究。张爱玲知道母亲黄素琼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得太远，而父亲张志沂固守着逐渐逝去的封建时代，被新的历史渐渐淘汰，他注定留不住她。
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张爱玲早慧，一直知道母亲黄素琼骨子里的浪漫与凉薄，她是“一个身世凄凉的风流罪人”。黄素琼和小姑张茂渊聊起男人，从不避讳女儿张爱玲，光《小团圆》里面出现的蕊秋的情人就有十多个。蕊秋话里的意思，九林出生前，自己还和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有过一段；为了报复乃徳娶姨太太，蕊秋和诚大侄侄发生了关系；而蕊秋离婚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一起留过学的男人简炜。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和好友炎樱讲，诺峨·考瓦德的剧本《漩涡》里的母亲茀洛润丝与小赫胥黎有篇小说里的母亲玛丽·安柏蕾都像黄素琼——都是很风流的女人。
炎樱问张爱玲：“她真跟人发生关系？”
张爱玲回答：“不，她不过是要人喜欢她。”
十
一九三二年，黄素琼再次出洋，去法国学习绘画。
临走之前，黄素琼去张爱玲的学校看她。那时的张爱玲已经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母女俩面对面站着，没有惜别，心思各异。张爱玲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地望着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却在寒风中哭了。她只哭给自己看，谁都不知道。
如果说第一次出国带着无可奈何，那么尝到了甜头的黄素琼在第二次出国时已干脆决绝。勇敢的湖南妹子黄素琼，一双小脚踩着特制的里面塞满棉花的皮鞋踏遍万水千山，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在马来西亚侨校教书半年，在英国工厂做女工学习制作皮包，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也睡过很多的男人。
张志沂则更加颓废，但生活依然需要过下去。
关于在家里的生活，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反正，最初家里没有她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毕竟，在父亲张志沂再娶之前，张爱玲和父亲是真的相依为命且惺惺相惜着。张爱玲这样说张志沂：“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张志沂订阅《福星》杂志，经常收到汽车广告，也常换车。买了两件办公家具——钢制书桌与文件柜，桌上有拿破仑石像和一个打孔机器。张爱玲曾经用机器做镂空纸纱玩，被张志沂斥责“胡闹”。
张志沂讲英文有点口吃，懂一点德文，喜欢叔本华，买了希特勒《我的奋斗》译本与一切研究欧局的书。
张志沂关注时事，一边吸鸦片，一边和宾客谈论时局；张志沂也会在用人为他剪脚指甲时和用人谈论些陈年往事。张爱玲替父亲剪手指甲，他细长的方头手指跟她的一模一样。
张志沂买的小说有点黄色，不太愿意张爱玲读。张爱玲便趁他在烟铺上盹着时蹑手蹑脚地进屋，从书桌的一大摞书中抽一本出来，趴在书房的棕青色木板上读。吃完晚饭，张爱玲会和父亲聊小报，聊他们最喜欢的《红楼梦》。张爱玲极其讨厌高鹗的续，认为“高鹗妄改死有余辜”；张志沂也嫌高鹗续得不好，但是指出，高鹗笔下的官场是真的形象生动。
张志沂有一年忘了预备年事，直到除夕晚上才想起来。他给张爱玲十块钱，让她坐家里的汽车去买蜡梅花。张爱玲买了两支花，花了一块多钱，张志沂夸她挑得好看。他一直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张爱玲交流，抱着张爱玲坐在人力车上谈起舅舅一家，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爱玲，她舅母笨，舅舅不笨，但是不学无术。
张志沂会带张爱玲去飞达咖啡馆买小蛋糕，她还记得父亲总是在那里买香肠卷——一只酥皮小筒塞肉，她偶尔也会吃。
张志沂再婚是在四年之后，张爱玲觉得母亲对父亲的魔力仍在，因为自己每次说要到“三姑”那里去，张志沂总柔声答应着，脸上没有表情。
一九五七年，黄素琼在英国逝世，张爱玲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张张志沂的照片，推测是直奉战争之后寄到英国去的，也就是黄素琼第一次出国期间。硬纸夹后提了一首七绝，诗句的一、三句张爱玲也记不清了。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