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清散打评书最著名的段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触及了成都市民性格的“虚情假意”，这种虚情假意被李伯清命名为“假打”。陈世松《天下四川人》说：“近代成都是一座消费城市，它既缺重庆、上海等产业工人集中城市的胸襟和气魄，也缺乏山区农村的质朴和憨厚，难免不留下一些小家子的市民气和无聊的装腔相。”在现实生活中，成都人对自己的“假”往往毫无觉察，但李伯清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艺人用他刻薄的嘴轻轻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从而赢得了成都人的会心一笑：哦，原来我们在生活中是这个样子！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是一面哈哈镜，成都人一面在镜子前照着自己，一面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李伯清散打评书的魅力。
比如，有个大款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手拿大哥大，大声武气地对自己家的保姆说：喂，你把奔驰开到菜市场去买两斤豌豆嘛。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试想一个保姆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来到嘈杂拥挤的菜市场（并非豪华商店和大型超市），目的仅仅是买上两斤豌豆，价钱仅为一两块钱。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的保姆，却有如此喜爱“假打”的主人。
再比如，一个成都大款在菜市场买小菜，本来用不了几个小钱，他却一掏口袋，装腔作势地说：哦，我忘带现金了，用信用卡行不行？农民说：不行，我收下怕用不脱。大款一拍脑袋：啊，我搞忘了，你只收金穗卡（上面有麦穗图案），但我身上只有长城卡和牡丹卡。
甚至还有一位小姐，一边在菜市场买橘子杀价，一边打手机：“打麻将就打大麻将，打小了又费马达又费电。”而这边又拉长着脸杀价说，“瓜儿，啥子东西卖那么贵？当真话钱不是钱嗦？看我把你的摊子踩了！”这时候过来一男子，心疼地对这位小姐吼：“紧打（手机）做啥子？钱得嘛！”小姐就赶紧笑嘻嘻地对男子说：“宝器，我又没开机，是故意打给周围人看的。宝器，快把钱拿出来，我兜里一个钱也没有了。”
更可气是街边上一个卖串串香的苍蝇馆子，跑堂的手持大哥大在那儿叫唤：“喂，灶房灶房，我是前堂，生意来了，生意来了，三号要两串土豆、一个油碟，快点快点。”类似于这样的“假打”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十分普遍，因而李伯清的“假打”才会赢得人们的一致笑声。就连这位“假打”师傅也坦白承认，三年困难时期，他饿着肚子到表哥家去“打秋风”，表嫂吩咐表哥说：快去给伯清打半斤干饭、一份回锅肉。表哥拿起饭盒，走到门口又扭回头：喂，你到底吃没有哟？李伯清这时候也很“假”，吞着口水说：“表哥，不要麻烦，我吃了！”
诸如此类的“假打”被李伯清一针见血地说出来，令人会心一笑之余，又暗暗觉得警醒。
李伯清能够从生活中观察总结出成都人的各种毛病，跟他坎坷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李伯清出身于成都最普通的市民家庭，少年时代，父亲早逝，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初中毕业以后，这个满脑子幽默细胞的年轻人被分配到轻工局下属的一家集体所有制包装厂就业。面对每天枯燥而单一的生活，李伯清感到索然无味，后来干脆辞掉了厂里的工作，而与几个爱好文艺的哥们儿一道干起了装卸、拉车的行当。别看李伯清高高瘦瘦，可就像成都人所说：“瘦是瘦，有肌肉！”据说扛两百斤的麻袋上火车对于他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虽然工作繁重，但几个哥们儿志同道合，再苦再累也算不得什么。闲暇时，几个人爱泡茶馆，李伯清在这样的氛围中，从哥儿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文学艺术和诗词歌赋等方面的知识。虽然他年纪最小，但表达能力出众，说话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幽默诙谐，因此往茶馆里一坐，就是一位受茶客欢迎的人物。在社会上漂泊的那段日子，使他体味到了大众的喜怒哀乐，以至他后来的散打评书走的全是平民化和市民化的路子。
20世纪70年代，李伯清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文人，另一个是练武术。据说他曾拜一位新中国成立前获得过擂台“金章”的老者为师，但由于一些原因，练武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不过李伯清受过武术的熏陶这一点却不假，有时候在评书讲台上我们还能看见他的“大鹏展翅”“金鸡独立”等武术架势，还真像那么回事。
李伯清结过两次婚。在与前妻谈恋爱时，前妻还是仁寿县的一名知青。为了使前妻及早调回成都，李伯清用他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两条善于跑路的腿打通各个关节，终于将前妻的户口弄到东城区落了户。但李伯清是个闲不住的人，婚后仍常常和文艺界的朋友哥们儿厮混，很晚才回家；同时他对家务事也常常是不闻不问，饭碗一扔就窝在沙发里琢磨他的语言艺术，这使得前妻颇有怨言。
无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还是亲身接触过，观众都能感到李伯清是一个对生活和艺术非常执着的人，为了艺术可以牺牲其他的东西。李伯清喜爱上评书以后，曾先后拜了两个师父，刻苦学习传统评书说唱艺术。20世纪80年代出师以后，他果断贷款几万元办起了评书茶馆，说一些《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一类的传统评书段子。然而在电视等各种娱乐活动日益丰富的日子里，这种传统评书已成为没落的艺术，听众少得可怜。惨淡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评书茶馆在门可罗雀的情形下关门大吉了。
然而，李伯清总是觉得他的那张嘴和他所热爱的评书艺术不会没有听众，因此他又组团到乡村和外地演出，希望大家能从这门传统艺术中得到乐趣。事实上，他在跑江湖的这段时间，开始发现传统评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传统评书离观众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如果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放到评书这种形式中加以表现，说不定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在深圳讲评书碰了一鼻子灰的李伯清回到成都以后，开始闭门思索和加工他的现代散打评书。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若干年的底层动荡生活练就了他的一双火眼金睛，他发现成都市民身边的事可以作为素材注入古老的评书形式中，说起来既有现实感又有趣味性，必定会受到观众欢迎。
于是在成都锦江茶馆和大慈寺茶馆等公众场合，李伯清的散打评书开始登场亮相了。听过他评书的人都觉得，李伯清把成都人的某些缺点描绘得活灵活现，而且表演夸张幽默，说起来天马行空，指哪打哪，百发百中，短小中寓意着深刻，听起来是既轻松又好笑，这种形式和内容都耳目一新的散打评书令在场的人十分惊喜。然而，这段时间的李伯清仍然十分辛苦，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四处跑，晚上在锦江茶馆说书，白天在别的茶馆串场，说书挣来的钱还得同茶馆分成。即便如此，他还是相信曙光就要出现了，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观众对他的评书的喜爱，这种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因此即使喉咙说哑了，他还在不停地说，这是一次厚积薄发的、将影响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成都民间艺术。
机会如一条等待中的船驶到了李伯清身边。这一年，成都电视台33频道率先在锦江茶馆实况录像，并及时将这种全新的散打评书在黄金时段播出。一时间，成都人的眼睛都亮了：原来成都城里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民间艺人啊！他把成都人平时不易觉察的毛病都说了出来，而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听起来是如此亲切，再加上他高凸的颧骨、光秃秃的额头、罩在长衫里一身是戏的身子骨，都令观众眼界大开捧腹不已。那段时间，晚上人们看了这些经典的评书段子，白天无论是在单位、公司或街边店铺，都有人津津乐道，它确实给人们注入了一种兴奋、一种平庸生活中的自省。
观众把李伯清当成是自己人，如同一位朋友或是邻里，或是一个诙谐而快乐的亲戚。据李伯清自己说，他成名以后，坐出租车司机不打表，进馆子吃火锅老板免费，上公共厕所大妈不收他的钱，大家不仅欢迎他来坐、来吃、来屙，还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某种荣耀。李伯清成了受人欢迎的著名市民。
李伯清给评书这种风光不再的传统艺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使它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实话实说，说老百姓身边的事，说大家喜闻乐见的事。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知己关系，艺人并没有权力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2001年李伯清录制的评书《散打法轮功》之所以被中央电视台看中，就是因为他不以说教的形式或讲大道理来揭批法轮功，而是以具体的事例、循循善诱的风格将法轮功的危害娓娓道来，使观众寓教于乐，深受启迪。
正当李伯清的名声在成都如日中天的时候，李伯清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即离开成都投奔重庆。按照一般的说法，这次“出走”是因为李伯清想投奔成都一家群众文化单位，做个有职称能分房的“正规”艺术家，而这个心愿成都未能满足他，所以他才改投到重庆麾下。去了之后，果然房子有了，职称有了，各方面也都对他十分礼遇。
事情果真如传说的那般吗？我看未必。
首先，李伯清在离开成都的时候是“大动了干戈”的，成渝高速公路上有十几辆高级轿车护送，两地媒体都扛着“长枪短炮”给予报道，李伯清在成渝高速公路的起点铺上一块红毡，手执一杯美酒敬献给成都这座城市以及喜爱他的乡亲父老，动情处潸然泪下，这至少说明他舍不得离开成都的观众和听众，他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离家出走”有不可说、不好说的隐秘情由。而另一方面，重庆方对他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两方面形成鲜明对照。传说李伯清出走时的眼泪是一种离别之恨。他恨什么？恨成都没给他职称和房子吗？一个成名的民间艺术家会在乎职称和房子？据说李伯清有“永远不回成都”的誓言，这誓言听起来和刘晓庆“永远不回四川”多么相似。其内在情由不可能是一点事业上的得失，而应当是一种深层的情感失落。
李伯清的失落在于，他发现了成都市民文化中一些未为前人所道出的“真理”，观众也为他的发现而喝彩，但是观众的注意力不会永远高度集中，他们在兴奋和喝彩之后，情绪会逐渐平静下来，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这是事物此消彼长的一种自然规律。但是李伯清在个人奋斗中经历过苦中之苦，因而他希望观众对他保持持久不衰的注意力。一旦这种注意力有所减退，他就会感觉到一种失落和悲哀。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对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所持的批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民间艺术家，别人批评自己俚俗又有什么关系呢？负面的批评是极正常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批评，相反倒是此种艺术行将没落或消失的征兆了。
李伯清从一种渐渐冷却的环境中投身到一种新的火热的环境中去，寻求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成都人对他的去与留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就像刘晓庆回不回四川对四川人来说无关紧要一样。人们曾经在一种艺术形式中得到过欢乐，这一点就足够了。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李伯清良好的平民心态使他很快悟到了这点，含恨而别的成都在记忆中又重新变成了一座值得依恋的城市，他还时常回成都来，格外地自然和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用他类似自嘲的话来说，他当初所谓“永远不回成都”的誓言，也是一种“假打”！
我相信，再过一百年，成都人还会记得那个颧骨突出、声音沙哑的散打评书艺人，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手拿一把折扇，身穿一件长褂，将桌子上的惊堂木一拍便开始说书。在一撮小胡子下面，他口中的段子如决堤的江河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提腿抬胯做出许多刚劲的动作，时而手如兰花掩嘴含笑，时而又起身亮个高难度的姿势。人们喜欢这个朴实、真诚、耿直的家伙，他奇特的评书艺术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