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起心动念写这本书的时间很早，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周边人的籍贯。攀谈起来，倒有很大一部分人祖籍在湖北省麻城县或孝感乡。这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孝感乡于明代成化八年(1472)撤销行，政建置归入邻近的仙居乡，按照清代县乡建制，麻城和孝感算不得什么大县大乡，其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乾隆六十年(1795)人口统计，麻城全县共28万余人，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上述两地迁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清初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是清政府最先召集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因此，后来的外省移民为了证明自己是老资格的移民填川者，就冒籍自己是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以此获得生存和身份的优先认同权。
第二种看法则认为，麻城孝感乡是大部分外省移民入川之时的必经之地或中转站。
湖南湖北两地的移民入川时，多半是沿着江汉平原，顺长江，穿三峡，至重庆，然后再播迁到四川全境；而广东福建等南方省份的移民也是先到湖南，再汇入到两湖入川的移民潮中。据统计，清朝初年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的移民人数最多，而且要走通这条水路，麻城和孝感几乎是中转和喘息的必经之地。
按照清朝政府对此次移民准备充分、计划周详的事实来看，朝廷一定是在麻城、孝感这样的移民中转站设立过专管移民的组织机构，负责“执照”的检验、人数的统计等事项。而且移民还可能在麻城、孝感做短暂的休息和调整，因为这个地方离四川已经很近了。因此，麻城、孝感在移民心目中就有了某种特殊的地位，它们对于移民进入四川是有恩的。在此情况下，上述两地很可能就会在这次移民事件中扮演“宫口”的角色。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移民运动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作为元末明初全国性的移民中转站，受到所有移民的崇敬和膜拜。据史料记载，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植于汉代，到明代时已经身粗数围，荫遮数亩，树上筑满了老鸹窝，是山西方圆数百里独一无二的老槐树。这样一棵标志性的树木，这样一个具有鲜明记忆的移民中转站，一旦在移民耳边响起，他们心中便会升起由衷的敬意和感念。另一个例子是客家人从中原向南方迁徙的过程中，曾经经过一个“宫口”形状的地方——宁化石壁，这既是地理概念层面上的宫口，也是客家民系诞生意义上的宫口，因此它成为了许多客家人共同的祖地。
湖北麻城及孝感的情况跟上述两地十分相似，都是移民运动中具有中转意义的站口。因此，很多人可能忽视了他们那原本不太著名的籍贯，而把麻城和孝感挂在嘴上，响当当地说来说去。说得久了，就自以为自己是湖北麻城县或孝感乡人。
倘若从族谱本身进行观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依照惯例，编撰族谱的人常常会臆造一些事实来迷惑后人。当然，编撰者也是出于一番好意。比如每一本族谱在追溯他们的祖先时，常常会追溯到盘古开天地那么久远的时期，随便拉一个跟自己姓氏相同的名人来做祖先，这既显得自己的家族历史渊源悠长，又因祖先是名人而脸上有光。同样，编写族谱的人也会犯祖籍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入川移民的前几代大都是文盲和农民，待以后家里出了读书人才编族谱。口头流传的信息和时间的流逝，均可能使编撰者拿麻城孝感当故乡。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移民中有不少人故意冒充麻城或孝感人士。为什么？因为清初各省移民常常以省籍来确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归属，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会馆的兴建和“客长制度”的推行。会馆是同一省份的移民联络情感、娱乐休闲、凝结族群精神的地方。客长，是该省移民在某一地区的民间首领。他们(它们)的作用都是使本省移民更加团结，从而更有利于新环境中族群的生存发展。移民初期的这种情况，必然使得人数多、势力强的省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更占优势，而且当时出现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划分也属正常。
为了求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一些人数少或杂居在其他省份移民当中的人，自然会开动脑筋想办法。最简单的一招，莫过于强调自己是湖广人(湖北、湖南)，能说出麻城或孝感的当然就更正宗，因为“湖广”和“麻城”属于此次移民运动的“大户”和“首户”，当然会获得某些特殊的关照。
此次各省移民入川比例，有一些史籍做过统计。
比如《成都通览》说清代的成都人中，有25％来自湖南、湖北，有5％来自河南、山东，有10％来自陕西，有15％来自云南、贵州，有15％来自江西，有5％来自安徽，有5％来自广东，有5％来自广西，另有5％来自福建、山西、甘肃等省份，真正的土著只占10％。
重庆在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和登记，在所有234万居民中，有85％是外来移民，而且同样是以湖广籍人士居多。
民国《巴县志》也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
民国《涪州志》也肯定：“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
同治《仪陇县志》也说：“邑中湖南、湖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年间入籍。”
编于民国年间的《重修什邡县志》也提到：“占籍唯楚人最多，粤人次之，江西、陕西、福建之人又次之。”
其余又如民国《灌县志》也出现相似的记载：“楚籍最多，粤、赣、黔、闽、秦、晋诸省次之。”
光绪《铜梁县志》：“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自闽、粤、江右来者。”
由于湖南湖北籍的移民大量入川，所以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记载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清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出现了连锁反应。大量的湖广人移居四川以后，政府不得不考虑从别的省份再次往被“搬空”了的湖广地区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