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学概论》和《唯识学概论》交稿付梓了。惟贤师叔和老友百另六岁的佛智法师都为之赐序；中国佛学院院长传印法师读了《序》后，欣然命笔题写了两书的书名。面对两书稿，顿感身心俱疲。但推开书稿，看到压在书案玻板上先师正果法师一九四九年七月题写的“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弘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的《誓愿偈》，两眼不觉泪水直流。猛地记起，今天（七月二十四日）是先师九十六世寿，百感翩然，是喜，是悲呢……
《藏传佛教》和《佛学概论》出版时，我送给王尧教授各一本，他说：“概论性的东西不好写。很多学者不屑于写，其实是不敢写。基础性的著作，既要有学术性，又要广博性。你这两本书有代表性，希望继续写下去……”这么多年来，我编写的都是佛教基础概论性的读物。伏案于青灯黄卷之下，我没有喊过累，也没有叫过苦，就是先师的《誓愿偈》支持着我；亦是和王尧教授这些老学长们的鼓励分不开。今天的成果，正如黄心川教授评誉的“新时代的玄奘精神”所鼓舞。我感到欣慰，我没有羞辱于业师吴泽霖教授和皈依师正果法师的门墙，然而更多的是惭愧……
除了对长辈和时辈学长的鼓励表示感激之外，四川省宗教局和成都市宗教局、佛教协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也很大，他们有的同志都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年年见面寒暄之际，依然对我的写作状况十分关心，情真谊挚，流露出党的统战工作和崇教工作的高尚情操；惟贤师叔派在我身边工作的蒲正信师弟，默默地照顾我的生活，查寻和抄录资料，管理“苦寮”的事务，任劳任怨，实为难得；大慈寺的方丈大恩法师，从北京回四川便和我交往，数十年如一日，尽他的可能，先后在文殊院和大慈寺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支持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陈醇教授、陈梅花研究员以及南京的王恒生、李道武、翁泉宝、崔臻等，还有我在佛学院校时的很多出家学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我的写作工作都给予了支持。更应该感谢的是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汪先生，巴蜀书社的陈大利、杨宗义、汪启明、段志洪、周道贵、周田青、侯跃生等先生，他们为编辑出版我的书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众所周知，在学术著作出版难、宗教书籍出版更难的世风中，他们能正版流通我的佛学书籍，并付给润笔，所作的努力，非字里行间所能描述。按照佛教界的说法，如果我的这些佛学书籍有什么“功德”的话，应该全部回向给鼓励、支持和帮助我的长辈、学长、朋友和同志们！
弘学合什
2009年7月24日
于成都双流黄龙溪苦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