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为保持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毛泽东提出过“不要四面出击”的主张，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采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维护安定团结，“善转”、“和平转”的方法，不这样做，一切矛盾就不能解决。采取和平转的办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通过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对民族资本分步骤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事实证明，这种政治策略是成功的，使国家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社会主义建设有可能顺利进行和取得最后的成功。
加强社会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始终重视主权的完整，并强调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出要逐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样强调军队不要乱，不要参与武斗，必要时军队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保持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还应要处理好民族问题，毛泽东认为，国内各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只有各种关系协调，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稳定，才能真正达到政治的稳定。
（二）坚持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打击敌对势力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敌我矛盾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东欧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毛泽东强调对极少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要实行强制的、专政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打击。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央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强调“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他指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应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要民主，对敌对势力和反动派要实行专政。对于专政的对象，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专门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毛泽东强调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障和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达到社会的全局的稳定和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
（三）坚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社会上存在两种矛盾，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便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按其内容可以分为非敌我阶级的阶级矛盾；非阶级的阶级矛盾；阶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以至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为弄清是非的思想认识问题，对于这类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去解决，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所以“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所以说，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把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立足于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安定团结的结果。毛泽东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民主政治的的组织原则，也是民主政治在组织制度上的体现和保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这一原则下，人民在接受纪律约束，集中管理下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政府和国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进行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协调各方利益矛盾关系，最终达到和谐的社会稳定局面。
（四）对少数人闹事采取积极而有准备的态度
建国初期，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利益结构变化常会引起利益冲突。群众闹事就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给社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性。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多次谈这个问题。
1956年，在我国的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毛泽东指出，指出“少数人闹事要避免是不可能的”，对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态度，遇事不能怕，怕是没有出路的，要采取有准备的态度，这样才不至于陷入被动。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会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对于群众闹事，不能一棍子打回去，要敢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把这些人闹事的原因归结为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并指出：对于一切由于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发生的群众闹事行为，应当“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加强教育、引导，改正工作中缺点，使坏事变好事，这是减少群众闹事所应采取的积极措施。
由于当时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家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毛泽东指出，对一些不适当当时社会情况的和要求过高的，一时还不能解决的，包括少数人闹事在内的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就应有效得到处理，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和良性互动。而对于那些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则必须给予必要法律制裁。
（五）发展农业以避免天下大乱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任何社会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夯实。在当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基础差的情况下，农民的情况如何，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关系到人们吃饭的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尤其重要。
毛泽东注意发展农业主要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来论述。在生产上，毛泽东提出要发展农业合作社，并让农业合作社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为了农业增产，在全面推行增产措施，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主张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政府也应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在分配上，毛泽东指出，对于国家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国家要积累，合作社要积累，农民也要吃饭，三者关系必须妥善处理，防止出现矛盾和不稳定。毛泽东说，如果“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发展农业维护稳定至关重要。1957年1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针对当时由于少数人由于物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出现的闹事等突发事件，毛泽东更是强调，要发展农业以避免天下大乱，指出“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保持国家长治久安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并一直作为“伟大的工程”来抓，同时强调干部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就更强调必须重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这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认为我们有一套经过考验的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容易造成党、政府同群众的对立，恶化党群关系，激化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毛泽东指出：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社会将会不稳定，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官僚主义作风，防止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十分厌恶那种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对干部队伍建设十分重视，建国初期，毛泽东发动的“三反”运动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的状况，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前题的党内整风运动，都是希望通过党外监督和群众监督来改进党的作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虽然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同时说明了毛泽东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心情和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少数群众闹事的重要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他多次批评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认为，我们有些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对少数人酝酿闹事一无所知，出了事就措手不及，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并认为，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并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社会稳定手段来成功地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而是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运动，依靠“人治”来完成各项任务，维系现存的社会秩序，以致他在教育群众、发展生产力、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误区。他的这些错误认识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不仅没有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内部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建设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