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今朝与韩国的昔日
韩国，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所熟知的恐怕是近几年席卷东亚甚至世界的韩流形象：热情奔放、时尚动感、靓男美女、绚丽多彩……而当你翻开其历史的另一页时，也许会为之大愕。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颇有意思：
问：一个国家，其元首解散国会，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朝鲜。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问：一个国家，禁止公民出国旅游，禁止公民享用外国香烟和外国饼干。违反外币管制规定的人可以被判死刑。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朝鲜。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问：一个国家，其工厂工作环境极端恶劣，工人们在里面牛马般非人劳动。每天工作9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为了点儿仅够糊口的工资。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问：一个国家城市边上遍布贫民窟。在城市的扩张中，警察暴力拆除贫民窟，为建造新的城市商品房腾出空间。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问：一个国家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盗版影碟和盗版书籍充斥着该国市场，冒用美国品牌的商品肆意流通。这是哪个国家？
第一种答案：也许是中国。
另一种答案：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
上述情景正是韩国曾经迈过的步履，而当时文坛的关键语便是书写底层民众的“民众文学”。
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或集团的重要窗口。萨特曾叹息过：在将死的儿童面前文学无能为力。的确，文学并非万能之药，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学功能岌岌可危，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令人怀疑。但在记住萨特的叹息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Jean Ricardou的反驳：正是凭借文学自身的存在，才引出作家对饿死现象的追问。诚然，文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中以其不同的面孔存在着，而无论这张面孔是熠熠生辉的还是千疮百孔的，始终是能够发出声音的，有其历史社会意义的。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同是书写“底层”这一群体，面孔相同，却因不同的生长环境而具备了不同的特征。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根源十分相像，但后期讨论、发展过程却又迥然不同。
谈到韩国的“底层文学”，要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韩国在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经济取得了腾飞发展，步入了产业化时期。1961年开始到70年代中期，韩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朴政熙政权为了动员全民发展经济，提出了“成长、安定、均衡”等口号，始终都在遵循“发展至上”的路线。其结果，从1960年2.3％的GNP增长率腾飞到1976年的15％[1]，其产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足以让世人惊叹。这种情况和21世纪腾飞的中国经济不无相似之处，虽然时隔30年，但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的“发展压倒一切”、“发展才能稳定”等口号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甚至，具体经济发展模式也同出一辙，例如：21世纪初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和70年代韩国政府的“新村运动”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当时朴政熙政权采取的是军事独裁专政，特别是朴政府实行维新体制后，通过改宪强化了总统的职能，政府推出各种紧急令，通过军事化制度管制民间社会，例如：彻底贯彻反共意识形态的宣传，禁止市民的民主自由活动，设定晚上11点后为禁止出行时间等。这些政策对刚刚在惨痛的朝鲜战争中妻离子散、南北分割、拼命苦干却始终难以维持生计的韩国国民来讲是雪上加霜，因此当时反对独裁统治、呼吁南北统一的声音此起彼伏。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背负的是双重的重担，政治上是军事化管理的管制对象，同时在经济上付出的是过强的劳动、过长的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却是低廉的工资、严重的职业病、家庭的离散、恶劣的劳动环境甚至永远的身体残疾等，书写底层的“民众文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衍生的。“民众”一词在当时泛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和中国“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概念是同一含义，其具体差异将在第二章中详述。为了便于与中国的底层文学比照而论，这里不妨将两者统称为“底层文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底层文学扮演了反思产业化的优劣、反思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反映底层民生的角色。
从韩国底层文学的胎生情况来看，不得不令人联想到中国近些年来的“底层文学”。2004年5月的《当代》上发表了《那儿》一文，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标志着中国文学界对“底层”文学的关注，文坛出现了“底层文学现象”。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关注？无疑，这跟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历史不无关联。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1998年国企改制到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打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国GDP连续几年来一直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速度。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家庭今天的盛况对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旷世奇迹。但随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转变，在计划经济当中不曾有过的社会成员作为新的社会群体成长起来，例如：官二代、富二代、高富帅、白富美等。与其相对的有下岗工人、留守儿童、农民工、三八六一部队等。前者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利益既得者们构成的群体，而后者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空缺者们构成的群体。前后两者之间在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等的获得指数上自然是天壤之别。伴随市场经济涌入中国的“自由”“民主”等概念曾一度让人欢欣鼓舞，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树立了，但没有钱的生活却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了。面对这一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中国政府并未像当年的朴政熙政府一样实行军事化压制管理，而是进行了不断的调整。“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例如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老板、经理、干部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冲淡。到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没有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将原来强调的“发展”转向了“和谐”。近些年来，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成为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导向。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国底层文学和韩国当时的底层文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甚至连曾一度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备感惶恐。当时就有上海学者蔡翔于1995年发表了《底层》这一散文，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底层认识的共鸣，应该说“底层”从那时起已经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而2004年，《那儿》的发表顺应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底层群体也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底层”问题伴随部分小说的发表及评论再次被纳入知识界的眼中。
总的来说，从发生根源来看，中韩两国底层文学如同孪生，它们在问题意识上也有共鸣之处。两国的“发展”路线无疑带动了经济的腾飞，但不可避免地，底层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两国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提出的问题都是拆迁、下岗、低收入高强度、农民的双重身份、职业病、子女教育、精神上的不安等底层社会的生存问题。尽管在文学作品中对这些问题描写的角度不同，而且不同国度下两国底层的问题解决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在“关注”和“提出”底层问题这一点上，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可谓不谋而合。
这一时期，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学界，都赋予了“底层文学”本国的原初解释。韩国将其解释为“民族文学”发展到后来的阶段性成果。而在中国学界则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左翼文学”传统的继承者。这样的解释只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将其大致归类。但中韩两国的“底层文学”产生于各自不同的语境，出自不同作家的笔下，因此其中蕴含了不同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个人写作的基调，我们又如何能够将其设定在“左翼文学”、“民族文学”等宏大的理论叙事中去考察呢？所以本文采取的是通过“底层文学”这一窗口，瞭望文学现象背后的具体历史状况，分析各自的人文思想感情，并通过异同的对比来放大中韩“底层文学”各自不同的因素，增强两国学界对彼此的了解。
本书在选题论证时首先想到的是两种文学现象的时期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底层文学”集中讨论的时间较为明显，且距今时间也较短，所以比较容易判断。正如上文所述，可以将1995年蔡翔的散文《底层》的发表视为底层文学的萌芽，而正式受到文坛关注是2004年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的发表。然而韩国的“民众文学”距今时间较长，且讨论的整个过程较长，很难清晰梳理。整个民众文学随着时期的变化，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评论家金度渊曾经说过：
我们曾记得70年代使小说文学成果丰硕的亲民众作家的成就。他们在捕捉我们的社会所处的各种矛盾的根源的同时，将文学和社会科学性的视角结合了起来。实际上李文求、金春福、宋基淑、黄皙暎、赵世熙、尹兴吉、玄吉荣等的小说受到了文学界之外的读者们的欢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培养了他们文学的社会科学性感悟力。（中略）可惜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职业作家们的写作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给人一种停滞的印象。[3]
金度渊的评论尽管不能说代表全韩国文坛，但众所周知的是，20世纪70年代韩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关注底层的职业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底层小说。而到了80年代，特别是1983～1985年之间出现了大批工人创作的“劳动文学”作品。由于在美学程度和写作手法上较前者不够成熟，所以80年代后的民众文学实际上并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发生了向劳动文学的转型。民众文学这种历程同当时韩国的文化管制制度密切相关。1980年《创作与批评》等进步倾向的期刊被强令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地下期刊的出现。金度渊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样描述：
以“光州”为象征的80年代前期的政治状况连只占到文化界边缘的文学都给予了当头一棒。几个期刊登录号的取消，出版品新规的出台，紧接着就下令对舆论机关的合并废除等。其中包括在70年代的文学史上画出浓重一笔的《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知性》也在此时被迫退场。尽管将二者的消失在同一脉络上来判断有些牵强，但从它们都曾经是“季刊时代”的主角这一点上来看，8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产生了外形上的断绝，更严重的是80年代意味着有力的发表媒体被封锁了。（中略）从此进入被称为“地下时代”的历史，《实践文学》是“地下时代”的始祖，它折中了期刊和单行本的形态，成为一种不定期刊物，并作为代表80年代的媒体而稳定下来。[4]
可以想象，在这种“发表媒体”被封锁的情况下，70年代民众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但十分反讽的是，这一时期现场工人的创作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1980年到1987年之间，在所剩无几的典型的地下期刊《实践文学》登载了大量工人文学作品。1983年的《实践文学》登载了至今家喻户晓的朴劳海的劳动诗——《劳动的黎明》，此外，该期还单独开设了“生活的劳动与文学”特辑，并登载了“劳动谣”和“工人文学的现况”等资料。尽管在韩国“民众文学”的叙述中也包括“劳动文学”，但从上述的变化中不难看出，以1980年为界限来看“民众文学”时，其前后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劳动文学”是民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90年代后的“打工文学”一样，创作主体都是一线的劳动者，对它的论述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由于本书更重要的意图在于突出中韩两国知识分子运作知识权力的异同点，再加上资料的受限，所以本书所论证的对象仅限于专业作家所创作的小说。
二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韩“底层文学”
将中国的“底层文学”与韩国的“民众文学”相提并论，不经过考证就不能顺理成章。毕竟两种文学现象的发生有30年的时差，且两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究竟能否纳入比较文学视野下进行研究，归根结底还要探讨一个问题：“何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四个字在中日韩文中通用，英语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法文为 Littérature Comparée，德文为 Vergleichende Literatur，西班牙语为Lileralura Comparada。以上几个国家在比较文学的创立及研究上贡献较大。比较文学的历史尽管不过短短几十年，却波澜起伏。其发展的历程也是其研究方法整理的过程。有关其研究方法众说纷纭，按照中国学者王向远先生的主张，它可分为影响论研究法、接受论研究法、平行比较研究法、跨文学研究法等几种。[5]影响论研究主要是以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而展开的。具体方法为搜集并整理比较双方的相关资料，从而去证实一方对另一方形成的实际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后续情况等。与其同理的是对被接收方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的接受论研究。影响论研究是比较文学最原始的形态，同时它也是为了使比较文学在当时欧洲文学研究法中谋得一席之地才创建的理论。但是，到了二战前夕，影响论研究成了德国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产物，影响论为了夸大日耳曼文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而被当作政治工具使用。因此，源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影响论）在二战后曾经随着德国的战败而陷入沉默。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创立阶段。
随着二战后美国世界地位的上升，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粉墨登场，并且随着战后美国新的文化机制的启动，比较文学逐步扩展到世界文学，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65年在美国召开了第一届美国比较文学大会（ACLA），其中勒内·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当时发展的现状进行了综合报告：“战后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要得益于对欧洲思想接受基础上进行的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中略）并且，有一种思维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那就是：比较文学和姊妹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6]报告中还提到比较文学正在由之前欧洲的单一文学向普遍的世界文学转变。
这个报告书成为扩大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重要契机。美国学者Bernheimer在1993年ACLA上做的报告中大胆地提出：“文学这一术语恐怕已经不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应该将从古代笔抄本开始到当今的电视、超文本（hypertext）、假象现实等在内的媒体之间的比较研究都囊括进来。”[7]从上述报告中看出，此时的比较文学已和欧洲主导的二战前的比较文学有了明显的色彩转变，它明显带有文化研究的色彩。这里笔者将这一阶段的比较文学称为第二阶段——成长阶段。
比较文学的前后两个阶段不仅在主导力量上发生了更换，研究范围上发生了扩展，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1965年第一届美国比较文学大会之后，比较文学受到美国学派的推动，其方法不再局限于实证性的证据搜集整理，而相应地更看重跨文学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平行比较即平行研究（Parallelism or Parallel Study），一般平行比较研究中比较双方并不一定具有实际的关系，而是根据笔者所设定的主题而产生比较关系。也正是因此，比较文学中平行比较能否成立是一个重要论题。比较文学最初从影响论开始，所以影响论、接受论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由于影响论研究以实证材料为论据，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说服读者，是一种保守的研究方法。而相反，在比较文学范围的扩展初期反对平行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1921年创建《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法国学派学者Baldensperger强烈反对平行研究：“对两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的时候，那不过是瞬间精神的结合，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以荒唐的记忆或者游戏性的印象为根据的比较更劣等的解释了。”[8]但也有一些代表学者与许多前辈学者以及同时代的学者们意见不同，例如法国学派的Jear-Marie Carre和Marius-Francois Guyard。Carre指出当代的比较研究太注重以事实关系为基础的影响论研究，提出应该扩展到异国国民之间相互构建的形象。[9]Guyard提出了体裁论（genology）等新的术语，提供了一些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思路。他指出：“我们可以偶尔看到，比较文学正在扩展到心理学。”[10]事实上，今天所说的平行研究既和事实关系研究不同，也和“精神的瞬间遐想”不同。因为其实Carre和Guyard所提出的“比较心理学”是在民俗学基础之上进行的精神史研究。也就是说，它和事实关系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延伸的、通融的关系。例如：德国学者D.Durisin将接受研究分为传统意义上的接受和进步意义上的接受。他曾经说：
（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即便没有明显的影响和接受关系的资料，但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间的关系也是以相似性——段落、语法、文体、比喻、主人公、主题、结构等为基础而形成的。所以，此时重要的是不一定要依靠自然的时间或者地理上的空间。[11]
从D.Durisin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实际上更接近于平行研究。这种研究是不同文学文本之间通过对主题情节以及表现技巧的类似性论证是扩大的接受论研究，但“段落、语法、文体、比喻、主人公、主题、结构”等要素往往也是平行比较中常常考证的内容。按照这个逻辑不难推理出，实际上以实证为基础的比较文学方法和以作者所设定的主题而进行的平行比较方法，并非互相排斥的，而是相通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平行比较研究”的提出，实际上拓宽了比较文学的视野，也把比较文学从“资料整理”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文学霸权。
当然，平行比较研究后来在美国学派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美国学派的研究从最初开始就和追求历史性的法国学派不同，更注重美学追求。勒内·韦勒克在1958年第二次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提出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该从政治性的研究史转向文学上的问题、核心的美学问题、艺术和文学的问题。[12]同样持这种立场的还有美国学者Aldridge，他在《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展望》（The Purpose and Persperctiv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不仅美国学者提出了这种美学中心的观点，欧洲的一些学者对比较文学也开始推陈出新，1974年法国学者 Francois Jost 在其《比较文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将比较文学分为四个领域，其中第三个领域为以体裁为基础展开的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第四个领域为对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母题进行的比较研究。对理论的追求，进步意义上的接受可将重点放在“形象（image）”和“镜像（mirage）”上，“形象”和“镜像”研究的重点是外国文学对本国造成的直接、间接影响或接受影响。此时，那种影响和接受的关系可以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也可以是以作品内部的相似性为根据的。[13]对比较文学领域的这种规定，比法国学派的历史主义追求更发展了一步。总的来说，平行研究中不能靠作者的主观臆断就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加以比较，但同时又不能否定，不能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历史性事实关系就否定其对比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平行研究也是一种“互文性”的研究。后结构主义者巴特在其著名的文章“From Work to Work”（1971）中将文学作品的概念发展成了更广阔的文本概念。他在该文中将作品和文本的差异说得比较清楚。假如说作品是写作的体系的话，文本就是对关系解释的体系。正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所阐述的一样，能指和所指之间本身就不是一对一的绝对关系，后学者们在对文本的解释中更进一步揭露了西方形而上学性的语言秩序、社会制度。按照后学者的逻辑，语言作为实际的根据，世界呈现出无限的文本。一个文本并不能单纯解释为作家对现实的模仿或反映，而是能指之间的游戏的一环，其他文本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本内部必然有互文性的介入。而分析互文性的证据，其实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相似性的具体表现，例如母题、主题、人物、情节等。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学派的这种大胆解放思维，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鱼目混珠的泛滥现象，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接轨更使得比较文学的概念愈来愈模糊。而且，比较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了美国中心主义。
依笔者看来，跨文化研究的内涵固然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我们也无可否认，比较文学总是发生在两者或多者之间。而无论是影响还是接受与平行，甚至包括跨文化比较，比较的双方或多方中总有一方是主体，而另一方或几方是参照物，两者间的比较是通过参照物更清晰地说明或认识主体。从这一点上来讲，有一种文学视角却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通过他国的文学审视自身的文学，将他国的思想资源拿来使用，甚至升华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资源。这种研究的典型学者有日本的竹内好、沟口雄三，中国大陆的孙歌、中国台湾的陈光兴，韩国的李政勋等，竹内好和沟口雄三从鲁迅文学和哲学中找到了可借鉴的东西，通过鲁迅内省日本本国的发展思路，而中国大陆的孙歌、中国台湾的陈光兴、韩国的李政勋等学者又从竹内好、沟口雄三的鲁迅研究那里得到了“内省”的思路，通过借鉴周边国家的思想资源来内省本国或本民族，将亚洲作为方法去“内省”、反思、批判自身。这种研究思路将主体与客体相对化了，主客体的存在只是暂定的，主体可以不断地被包括客体在内的新主体代替，反之，客体也可以被主体代替。而这种不断的延伸正如德勒兹分析的“游牧主义”所具有的不断“脱走”概念一般，意味着一种主客体双方的发展可能性。而归根结底这种可能性来自主客体的比较、参照。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摆脱传统概念的限制，步入一个脱霸权的、不存在强弱话语的、在反省中不断进步的时代，正如上述的文学视角一般。笔者期待比较文学能够发展为第三阶段——主客体不固定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