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永品
三个问题：一是为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作正名；二是讲庄子小说的艺术特色；三是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他的小说非同凡响。
一 关于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的问题
中国对于小说的概念的界说，自古以来就含混不清，因而对小说的源头的认识，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小说史论著，这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然而，对中国小说源头的认识，似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传统看法，即认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其实，此种传统的观念及其认识，未必就是正确的，理由有三点，这里只做一些简要的论述。
关于小说的概念，汉代学者即有界说。东汉桓谭就曾对小说的概念和社会功能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55]并说：“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所谓“妄作”，即杜撰之作。
稍后，班固对小说的概念和功能，似乎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56]并列《师旷》六篇等十五家。且不论他们对小说概念及其社会功能的阐释和认识是否正确，起码可以说明，在汉代以前即有小说存在。此其一。
从桓谭和班固对小说概念和社会功能的阐释和认识，说明汉代学者是用儒家的观点来看待小说的，因此，他们的看法并非正确。直到唐代，魏征等在编撰《隋书·经籍志》时，方对小说的社会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隋书·经籍志》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所谓“有所偏”，是说儒、道、小说，都是“圣人”之教，皆可以“兴化致治”，只是有所偏重不同罢了。应当说，魏征等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是正确的，汉代学者对小说概念的界说及其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是不足为据的，并不能作为衡量小说的圭臬。此其二。
对于中国小说之滥觞，中国古代不少学者早就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明代小说大师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胡应麟认为，《师旷御晋平公》《晋治氏女徒》（《汲冢琐语》）为“古小说之祖”。[57]清代纪昀认为，《山海经》“侈谈神怪，百无一真”，亦是“小说之祖”。[58]
天僇生（王钟麒）在其论文《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指出：“自黄帝藏书于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59]此说太遥远，似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感。然而，凡此等等，都说明我国古代不少学者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为中国小说的滥觞。今人对中国小说的源头，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师旷》一书，封面即标明为“古小说辑佚”。《晏子春秋》，亦被视为“古典小说集”[60]。《燕丹子》，清代孙星衍认为此书作于史迁、刘向之前，被认为“是一部古小说”[61]。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历代小说选》，亦把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刘向的《列女传》、赵晔的《吴越春秋》、应劭的《风俗通义》等书中的一些作品，选入小说选本中。已故吴世昌和胡念贻两位先生，生前亦都写过探讨先秦小说的文章。方勇的《论先秦小说》[62]论文，对先秦小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论述。根据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古代和现代当代许多学者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为中国小说的源头。此其三。
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论断，中国小说的源头在先秦。《庄子》书中，小说佳作颇多，因此，庄子应当是中国小说之祖。我认为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并非是主观臆断，早在我国宋代，著名学者黄震就主此说。黄震说：“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63]虚构人、物和事件以构成完整的故事，这正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主要标志。庄子作品中的人、物、事，大都是虚构的，故事完整，恣肆跌宕，茫无定踪，嬉笑怒骂，“戏薄圣人”，黄氏谓庄子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并非戏言。遗憾的是，过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黄氏的此种精辟见解，并没有引起重视，以致贻误了时机，影响了开拓中国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应当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其中有些问题，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反复认识、反复论证，才能得到解决。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也必须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拓宽研究的领域，给小说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讲到这里，为什么说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的问题，就解决了。
二 讲庄子小说的艺术特色
庄子小说取材较广，因而其小说种类亦较多，大致可分寓言小说、志怪小说、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四类。对此四类小说，这里不分别论述。庄子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有四方面：一是历史人物，面貌一新；二是塑造形象，新颖奇特；三是故事生动，饶有情趣；四是宣扬道义，高深莫测。对此诸多问题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其一，历史人物，面貌一新。庄子小说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并非保留历史人物的原貌，作者都按照自己的思想，对历史人物做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崭新的面貌。如庄子小说中出现的黄帝、尧、舜、禹、老子、孔子、跖等历史人物，都与其原来的历史人物面貌迥然不同。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国远古时代的五帝之一，教诲初民播种五谷草木，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黄帝又是传说中的道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君臣十篇》，注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汉代称道家为“黄老”[64]，即本于此。然而，庄子小说中的黄帝，却被描写成不懂“长生”之道，不晓“无为而治”的平庸之辈。庄子有两篇小说，即把黄帝塑造成此等人物。一篇是写黄帝问广成子以“至道”（《庄子·在宥》）的小说，说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黄帝听说广成子修身一千二百岁，住在空同之山，便去问他“至道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广成子非常藐视黄帝，把他看成不懂“至道”的俗人，并批评黄帝说：“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日益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受到广成子的批评和奚落，便捐天下，筑室独居，席白茅，闲居三月，然后复往求教于广成子。当时，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听到黄帝改变“佐五谷、养民人”的治国初衷，而问“长生”之道，便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于是便告诉黄帝“至道之精”和“长生”之术。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生长……”活画出广成子这个道家的形象。广成子还告诉黄帝说：“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并声称：“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广成子把“至道”说得虚无缥缈，神秘莫测；把自己说成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的长生不死的神人。黄帝却成为渺小的凡夫俗子。刘凤苞评论此篇小说道：“如此篇驳倒黄帝，真足令治天下者，嗒然自丧，不敢有所作为。”[65]
庄子另一篇写黄帝问牧马童子“为天下”之道（《庄子·徐无鬼》）的小说，亦把黄帝描写成非懂“无为而治”的庸人。牧马童子则是深谙“至道”的天师。牧马童子告诉黄帝：“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意谓治天下，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否则，沉迷于强治天下，就会有害于天下。以牧马之道，来比喻治天下。由此可见，庄子小说中的黄帝，与史书上记载的黄帝形象判若两人。庄子小说中的黄帝，是小说家的再创造，自然不能同史书中的黄帝形象等量齐观。
讽刺儒士，奚落孔子，已成为庄子小说的一种鲜明主题。司马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66]所以，庄子小说中孔子的形象，同历史上孔子的形象不同，则变成了另一种人格。庄子“戏薄圣人”，即谓此。自然，我们不能以庄子小说中孔子的言行，去评价孔子。庄子小说中所描写的儒士，亦是虚构人物，并非历史真实。今人写历史小说，讲究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庄子随心所欲，并不讲究这个。
“庄子与鲁哀公论鲁服”（《庄子·田子方》）的小说，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写庄子见鲁哀公，鲁哀公对庄子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意谓鲁国儒士甚多，没有什么人会去学习先生的道家学说。庄子却说：“鲁少儒。”哀公说：“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说：“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唯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门。哀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看到此情，便说：“以鲁国而儒服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小说讽刺“儒士”虚伪者甚多，大都故作姿态，沽名钓誉，自欺欺人。刘凤苞评论此篇小说谓：“甚矣！真儒之少也，为鲁国慨叹。即以碱砭天下后世之为儒者。李太白有《嘲鲁儒》诗，盖从此脱化而去。”[67]可见，小说批评儒士，是针对时弊而发，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历史角度而言，鲁哀公去庄子二百余年，小说中的鲁哀公与历史上其人，亦殊不相同。小说中的鲁哀公经过庄子的改造，已经面貌一新，成为徒有其名的子虚乌有先生。
“盗跖教训孔子”（《庄子·盗跖》）的小说，可谓惊世骇俗，颇为引人瞩目。“盗跖”，有的说他是黄帝时人，有的则说他为秦国人，总之，他与春秋末年的孔子，相距甚远，作者硬把他们扯在一起，让“盗跖”教训孔子，真是想入非非，令人叹为观止。小说写“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娶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把一个古代人民起义领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盗的形象，真是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就是盗跖此等人物，孔子竟然要去说服他改恶从善，悔过自新。孔子卑躬屈膝，求见盗跖。当时，盗跖方休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铺之。谒者通报，孔子来见。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指名痛斥孔子说：“此夫鲁国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之肝益昼铺之膳。”而孔子仍然低声下气，再次求见盗跖。孔子趋而进，避席而走，拜见盗跖。盗跖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前来！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意则死！”孔子听完盗跖的教训，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所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小说写盗跖教训孔子，以及对盗跖和孔子形象的刻画描写，极为生动形象，精彩动人，扣人心扉，堪称小说家的绝妙之笔[68]。
庄子小说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尽管姿态百出，人物各异，然而亦尽如作者塑造黄帝、孔子、盗跖的形象一样，皆赋予其新的思想，新的面貌，让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认真地表演，尽情地歌唱。而这诸多历史人物，毕竟是经过作者艺术化了的人物，与历史上的其人其事，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其二，塑造人物，新颖奇特。刘熙载说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69]，的确道出庄子小说异想天开、雄奇瑰丽、新颖奇特的特点。
庄子小说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皆与儒家学派的人物大异其趣。庄子笔下的人物形象，无不深深打上道家思想的烙印，新异奇特，走弄百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安时处顺，认为妄为即有害，或害一己，或害天下。在其反映此种思想的小说中，他所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与庄子的这种思想如出一辙。如“老聃死，秦失吊之”（《庄子·养生主》），写老子故去，友人秦失前往吊唁，号哭三声而出。对他此种表现，其弟子深感惊讶，便问道：“非夫子之友邪？”秦失说是他的朋友。弟子又问：“然则吊焉若此，可乎？”秦失说可以。于是，他就把“号哭三声而出”的原因，告诉弟子。他说先前，以为老子是平常之人，现在看来，老子并非常人。刚才，去吊唁老子时，看见老者哭他，如哭其子；少者哭他，如哭其母。他们所以聚会到此吊唁老子，必然有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哭而哭之。他们如此吊唁和哭老子，皆失去天性、违背真情。因为他们不知道，老子生时是应时而来；死时是顺时而去。“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在古代，这叫“悬解”（即天帝之桎梏被解除）。秦失说他吊唁老子，三号而出，正是这个原因。通过此篇小说，我们不难看到，秦失这种奇怪的形象及其反常表现，正是庄子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的养生之道的曲折反映。对于一般并非精通庄学的人来说，像庄子笔下秦失此等奇人，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古代有的著名治庄学者，由于一时疏忽，对于秦失的反常表现，亦百思不得其解。如清代治庄学者林云铭，他对庄子此篇小说的旨趣何在，就寻觅不出答案。因此，他说：“本题（按指《养生主》）是养生，说及死，已为奇矣。乃吊而不哭，反对夫人之哭，尤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从何设想？大奇！大奇！”[70]从林氏惊乎秦失这个人物为“大奇”，“不知其从何设想”，亦正可说明庄子小说塑造人物新颖奇特的突出特点。
为了更加突出地表现其不能妄为，而应顺应自然的主题，庄子还塑造一些群体人物形象，以加重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如子祀、子舆、子犁和子来四人为友（《庄子·大宗师》）的小说，其中所描写的这样四个人的离奇古怪、超出常人的表演，正是为了表现其不能妄为，而应顺应自然的旨趣。此等四人，谈吐非凡，设想离奇，相互谈话说：“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熟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小说开头，就把他们描写成为体道者的形象。接着，小说写过了不久，子舆有病，子祀前去慰问。子舆感叹地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按拘挛不直貌）也。”意思是说：造物者让他鸡胸驼背、头下垂而背拱，五脏脉管在上，面颊隐藏在肚脐里，肩高于头顶，颈椎指天，阴阳之气错乱不调。但其心地宽闲，若无其事。他蹒跚而行，鉴于井说：“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问他：“女恶之乎？”答曰：“亡！”并且侃侃陈词说：假若把我左臂变为鸡，我就用来报晓；假若把我的右臂变为弹，我就用来打鸮鸟，烤肉吃；假若把我的尻骨变为车轮，把我的精神变为马，我就用来当车乘。接着，他又感叹地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吾又何恶焉！”意谓他并不厌恶造物者把他变成此等丑恶形象。小说写又过了不久，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环而哭泣。子犁前去慰问，便呵斥人们避开，不要惊恐子来的生死变化。他倚其户与其语说：“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犁的问话，不着边际，真是荒唐可笑。不过，通过子犁的奇怪问话，说明他认为子来的死去，如同大自然的变化一样，是不足惊怪的，也不值得悲伤。更加奇怪的是，子来的回答，更是令人微妙难识。他说：“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意思是说：阴阳（按即道）要他死，他不听，真是凶顽不顺，大道是没有罪的。言外之意，是说他应当安时处顺，听从造物者的安排。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庄子小说的荒诞神奇，就在其小说中的人物新颖奇特、怪态百出。庄子就是通过小说中此等神奇的人物，“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神入化的灵境，来表现他所宣扬的不要妄为，而应当顺应自然的深邃哲理和道义的。刘凤苞赞赏此篇小说道：“不规一格，一似有意出奇！”又云：“抉天人之奥，破生死之关，爽若哀梨，快若并翦，几于辩才无碍，独擅其长……灵气往来，融成一片，正见四人之莫逆心也。后来著述家，惟有龙门子长有此神境。”[71]作为庄学大师，此种见解，的确颇具慧眼，不同凡响。但是，庄子小说中所虚构的荒诞神奇人物，亦并非凭空而来，都可以从自由旷达、不受约束的庄子的个性得到印证。庄子是个幽默诙谐、具有高深道义和丰富哲理的学者，他的小说所塑造的各种奇特人物，“不规一格”，多如繁星，变幻莫测，层出不穷，犹如傀儡纷纷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也可以这样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都以鬼妖狐怪，翩翩起舞，而令人倾倒。而庄子的小说，却以奇人怪人纷纷登场做戏，而令人拍案叫绝。不仅《庄子·德充符》中神态各异的丑怪之人，令人目不暇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即使庄子用浪漫主义笔法创作的小说，其艺术成就与西洋小说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能给人以无穷的乐趣。如“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庄子·外物》）的小说，写任公子以五十头犍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旦旦而钓，一年不得鱼。之后，大鱼食饵，牵动互钩，馅没海水，鹜扬奋鬃，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骇千里。任公子把此鱼剖开晒干，浙江以东，九嶷山以北，人们皆能饱餐此鱼。作者创作此篇小说，其主旨是讽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中深奥的思想，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从艺术上而言，庄子以如此夸张笔法，写出如此惊天地、动鬼神的艺术结构，此等奇人奇事，在世界文库中亦颇为罕见。可见，刘熙载说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并非虚言。
其三，故事生动，饶有情趣。一般说来，作为小说而言，大都具有故事生动、饶有情趣的特点。若与庄子小说相比，一般小说的此种特点就会顿然失色。我们说庄子小说故事生动、饶有情趣，是因为它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人物形象活泼逼真，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能叩人心扉，令人喜闻乐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诱人的艺术魅力。“老聃死，秦失吊之”“盗跖教训孔子”“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等是这样，庄子反映“绝圣弃智”而民自化，葆于常真而不失至变，守气全神而可以养生等小说，亦充分表现了作者此种非凡的艺术才能。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庄子·外物》），就写得趣味盎然，颇有戏剧性。小说开端即引人入胜，写宋元君夜半，梦见有人被发窥阿门。被梦之人，是何许人？并非是人，却是一个“神龟”。神龟见梦，告诉宋元君：我来自宰路（渊名）之渊，作为清江的使者，被派往河伯之所办事，却被渔人余且捕捉。我来请求你拯救于我。翌日，宋元君会朝，令余且献龟。宋元君得五尺白龟，欣喜若狂，是杀之，是活之，举棋不定。占卜，卜者说：“杀龟以卜吉。”遂杀白龟，用来占卜，七十二钻，无不灵验。小说的篇幅并不长，故事情节却生动曲折，颇有情致。白龟见梦，宋元君会朝，余且献龟，卜者说“杀龟以卜吉”，杀龟，占卜而无不灵验等，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颇有戏剧性。作者唯恐读者窥视不到小说的旨趣所在，最后又让孔子登台表演，点明主旨说：智有所困，神亦有所不及；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极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老庄“绝圣弃智”而民自化的思想。
庄子小说设计的故事情节和刻画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作者的匠心独运、精心设置和描写的，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人物形象较为丰满，并不像先秦寓言和神话故事情节那样简单、人物形象那样干瘦。“孔子见老聃”（《庄子·田子方》）小说，把孔子求教于老子的形象，刻画得更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老子作为道家的化身，其形象刻画得越发逼真。他们师生却代表儒与道两派，道术不同，形象殊异，在庄子给他们设置的文艺舞台上，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小说写孔子去见老子，看见老子新沐，在披发而干，全神贯注，呆若木鸡，好似非人。孔子对自己看见的老子的此种形象，产生了怀疑，以为是自己眼花缭乱，老子并非真的就是此种形象。因此，便问老子：“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子说：“吾游心于物之初。”小说开头把孔子同老子的简短交谈，及其对他们形象的描绘，就非同凡响，颇能扣人心弦，令人产生浓郁的悬念。接着，就写孔子向老子提出许多问题，诸如什么叫“游物之初”？怎样游虚无之道？以及游虚无之道的方法等。老子对于孔子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回答。说明行小变不失大常，喜怒哀乐不入胸次；视四肢百体为尘垢，死生终始为昼夜；至人之德，无为而自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不修而自能焉等，用道家思想教诲了孔子。孔子说：“丘对于道，就好像醋中的蠛蠓，没有夫子的启迪，就不会知道天地之大全”。此篇小说之所以会使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在于它反映了儒、道殊途，塑造了新奇怪诞的形象，体现了道体微妙难识的异境奇趣。刘凤苞说此篇小说：“末句收到天地之‘大全’二字极妙，天地是个囫囵的，而万物并包于其内。无物之象，有物之精，得其最初者，乃能超出于万物之外。得其大全者，乃能主宰乎万物之中。前后俱觑定一‘真’字，其行文则大含元气。”[72]把一篇旨趣，说得最为透彻。
“桓公田于泽”（《庄子·达生》），写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更能令人赏心悦目，在庄子小说中又是一格。小说写桓公田猎而见“鬼”，管仲御，公抚管仲手说：“仲父何见？”管仲说：“臣无所见。”桓公返，呻吟成病，数日不出。齐士皇子告敖告诉桓公说：“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于是，就把桓公得病的原因讲述一番。皇子说桓公：“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桓公听完皇子的话，仍然追问：“有鬼乎？”皇子明白桓公的心病，因而故意说有鬼，就把自己杜撰的各种怪物，如“泽有委蛇”等等，向桓公述说一遍。桓公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说：“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由于皇子此话，正符合桓公急于称霸的心理，所以桓公冁然而笑说：“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皇子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故事生动形象，滑稽可笑，颇有讽刺意味。总之，庄子小说的故事情节，大都有戏剧性，具有百读不厌的效果。
其四，宣扬意义，高深莫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庄子来说，无论是志怪小说、历史小说、寓言小说，还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其中蕴含的深邃道义和哲理，皆费人索解、高深莫测。所以，在读庄子小说时，往往会感到犹如坠入十里云山，寻觅不到蹊径所在。若不深谙老庄之道，其主旨并非在于批判儒道、戏弄“圣人”，而是在宣扬养生之道。我们从盗跖教训孔子的一段话中，即可清晰地看到小说的主旨所在。盗跖说：“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显而易见，小说的主旨是在宣扬悦志意、养寿命，逍遥无为的“全真”思想。前面谈到的“桓公田于泽”那篇志怪小说，似乎表面是在说明精神作用，可以起死回生，其实它深蕴的主旨亦是在宣扬庄子的养生之道。清代的庄学大师们，早就看破它的庐山真面目。宣颖说：“神摇则病生，神释则病去。神之系于人也如是，使桓公知养神，鬼无能侵之。”[73]刘凤苞说：“借证桓公之病，以明养生之道，在守气而全神。”[74]所以，有人说此篇小说的主旨是：“说明精神因素对人生命的作用，既可以致人于死地，也可以救死回生。”[75]
庄子小说取材广泛，描写形式多种多样，因此，他宣扬道义和哲理的小说也变化多端，扑朔迷离。乍看起来，有时好像它的主旨在此，经过反复探究，就会发现它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彼。“郑有神巫曰季咸”（《庄子·应帝王》）此篇小说，颇令人有此之感。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在说明作者不相信“相术”的唯物思想，实际上它深含的哲理和道义，是在宣扬庄子雕琢复朴，立于不测，游于无为的思想。我们仔细研读此篇小说，就不难看到它的旨趣所在。小说写号称“神巫”的季咸，精通相术，给人相面，能看出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并能说出其年、月、旬、日期限，灵验如神。因此，郑人唯恐其言不吉，见到他，皆逃避而去。而列子见之心醉，想传其术，认为其为道术之最，其师壶子差之甚远。其实，壶子是道家大师，道术高深。壶子告诉列子说，我教授给你的只是道术的表面，还没有教授给你道术的实质。壶子根本不相信季咸的相术，便让列子把季咸引来给他相面，以破其术。壶子气功功夫颇深，见到季咸，先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即似生而却不动不止，“将生机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76]。季咸大惊，以为看到壶子死相，便对列子说：“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连用三个“矣”字，“术士口角如生，毛发俱动”[77]。列子以为老师真的要死，悲伤异常，泣涕沾襟。此时，壶子又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机发于踵，即“阳气蒸于九天之上”，一念不染，勃然生气，自踵而发。季咸见之，惊异地对列子说“幸矣！子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术士惯用此副自赞话头，曲曲写出”，真是传神写照之绝笔。壶子又示之以“太冲莫胜”——阴阳二气，合为一气，非动非静，阴阳俱浑[78]。季咸见之，对列子说：“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相焉。试齐，且复相之。”“不齐”，宣颖说是“动静不定”。最后，壶子又示之以“末始出吾宗”——虚而委蛇，即心地虚寂，而随物化。季咸见之，“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让列子马上追赶，列子追之不及，而对壶子说：“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知！”季咸自欺欺人的相术败破，原形毕露，落荒而去。林云铭说季咸：“伎俩已尽，羞见郑人，连舍郑国而他往，踪影俱绝。此术士行径也，写得好笑。”[79]此时真相大白，列子感到惭愧，始悟未尝学到真道，便自归家：“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列子“去其雕琢之迹，以复还淳朴之天”[80]，万象纷纭，一概封住，超然于尘埃之外，立于不测，游于无为，进入道之化境。小说以此终结，真是虚无缥缈，韵味无穷。尽管小说旨趣“微妙玄通，深不可识”[81]，但予以点破，便会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
值得思考的是，庄子小说的旨趣，为何如此令人费解呢？庄子作为道家、哲学家兼文学家，与孟子、荀子、韩非等人不同。孟子等著作论说事理，虽然也使用了不少比喻和寓言故事或小说，而从总体上说，他们主要还是用抽象思维来论说事理的。庄子则与其不同。庄子著作微妙玄通的道义，深奥难识的哲理，大都是用小说和寓言故事的形象思维来表达，把要说明的事理深蕴在朦胧恍惚的形象之中。庄子认为：“大道不称，大辩不信”（《齐物论》）； “可以言传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所以庄子直接用形象来表达“意”。在此点上，庄子与《周易》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82]的思想是一致的。因而，庄子小说更令人难以索解，容易使人产生歧义。
三 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其小说真是非同凡响
哲人道人的小说，与一般文学家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哲学家观察事物、体验生活，比较深刻，富有哲理性。道家思想微妙玄通，虚无缥缈。正是此种原因，庄子小说就与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意境不同；二是艺术风格不同。先秦两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的一些反差现象，也就更能显示出庄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庄子小说意境深厚，味浓意郁，蕴涵悠深，具有丰富的哲理性和虚无缥缈的神秘色彩。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小说，虽然也不乏佳作，一般说来，都显得意境浅显，蕴涵匪深，没有庄子小说那种特殊怪味。把庄子小说与《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新序》《说苑》《吴越春秋》《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小说相比较，就很容易看到此种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还是研讨一些具体作品，便可从中窥视到此种情趣。庄子“轮扁斫轮”（《庄子·天道》）的小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其中的字句，可能并不会记得很清楚。为了便于比较，现将小说的原文援引如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得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83]
所谓“糟魄”，即糟粕也。与庄子此篇小说同样内容，西汉韩婴也写了一篇小说。韩婴此篇小说与庄子小说对照阅读，它们的优劣工拙，便会不言而喻。韩婴此篇小说如下：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伦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先圣之书。”伦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84]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把“桓公”改成“楚成王”，“轮扁”改为“伦扁”，其中的意境亦与庄子小说大不相同。庄子小说是在说明轮扁斫轮的技艺甚为微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意境浑厚，音韵天成，耐人寻味。韩婴此篇，亦想说明伦扁斫轮的技艺，只能存乎人心，不得言传于人。然而，作者通过伦扁斫轮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种旨趣。其中小说的关键文字写道：“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显然，据此并不能说伦扁有什么不可言传的技艺可言。小说最后又加上“唐虞之法”“《诗》曰”的议论文字，也与伦扁斫轮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可见，此篇小说主题混乱，缺乏意境，令人索然乏味。
庄子“桓公田于泽”而见鬼的小说，看来是根据《管子》中的小说改写而成。《风俗通义》引《管子》说：“齐公出于泽，见衣紫衣，大如毂，长如辕，拱手而立。还归，寝疾，数月不出。有皇士者，见公语，惊曰：‘物恶能伤公！公自伤也。此所谓泽神委蛇者，唯霸主乃得见之。’于是桓公欣然笑，不终日而病愈。”[85]此篇小说写得比较粗糙呆笃，意境浅显，故事情节不够完整。经过庄子改写，便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蕴涵更加深邃，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较之原故事，庄子增加了管仲为御，桓公抚管仲手，二人对话的情节；增加了齐士皇子告敖告诉桓公：“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公是仇滀之气“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的情节；增加了委蛇捧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的情节。经过庄子如此改写，就赋予小说一种新的内涵和崭新的面貌，把齐桓公急于称霸，利令智昏，丑态百出的形象，和盘托出。由于小说旨在说明守气全神的养生之道，使得小说更加具有出神入化的灵境。真可谓点铁成金也！
同后代小说相比，也能看出优劣。庄子有一篇“惠子相梁”的小说，刘向也有一篇“惠子欲相梁”的小说，虽然二者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作品意境上去分析，还是能够鉴别出它们的高低工拙的。庄子此篇小说全文是：“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庄子·秋水》）此篇是寓言小说，表现庄子“无以得殉名”的思想。作者把相位比作腐鼠，意境顿然生辉，表现了庄子高尚的情操。刘向此篇小说的境界如何呢？小说全文是：“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见之狗耳。'”[86]不难看出，此篇小说写得虽生动形象，但格调不高，意境浅陋，与庄子小说相比，大相径庭。
庄子小说的深远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犹如苍茫大海，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这与庄子小说宣扬虚无缥缈的道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是其一。
其二，哲人道人之作在艺术风格上较之一般作家的作品，亦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小说大都表现出恣肆汪洋、雄奇怪诞、虚无缥缈的特色，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的小说，相对而言，就显得有些朴实无华、板滞呆笃。庄子小说的此种艺术风格，在其许多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如“孔子观于吕梁”（《庄子·达生》）此篇小说，写吕梁丈夫水性超常，蹈水有术。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不敢游，吕梁丈夫却跳水而游。此人游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游于塘下。孔子观看此等情景，目瞪口呆，以为是“鬼”。再如，“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的浪漫主义手法，“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精辟奇险镜头，“盗跖教训孔子”那戏弄“圣人”、出奇制胜的惊人场面，“庄子梦见空髑髅”（《庄子·至乐》）对人间之劳的感慨万千，凡此等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庄子小说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风貌。其他小说，如《晏子春秋》这部古典小说集，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色彩，有些篇章亦不乏讽刺趣味，但总的看来，大都写得平实质朴，缺乏气势。再如《左传》中“介子推不言禄” “蹇叔哭师”，《战国策》中“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列女传》中“齐相御妻”“鲁漆室女”，《风俗通义》中“李君神”等，其中对许多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大都栩栩如生，有声有色。《吴越春秋》中“吴女紫玉传”，亦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颇有戏剧性。有些小说并不能说它们没有什么艺术风格，但它们都不像庄子小说那样雄奇瑰丽，幽默诙谐，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庄子小说具有的此种奇趣怪味，其中就浸透着丰富的哲理情思和微妙玄通、虚无缥缈的道义。简而言之，庄子小说与其他作家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也可以说就在奇与正的不同。
如果我们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先秦小说和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了一种反差现象。先秦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属于早期的婴儿，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稚气，即有些小说叙事较少，对话较多。如“庄子说服赵文王停止斗剑取乐”（《庄子·说剑》）、“渔父教训孔子”（《庄子·渔父》）等即是，但亦仍不失为上品[87]。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庄子有的小说叙事性就较强，有些小说叙事与对话间半，如“宋元君画图”“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郑有神巫曰季咸”“孔子观于吕梁”“宋元君夜半梦人被发窥阿门”等小说，在艺术上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作品。逮至两汉，尤其到后汉，小说的形式便逐渐臻于成熟，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赵晔的《吴赵春秋》等著作中的有些小说，已经克服了先秦小说乃至汉初小说那种对话过多的弊端，在形式上更加完美。尽管不像唐传奇、宋代话本小说篇幅那样可观。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应当更加臻于完美。但是，这个时期的有些小说，如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等，其中有许多小说，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上，不但没有什么高言妙句，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反而不如先秦两汉小说那样令人爱读，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如《战国策》“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的“轮扁斫轮”“桓公田于泽”“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有些小说相比，显得更完美些。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先秦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承认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