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都离不开传播环境。所谓传播环境，是存在于传播活动周围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是一个社会中影响信息生成及其传播活动而构建起的总体环境。日本学者后藤和彦曾这样定义：“传播环境，即在与自然环境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50]传播环境既是人类传播活动生成和发展的场所，也是传播活动表演的“容器”，并对传播活动具有影响和维护的作用。传播活动并非孤立、封闭的存在，它总是以具体的形貌或质的规定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而一定的环境因素也必然以某种方式影响、规制着人类的传播活动。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Ball-Rokeach，1990）认为，如果撇开环境，单纯地、孤立地观察各个具体媒介，即使观察再细致，也无法理解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系统的整体，因为媒介的历史大于其各个部分之和，任何媒介的产生和发展都深深地植根于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之中[51]。由此，传播活动与传播环境表现为互动互助、相辅相成、共进共荣的互制关系。传播环境对传播活动的作用是非定向的，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是潜在的、渐进的和渗透的；而传播活动又往往会对传播环境作出或积极或消极甚或是对立的应答。
传播环境是影响和形成传播信息的外在因素，它可以分为客观环境和媒介环境。社会生活中的人往往通过客观环境或者媒介传递信息而形成的“拟态”环境来形成对社会环境的整体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到人的行为，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传播环境的构成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但就其对传播活动的影响而言，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讯息因素四种[52]。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变化以及传播媒介的变革等，都会影响到传播环境生态，进而影响到传播活动的信息内容与存在样态。“环境对人类的传播行为的影响带有多方面的性质。这种多面性是由环境的宽广性、传播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的互感、互动所引起的。”[53]事实上，“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54]。因此，对传播环境的探讨，有助于还原信息生成和传播的环境因素，全面、深入地了解信息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研究者已从不同的角度论及了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环境。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运用社会学原理论及了谴责小说传播的社会政治因素：“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5]鲁迅认为，内忧外患的腐朽清政府让人深知“不足与图治”，而小说创作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对清政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鲁迅，用社会学理论简要概括了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虽然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不够全面和准确，特别是完全忽视传播环境而用文学的“度量技术”去衡量谴责小说的艺术高低，难免有片面之嫌，并直接降低了谴责小说本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不过，鲁迅的这段话却被后来学者进行了无数次的引用、延伸和阐发，成为谴责小说兴盛原因最经典的概括，具有指导性意义。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也对晚清小说兴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56]阿英高度概括地分析了晚清谴责小说繁盛的原因——印刷事业的发达、域外文化的影响、小说观念的转变以及窳败的社会政治等，较为全面，但遗憾的是阐述较为简略，不够深入。
胡适先生在《官场现形记·序》中曾简略提及租界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的了，还加上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57]胡适注意到“化外之地”的租界为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空间支持，却也没有展开深入论述。
欧阳健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在1901～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那么，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开始的改革。”[58]晚清政府的伪“革新”，客观上为谴责小说的繁荣创造了相对条件，不过仅凭这一点还很难把握晚清谴责小说繁盛的真正原因。
各位前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着眼点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环境进行了探讨，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前人专家学者的论述极为概括，不够细致、全面、深入。事实上，文学现象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是作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还涉及文学变化、受众接受以及传播媒介等。为了更好地把握晚清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有必要重新探询谴责小说生成与传播的环境因素，还原其发生和存在的传播语境。
第一节 晚清社会政治现实与谴责小说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它们的关系既非附属关系，也非平行关系，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双向渗透的互动对话关系。这一关系可以用“召唤—应答”的模式来形象表述：它们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向对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或无意地希望对方作出应答。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一方对另一方的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超越、漠视、迎适、偏离、逃避等各种姿态。文学也总是对政治发出呼唤或作出应答，这种呼唤或应答可能是对某些政治现实、政治制度、政治集团以及政治观念、政治心理的认同性判断，也可能是一种否定性判断，还可能会是或抵制或迎适或漠视或逃逸或根本无动于衷等种种文学姿态，当然，这种召唤或应答更多的是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来观照和评判社会政治现实的。
20世纪初期，中国小说“忽如一夜春风来”，骤然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版的小说总数“至少在两千种以上”[59]，目前已知的（包括存目）也有千余种。晚清小说的兴盛是以“政治小说”为先导、以对晚清社会现实全景暴露为内容的谴责小说为主导形态的。暴露社会黑暗和种种弊端的谴责小说，是文学对政治的应答，是晚清政治现实在文学上的反映。
一 晚清窳败的政治现实是谴责小说生成的直接动因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屈辱史。外国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暴露于民众面前，也把中华民族的命运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60]，特别自鸦片战争以降，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另一方面，清政府则全面暴露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吏治等方面的窳败与无能。清廷政府积弊深重，官吏腐败媚外，官场浮滥冗杂，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社会处于黑暗之中。不过，与以往朝代末世的衰败没落不同的是，清廷的窳败式微是在国际干预与比较的动态框架下迅速暴露并为人所认识的，具有特殊的历史效应。
外国列强的威慑与武力入侵，清政府无休止地割地赔款，国家日趋窳败贫弱的社会现实，不仅没有激发统治阶级的救亡图治，反而让绝大多数官吏意识到大清帝国的气数殆尽。于是，末世情绪和乱世心态笼罩官场，大小官吏不但无心政务，而且还加紧横征暴敛、搜刮盘剥、贪污贿赂……进行着末日里的最后疯狂。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曾在1897年11月21日的《游戏报》上刊载了一篇《官场奉五字秘诀》，记载了当时的官场现状：“古之为官者，只有清、慎、勤三字垂为箴规，今之官场更有五字诀一心传递相遵守。吾不知其创自何人，奉行者竟比比然也。按五字诀，一曰‘贿’，派差委缺，非贿不行。二曰‘讳’，上下蒙蔽，讳莫如深。三曰‘伪’，伪仁伪义，真意全漓。四曰‘诿’，事不担肩，互相推诿。五曰‘睡’，理乱不知，默陟不闻，则终年如长睡也。官场守此五字诀，焉有不得意之理？……”同年11月25日，他又在《游戏报》上发表《官场十诀》，“官场至于今日，穷斯滥矣！蝇营狗苟之辈廉耻丧尽，丑端百出，其中之素知自爱者，亦不能不以趋奉为事……”进一步描绘出当时混乱的官场丑态。对此，李伯元忧心忡忡：“昨有某东士踵馆，具言各国瓜分中国之说大象已见，而中国政府尚属一无动静，犹如人病势已成，行将待毙，不可救药矣。当十年前马江之役为法所侮，彼时不过头项强痛寒恶，病在太阳，经服桂子汤可愈也。甲午一役，厥病已入腠里，然尚非不治之症。今日德占胶州，俄据旅顺，法乘琼岛，英窥舟山，其殆如恶痨，犹之病在膏之上肓之下……”[61]这进一步加速了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的进程，并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了国运与时势。“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有识者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62]。甲午海战失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戊戌变法是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一次努力，希望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改良政治，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维新变法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残酷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而引发的“庚子国变”，更是一场国难浩劫。“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63]“庚子国变”加剧了民族危机，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爱国仁人志士开始了又一波探求强国之路，有的提出变法图强的革新主张，有的提出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清廷统治者在经历了“庚子事变”逃亡苦难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64]。这让许多人欢欣鼓舞，以为真的能够走向国势转变、富国强民的道路。1901年1月29日，朝廷以光绪帝名义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实行“新政”。“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65]“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66]此后，晚清政府在全国逐步推行“新政”，并实行废黜皇储、废止八股改试策论、鼓励兴办学校和工商业、倡导兴办公司、恢复经济特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晚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这曾使包括李伯元、刘鹗在内的许多人重新燃起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的那种希望而欢欣鼓舞，以为‘老佛爷’经过庚子事变的教训回心转意、发愤图强而‘维新’改革了”[67]。李伯元在纪实性质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年）中就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情景：“闻道銮舆返禁城，居民夹道尽欢迎。香花缭绕欣瞻日，汉室威仪到眼明。万乘旌旗勤拱卫，光还故物巩神京。幸从创巨痛深夜，共矢卧薪尝胆心。母后深宫仍训政，外交内政要劳神。学堂一例忝开设，废去科场八股文。……中外一家无阻隔，深宫接待礼殷勤。殷忧启圣从来说，这便是，亿万斯年基业成！”刘鹗也亲眼目睹了“迎銮”盛况，写下一首《迎銮》诗：“也随乡老去迎銮，十里花袍一壮观。风雪不侵清世界，臣民重睹汉衣冠。玉珂璀错金轮过，步障东西御道宽。瞻仰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68]其后，又在日记写道：“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风行天下之象也。”[69]从李伯元和刘鹗的文字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民众因清廷“新政”而欢欣鼓舞的情感。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70]与戊戌变法遭到顽固守旧派强烈反对不同的是，晚清新政革新，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几乎获得了众多官员表面的一致支持。“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震旦新机宜其绝矣，而维新之气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是非所谓外形败而实胜耶？”[71]梁启超在1901年10月作的《维新图说》中也提到当时维新之语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刷振精神，力祛积弊”、“实事求是，共济时艰”成为当时谕旨、奏折的热门用语。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维新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繁盛。它们积极宣传爱国救亡思想，鼓吹启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兴办实业，要求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介绍西学，批评时政……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新政改革“取外国之长”、“惩前事之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解放了国人原有的思想禁锢，人们开始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不仅如此，新政还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为小说类型的变革与题材的丰富提供了必要的气候与土壤，这是晚清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生成并繁茂的主客观两个方面。不过，对有识之士而言，新政改革的效应更显积极和复杂：一方面在中西横向比较中痛感国家的贫弱与耻辱，“于‘富强’尤致意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了人们的理想之途；另一方面在认识和强化“国政”这一变革对象的同时，发现和明确了“细民暗昧”问题。于是，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启蒙主义思潮便兴盛起来。在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依托报刊等近代大众传媒发表小说，用文学形象阐述政治革新主张，以教化民众，成为当时文人的一大选择。正如当时论者所说的：“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72]
虽然晚清新政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官场腐败的根源，使新政改革具有“伪”革新的一面。事实上，新政改革后，慈禧不仅没有还政与光绪帝，还镇压了唐才常在国内组织的“国会”和“自立军”，签订了出卖东三省的《中俄密约》七条……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晚清新政的“伪改革”面目。香港《维新日报》发表的《论伪改革之证据》[73]，邱菽园在《天南新报》（创办于新加坡）发表的《论中国维新之变局》[74]、《体制革命说》[75]等，都对晚清新政的“伪改革”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梁启超在1902年10月16日的《新民丛报》上发表《敬告当道者》一文：“某窃观一二年以来诸君中仰首伸眉言维新、言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跃然以喜，乃日日延颈以企，拭目以俟。——详考诸君所行维新改革之实际，吾不禁尽然以忧。此一喜一忧谅非独某一人之私言，当亦举国之所同感矣。”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乃至全国民众对晚清新政革新从希望走向失望的内心变化，并对“当道者”进行了警告：“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76]，并进一步指出，“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大举鼓动“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77]，反对专制政体。事实上，不仅国人识破了新政改革的伪面目，就连近邻日本人也认为“新政有名而无实，祸机潜伏而日深。”[78]而晚清政府“返京以后，骄奢淫逸，一如曩时，广兴土木，重建宫殿。丧权辱国，苛敛暴政，小民愤慨，自不待言”[79]。又进一步让民众意识到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封建专制政体依旧，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劲吹，社会黑暗境况依然，无形中进一步激发了民众要求变革和寻求自强的意识。“随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宣传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文艺形式揭露与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和腐败，从而唤起人们救亡的爱国意识，小说则是他们理想的武器，这是近代小说繁荣的社会原因，也是谴责小说盛行的直接原因。”[80]“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81]晚清窳败的社会政治现实，给谴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晚清政府的“伪革新”则提供了言论相对自由、开放的空间，为谴责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相对条件。晚清社会的瓜分豆剖、国家衰微、人民荼毒……社会时势已无法再让晚清知识分子在书斋庭院内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也无法再进行“怪力乱神”的构想或者花前月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浪漫幻想和书写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责任，也促使传统知识分子承担起改革社会、拯救中国的重担。于是，他们激情满怀，以强烈的社会情怀和责任意识去揭露黑暗、时弊，希望暴露不足以实现新民富国的理想。为此，揭露时弊，议论朝政，抨击腐败，暴露丑恶……成为当时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不二选择。“大家既知清室不可与图治，提倡维新爱国”，“于是在小说方面，亦从事笔伐，当时作者，几于人有所作”[82]。对晚清政治现实的失望、不满和愤恨，使小说作家直抉时弊，将矛头指向了将国家搞得衰败不堪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吏，指向了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全景社会现实，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批判现实的文学思潮。
1903年4月，李伯元在自办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以小说形式对晚清官场吏治进行批判，首开晚清小说批判官场吏治之风。“《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捐官最盛行的时期。”[83]对官场的暴露与批判是《官场现形记》的主题，也是那个时代新的“母题”，并成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开篇之作，而“官场”也成为当时小说口诛笔伐的主要场所。“晚清上海，本是中国骂官的最好的场所，允许骂，有人听。《官场现形记》骂得痛快淋漓，全面，解恨，因此出版以后，纸贵一时，影响空前。模仿之作，风起云涌。”[84]谴责小说创作风潮骤起，并由官场逐渐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谴责小说的繁盛局面。
谴责小说“之所以大受欢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暴露了清朝官场的黑暗，代表了人民的心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85]。严酷的社会现实，赋予小说家以批判现实、开启民智的历史责任。谴责小说作家用文学来表达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宣泄着心中的愤激，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和态度。“李伯元的作品，是揭露清末封建王朝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污吏、走狗、土棍、地痞，……像一架大山一样，压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一群人物，和他们的形形色色腐朽糜烂的生活。这一群人物，像粪坑中的蛆虫一样，满身污垢，满身臭气冲天的人物的精神状态，真实生活的速写。作者对这群人物是最无情、最挖苦不过了。作者是带着极端厌恶的心情，描绘这腌脏的一群。”[86]曾朴也借助文字抒发对社会现状的激愤之情：“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孽海花》第1回）极乐之国却面临内忧外患、国家民族危亡：宫廷帝后的炽热权力之争，当政大臣的卖官鬻爵以及权臣们的门户之见，官僚名士沉湎于金石古玩、考据辞章、纵情声色、纸醉金迷……表达出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吴趼人则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借主人公之口，对从地方到宫廷的各级官员贪污纳贿、买官鬻爵、道德沦丧等“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行径极为愤恨，认为官场乌烟瘴气，官场人物大多是“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之类，表现出强烈的愤激之情。刘鹗似乎走得更远，他在《老残游记》中通过三个清官的愚昧无知、专横残暴、草菅人命而首揭“清官”之恶，并在第一回中用梦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认知结论——当时的中国如同一艘将要沉没的破船，表现出深刻的透视性和反思性……
应该说，晚清窳败腐朽的社会现实以及新政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在为直抉官场丑态、暴露社会现实、抨击社会流弊为内容的谴责小说提供了丰富创作素材的同时，也为谴责小说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 租界的独特存在为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空间支持
谴责小说的批判锋芒异常锐利，“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87]，甚至直指慈禧等清廷最高统治者。谴责小说作家敢于揭露官场窳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因此罹难，很多人将之归结为晚清政府的衰弱式微，认为清廷没有足够力量去影响、控制舆论，这或许只是“远观庐山”而没有深入其中的“一相情愿”的看法。虽然说晚清政府控制社会舆论的能力较以往有所削弱，但是文禁依然较为严厉。晚清政府曾多次发布通令、条例进行舆论控制，比如1901年刊布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中有《造妖书妖言条例》，对社会禁书有明确的处罚规定；1903年，晚清政府发布通令，要求各地查禁悖逆书刊。不仅如此，清廷还多次采取行动查禁违禁书刊，这可以从当时报刊《申报》的新闻报道窥见一斑：1902年2月刊登了一则查禁《春江花月报》的报道；1907年2月刊登了一条查禁《民报》的新闻；1908年11月登载了查禁《新世纪报》及《自由新报》的报道……晚清政府不仅对国内言辞激烈的报刊进行查禁，甚至还企图对远在日本的《新小说》杂志社进行查封，比如《大公报》1903年4月2日的“时事要闻”曾报道：“探悉外务部奉旨电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平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88]《警钟日报》1904年6月6日“地方纪闻（河南）”有一条新闻：“禁书之骚扰：自禁书之示一行，祥符丁役遇事生风，藉端婪索。甚至署中幕友游行书肆，亦假传县谕，持一纸条向书肆搜索。然声言索书实则索费，否则携书而去，或转售或自看。……一日有县幕宋某二人，持一朱笔纸条至北书店街总派报处指名索书，并欲携去。司事者不允，且云：‘此书系资本而来，不能携去。如以《新小说》为犯禁，贵东孔公曾在蔽处定阅一份，何其自相矛盾耶？’彼此争辩不已。适有县署发牢委员在座，为之排解乃罢。后探知县署中实并无此二人。”[89]明确指出《新小说》属晚清禁书之列。1905年1月11日《警钟日报》“国内要闻”报道：“外部电达驻日星使云：小说报倡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种种谬论，惑乱人心、流毒中国，受害非浅。请设法查禁。不识日政府允行否也”[90]，这是晚清政府企图通过外交手段阻止《新小说》在日本的出版。那么，在文禁尚属严厉的晚清，谴责小说缘何如此盛行呢？此中固然有晚清革新为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相对条件，也与上海租界的独特存在密切相关。
（一）租界是政治的庇护所和反封建专制的基地
1842年鸦片战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上海被迫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上海正式宣布“开埠”，建立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居住其中的外国人拥有独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虽然租界的存在是中国人耻辱的标志，虽然居住其中的中国人受外国人的管理和制约，虽然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招牌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度愤慨，但租界仍然居住着大量的中国人，甚至一些人还希望迁居其中，这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居住其中的安全感。晚清战乱纷争频仍，江南很多地方屡经战火焚烧，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众多民众纷纷到上海谋取生存，于是，上海租界以惊人的速度向近代化商业大都市迈进。至1848年，黄浦滩已是“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91]，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划定的租界又因为清政府的无能被扩大了一倍之多[92]，并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租界不仅是流民的希望地和商业投机者的冒险乐园，也成为清廷通缉的仁人志士的政治避难所。上海租界是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化外之地”，“国中之国”，而清军被禁止随意进入，这使清廷难以对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实施抓捕权，并使租界成为晚清的政治避难所和当时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比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是在租界的保护下得以存生的。晚清小说虽然常有租界洋人欺负中国民众的文学书写，但也常常涉笔维新志士或革命派利用租界保护自身安全以及进行清廷不允许的政治活动等的描绘，比如吴趼人曾在《上海游骖录》中描述过租界保护革命党人的情景：“‘这里租界地方，是外国人所管，中国官管不着；中国官要杀革命党，外国人却不杀革命党。中国官要到租界上捉人，先要外国人点了头，签了字，方才好捉，不然外国人用的包探巡捕，反把中国官派来捉人的捉了去，说他违背定章。’辜望廷告诉堂弟：‘只不要离了租界，那些昏官他只好瞪着眼睛看看你，没奈你何的，怕甚么？’”[93]。蔡元培也曾说过：“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记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94]陈天华也认为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版，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95]。
租界的独特地位，使其成为晚清中国反封建专制的政治舞台。近代史学家陈旭麓曾在“租界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公共租界“它曾确实带来中国中世纪所没有的东西”。“租界是非正义的，是侵略者的产物，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它有值得学习之处，它送来了资本主义及其先进事物。”[96]并客观上为晚清反封建专制提供了空间支持。清政府禁止的书，可以在租界内刊行，如谭嗣同的《仁学》曾被列为清廷禁书，包天笑找到商务印书馆老板夏瑞芳商量出版事宜，夏瑞芳表示：“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不怕朝廷。”[97]不仅如此，很多报馆还借助外商甚至租界名义存在着。“上海那时的报馆，挂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为护符也。”[98]特别在《苏报》案后，“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99]。租界的存在，也使用文学骂官场者更加“有恃无恐”。如小说《负曝闲谈》第13回中就曾写到清廷政府镇压维新志士，而维新志士则在租界办报纸、办集会对抗朝廷：“这些在新空气里涵养过来的人，如何肯受这般恶气？有的著书立说，指斥政府，唾骂官场；又靠着上海租界外人保护之权，无论什么人，奈何他们不得，因此他们的胆量渐渐的大了，气焰渐渐的高了。又在一个花园里，设了一个演说坛，每逢礼拜，总要到那演说坛里去演说。”正如胡适所说的：“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的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100]
（二）租界为谴责小说提供了创作素材
独特存在的租界还集聚了一大批作家，如江苏的李伯元、刘鹗、曾朴，安徽的陈独秀、胡适，广东的吴趼人、苏曼殊，浙江的蔡元培、夏曾佑、王国维，福建的林纾……他们或办报纸登载小说，或进行小说写作，或从事小说理论传播研究，为小说的繁盛和发展做着各种努力。
独特存在的租界催生了一批报刊。姚公鹤曾在《上海报纸小史》中分析了上海报刊繁盛发达的原因：“而况其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然则吾人而苟以上海报纸自豪于全国者，其亦可愧甚矣。”[101]在中国办报却要借助租界保护才能幸免于政治暴力，赢得存在与发展，虽然是一大耻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纸、杂志、书局的繁盛，为小说的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在租界内，不仅大量刊载小说的三大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获得飞速发展，一些诸如《苏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纸，也都在上海租界内出版发行过。而当时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书局，如月月小说社、小说月报社、竞立社小说月报和小说林社等，也大都设在上海的租界区。应该说，报刊以及书局等近代大众传媒在租界中迅速繁盛起来，为倡导及繁盛小说提供了版面空间。
租界还为谴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陆士谔的《新上海》开篇就直指上海的文化地位：“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的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租界的繁荣与扩展，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述“怪现状”约189件，不少就发生在上海租界，而小说开头的“楔子”，俨然是一幅上海社会世情的风景画：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到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着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众多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也大都将笔触伸向上海这一华洋杂处之地，一些谴责小说甚至直接在书名中标明是上海的场景，如《上海游骖录》、《上海新繁华梦》等，还有一些小说书名虽然没有标明上海所在，但也大都将上海作为故事叙述的场景，如《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九尾龟》、《最近社会龌龊史》等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对上海租界的文学书写，主要集中在洋场和欢场，表现出繁荣进步的现代性与道德堕落性的融杂。谴责小说对上海洋场生活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如《官场现形记》中对上海买办盛行以及坑蒙拐骗的书写；《孽海花》中对上海繁华总汇的描述；《黑籍冤魂》对鸦片生意成为公开营业的行业并使烟毒泛滥以及挑膏店与烟馆比比皆是的文学描绘；《市声》写外资入侵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戕害以及工商界内部种种卑鄙龌龊、尔虞我诈的行为再现等，光怪陆离的上海洋场为谴责小说的文学书写提供了写作素材。不仅如此，谴责小说还写了上海租界欢场的繁盛。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知县陈其元曾经说，上海“夷夏杂揉，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敢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秘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102]由此可见租界庇护下的上海妓院发展到何等程度。而很多谴责小说也对这一场景进行过文学书写，如《官场现形记》第7回写陶子尧欺骗姊夫和山东抚台获得去上海采办机器的工作，一到上海便被仇五科、魏翩仞等人拉拢去喝花酒，并到“西荟芳”的地方去。“只见这弄堂里面，熙来攘往，毂击肩摩，那出进的轿子，更觉络绎不绝。魏翩仞便告诉他：‘这轿子里头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你看，出出进进，这一晚上有多少生意！’”说明当时上海喝花酒很是盛行，而妓女事业也极为繁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多次写到上海的妓院，比如第90回，“因为东西棋盘街都是幺二妓女麇聚之所……不信，但问老于上海的人，总还有记得的。”说明低等妓院也极为昌盛。类似的情景在《海天鸿雪记》、《九尾龟》、《九尾狐》、《上海新繁华梦》等小说中也屡屡出现，而《海上繁华梦》、《九尾龟》更是被人们称为“嫖界指南”。
租界里的小说家不仅生存环境相对自由、安全，也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睁眼看世界。租界在为谴责小说提供创作素材的同时，也给谴责小说作家以西方小说的借鉴，使其写作艺术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新变，为中国小说实现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第二节 晚清小说变革与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的主导形态，是文学发展以及适应时代变革的结果。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小说观念发生了巨大变革，小说“末技”、“小道”的文学地位瞬间提高，改变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说观念，唤起了晚清一代新小说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加上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使国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突破性变化，文学视野获得极大拓展，以至有论者认为“西方小说大量译入中国后，促进了‘温和’的改良主义谴责小说和‘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的迅猛繁荣。”[103]另外，在近代大众传媒连载的小说不仅传播迅速，而且能够快速表现变化的时代，成为晚清大变局时代全景暴露与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
一 晚清“文学救国”对谴责小说创作的激励与引导
晚清的“文学救国”是中国“经世致用”哲学思想、西方传教士宣扬的文学兴国思潮以及与西方文化交流而化合的结果。
文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古已有之。“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04]“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105]在古代中国，文学被赋予载道、经世致用的功能，甚至“致用”一度成为衡量文学高低与否的标准。“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106]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宣扬西方文化，也表现出文学与实用思想结合的特征。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也“睁眼”见识了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并在横向比较中试图通过变革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由于语言的隔阂，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传统士大夫不能直接吸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只能从传教士传介的西学中了解西方文化。不过，传教士的文学活动较中国传统士大夫似乎更功利，更强调文学的致用性。1895年5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上登载《求著时新小说启》，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107]稍后，又在《万国公报》第77卷、《中西教会报》等登载类似的话语，表现出用小说教化民众、变易风俗的文学致用性特征。尽管当时的作家还创作不出符合他要求的“新小说”，但是强调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或为梁启超们所借鉴。不仅如此，传教士办报刊登载译介政治小说，则为中国小说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加速了小说与经世致用思想的结合。1891年底，上海《万国公报》连载美国贝拉米1888年刚刚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的节译本《回头看记略》。1894年，广学会又出版了《回顾》的节译单行本，易名《百年一觉》，并在当时引发轰动。康有为在写作《人类公理》时曾参考过《回顾》，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评价到：“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1902年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与《百年一觉》的构思有相似的地方。可以说，《百年一觉》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最早模本。而1896年广学会出版传教士林乐知编辑的《文学救国策》，完全以实用教育为目的，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潮从经世致用转变为文学救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尽管传教士的文学主张与西方真正的文学观念并不相符，但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清廷日趋衰落，经世致用哲学在魏源和龚自珍等倡导下重新复苏，并进一步唤醒了潜隐于中国知识分子血脉中的“兼济天下”的文化意识。甲午海战后，日本的胜利给中国士大夫以极大震撼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的思考。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让心忧天下、心怀救亡图存的士大夫趋之若鹜，部分人甚至设想将大众化的小说作为教化大众的工具和教科书，倡导维新与革命，以拯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在国内，对小说最早作出新评价的可能是蠡勺居士写的《〈昕夕闲谈〉小序》（见《瀛寰琐记》），文章认为，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所以“其感人也必易，其入人也必深”。改变了小说是文艺“附庸”的传统观点，不仅如此，该文还指出小说有“启发良心”、“惩创逸志”、“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的社会作用，否定了小说是“末技”、“小道”的陈腐说法。而天津《国闻报》登载的、严复与夏穗卿合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第一次用文字阐明了小说的价值：“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08]深化了人们对小说重要性的认识，但该文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因其成效最大、影响最深远，而拉开了晚清“小说救国”的正式序幕。
“小说界革命”，是梁启超等人对小说功用认识深化的结果。中国人一向以儒家的治经治史为正统，而视小说为“小道”“闲书”，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戊戌变法的失败，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从政治中心被挤压到权力的边缘，梁启超们将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归结为“民智未开”，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于是，他们的人生从直接的政治角力走向了民间启蒙。“由于看到了西方小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启蒙作用，又由于我国当时创作的许多小说，以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引起了当时寻找救国图强道路的爱国文艺家们的高度重视。他们鉴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变革没有实效，洋务运动也得不到成功，资产阶级改革派变法维新又失败，所以对通过这种道路来增强国力、挽救国家已感到失望，就转而想以对社会、群众有极大影响力的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手段，改革社会的得力工具。”[109]“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10]“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111]“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的社会图景进一步刺激梁启超看到小说启发民智的工具性特征。于是，为文人雅士所不屑、视为雕虫末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为通俗易懂备受大众喜爱而进入思想启蒙者的视野，甚至梁启超力推“小说为国民之魂”。梁启超认为外国政治小说的盛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影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启蒙思想的绝佳工具。“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112]而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在“文学救国”、“思想启蒙”的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构绘了“新中国”的理想蓝图而成为晚清乌托邦式小说的典范。1902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振聋发聩，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此文认为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改良群治，而“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成为开启民智的最有力武器。该文还着力论证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竭力抬高小说家的社会地位和对社会心理的支配作用，强调：“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13]号召“大雅君子”们承担起“新民”责任，写作“新小说”，排斥“旧小说”，与“华士坊贾”争夺小说市场。应该说，小说界革命就是要革除传统小说中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兔的思想[114]，用西方的国民意识和现代精神，实现新民、启蒙的目的。“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115]“小说界革命”的倡导，震撼和激荡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鼓吹和倡导之下，小说由“小道”一跃而为文学的正宗。“新小说”也成为改造社会、开启民智、再塑中国的传播载体，成为教化国民、富国强民的不二选择。虽然说不论小说艺术而单纯强调其功利性、工具性特征，有些以偏概全，但在特定语境下，矫枉过正的纠偏可能更有助于社会接受一种全新理念。
当理论迎合了人们的潜在心理并成为一种社会风潮的时候，被夸张被神话的理论往往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1902年，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登高一呼，群山响应”[116]。一批理论家、作家、报人和翻译家等摇旗呐喊，竞相呼应。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后此作者遂多，主要的有：《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楚卿：《新小说》），《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松岑：《新小说》），《小说原理》（夏穗卿：《绣像小说》），《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天僇生：《月月小说》），《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天僇生：《月月小说》），《余之小说观》（觉我：《小说林》），然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117]。虽然这些理论倡导没有过多的新意，但是，重复性叙述，具有强化理论认知和社会意识的作用。
“小说界革命”，因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度强调和重视，实现了小说观念的变革，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它一方面促进了小说观念的变革，使小说创作成为大众都能够参与的事业，并为无数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表达情感、安身立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发挥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形成晚清时期群星璀璨、小说创作热闹非凡的盛况。众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对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和经济依附，以文学之笔尽情地书写自己对社会的态度和情感，促进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为新民和救国发挥了启蒙和引导作用。如李伯元从《游戏报》到《世界繁华报》办报思想的变化，就与梁启超的“写实论”文学观点以及“小说界革命”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李伯元在1902年《绣像小说》创刊号发表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就一改《游戏报》时的“游戏姿态”而强调小说应该“裨国利民”：“欧洲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钜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馀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118]再如吴趼人，他在小说界革命后对自己进行了深刻自剖：“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阻力，五六年光阴虚掷于｀此。”[119]决定告别过去，开始新的创作道路，“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120]而其“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焉”。[121]他“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是因为小说可以“为教科之助”[122]……
“小说界革命”形成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颠覆了传统文学观念，而“末技”、“小道”与治国安邦、励志图强结合起来，消除了新旧时期知识分子的疑虑：写小说并非人生末途，而是经世伟业、不朽盛事。戊戌政变、庚子事变、晚清新政以及清廷窳败、世道混乱的现实图景，也使全国上下有“政府不足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于是，用小说可以抒发心中的愤激，可以宣泄郁积与愤懑，还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小说创作如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众多谴责小说作家和作品应运而生。比如李伯元在《活地狱·契子》中表明了其创作主旨：“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吴趼人也说，“从事小说，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焉”。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自评中表明了自己要将此文写成醒世之作以唤醒民众……“庚子事变后，出于对清廷的痛恨与图强思变的社会心理，作家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政治宣讲，文泻血泪笔挟风雷，原先悠闲散淡的诗文环境消失了，注重和谐愉悦转至追求濡染唤情……原先于‘天人合一’古典世界观笼罩下的朦胧的意境说大步退去，关注社会热切现实扑面而来。文学对时事世俗的批判力量明显强化，书生报国精神成为时趋，谴责小说趁势繁荣起来。”[123]
二 域外小说的输入促进了谴责小说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大陆性以及长期优于周边地区，使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世界中心”的自我意识。然而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清廷对外作战的屡屡失败以及物质实力的处处不如人，不断冲击着“天朝大国”的心态，特别在“义和团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心理防线几近全线崩溃。清政府效法洋制进行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新政改革，使社会普遍具有“崇洋”倾向。而知识精英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接触进程中，更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横向比照，认为应该学习西方文化，实现国家和民众的富强。可以说，西学东渐让人睁眼看世界，并使国人认清了中国现实，开阔了视野，成为变法革新、暴露与批判晚清现实的依据。而域外小说的译介与输入，则使“小说界革命”影响下兴起的“新小说”在承继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还吸收借鉴域外小说的营养因子，促进了晚清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的繁荣与近现代化转型。
（一）“西学东渐”使中国由封闭走向了开放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被迫从封闭传统走向开放，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史转变。学堂的教学、报刊的介绍、传教士的宣扬以及留学生的回归等，都使大量西学传入中国。“自风气渐开，一切国民知识，类皆由西方输入。”[124]西学的输入，给当时陈腐沉闷的中国吹来了清新空气，让不少人从蒙昧无知中清醒，促发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
首先，西学输入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以经史子集为主干建构起来的，而科举考试只考儒家的四书五经，更是框限了人们的视野。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陆续建立，教育知识结构较以往逐渐发生变化：除传统的中学课程外，各学校还开设诸如数学、几何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外语等近代西学课程，甚至逐渐形成以西学课程为主导的课程结构[125]。另外，报刊经常登载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促进了人们知识结构的改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126]如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就曾登载过培根的《格物入门》、慕维廉的《格致新学》、韦廉臣的《格物探原》以及他自己的《格致源流说》；《万国公报》登载和介绍西学的书籍较多，比如，叶芝圃的《电报节略》、朱玉堂的《声学刍议》、慕维廉的《天文地理》、丁韪良的《彗星论》、潘慎文的《彗星略论》、李提摩太译的《农学新法》、花之安的《国政要论》、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海滨逸民的《论泰西国政》等[127]。大量西学的输入和传播，对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西学输入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鸦片战争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及晚清新政后，各地掀起了创办报刊、印刷书籍的高潮。各类报刊陆续登载本地、外地甚至世界新闻，各种学科门类的新式书籍也被大量印刷刊行，促使人们的认知视野从本乡本土逐渐拓展到全国甚或世界。如1872年创刊的《申报》，在每天照例刊登“京报”消息外，还编发本埠、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消息。其他各类报刊也或多或少地登载国内外消息，如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1874年创办）就辟有《中外新闻》栏，除每天刊载一篇新闻或时事评论外，大量登载国内外最新消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信息报道和知识传播，极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知识结构的变化、认知视野的扩展，使人们能够在中西对比中反思与探询中国落后的原因，思考变革的路径。在当时报刊上诸如《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论中西民情不同》、《论中西医学之所以不同》、《论中西风俗之异》、《中西刑律异同说》、《中西政情之别》等关于中西比较的文章，屡屡见之报端，表现出知识分子探求富国强民之路的种种思考与努力。这种共时性的中西横向比较，往往会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会有中不如西的结论，如王韬在中西比较所认知的：“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128]不过，中西横向比较，有助于国人逐步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落后性，避免了“自我中心”意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和近现代化的转型，为自觉清醒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以及暴露与批判社会现实的不足，提供了理论知识的支持。
（二）域外小说的启迪与借鉴
“……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冲破封闭的文化环境，放眼世界文学。”[129]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对域外小说的积极译介和引入，没有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与借鉴，就不会发生肇始于晚清的中国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嬗变和文学转型。或许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陈平原才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130]
首先，域外小说的输入，开拓了文学视野。戊戌变法前，国内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文学并不以为然，甚或认为“人不如我”，表露出强烈的优越意识。戊戌变法后，域外小说的大量译介并输入，人们对域外小说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97年，康有为刊行《日本书目志》，其中“小说门”收入日本小说1058种，并有“识语”说：“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严复、夏曾佑在1897年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对小说功用论述极为详细：“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并拟“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131]1898年的《译介政治小说序》，认为“彼美、英、德、法、澳、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明确提出“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132]而域外小说《茶花女遗事》“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在国内大受欢迎，一时文人以谈论“茶花女”为时尚。《茶花女遗事》等译介小说的独特魅力，逐渐改变了国人对域外小说的形象，以至稍后陆续出版的报刊都兼刊译著，甚或在某些报刊上竟有“扬译著抑创作”的倾向。国内受众对译著的喜爱，也使以逐利为目的的书局加快了域外小说的引入。1908年，徐念慈在统计上一年小说出版情况时，不无夸张地说：“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133]“有论者稽考出479部创作、628部译作。近年学者陈平原就此统计1899～1911年间，至少有615种小说曾经译介至中国。”[134]而罗普的说法更为夸张：“余尝调查每年新译之小说，殆逾千种以上。”[135]虽然言辞虚夸，但也说明域外小说在中国盛行的状况。在近代大众传媒的推动下，众多域外小说被译介到中国，而国人也接触到西方诸如进化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主张和思潮，熟悉了一大批诸如狄更斯、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家，感受到西方文学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内容、新形式、新视角……大量域外小说的译介和引入，极大开阔了晚清小说家的文学视野，拓宽了晚清小说的取材范围，丰富了新小说的题材表现类型，而域外小说的文体意识、文本内容、叙事艺术、表现手法等也给中国作家以启迪和借鉴，并对包括晚清谴责小说在内的新小说创作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正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说的，晚清“大部分作品，都曾直接、间接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那是很显然的”。[136]其次，域外小说还对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对中西方文化横向比较的过程中，一些关心国事、忧虑社会的仁人志士，都从西方文明的长处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角度去反思自身落后的原因，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诚如有论者所认为的：“在一个封闭的、自足的文化系统内部，异质的文化因素成长极为缓慢，也很难自然发育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学形态……正是由于中西文化在近代的碰撞，引发了巨大的文化能量，把原有的中国文学抛入了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由此刺激了文学自身的调节机制，推动中国文学走上了变革乃至‘革命’的道路。”[137]比如严复译述赫胥黎《天演论》时，在阐释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还联系中国现状，发出如果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天演论》“使社会进化论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促使晚清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化……晚清知识分子产生了进化思维，这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向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新小说理论家便萌生了进化小说观。进化文学观正式提出于梁启超的‘小说丛话’首篇中。梁氏以进化论为武器，通过研究文学史，得出‘文言向白话演进’是一条普遍规律。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138]梁启超“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且“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139]，以及“于日本维新之运动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140]的断言和表述，都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并引发了小说界革命，促进了新小说的产生。可以说，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输入，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小说对比中开始了文学意识的变革，在不再遵从“志于为道”的文学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反思社会和批判现实的方向衍变。
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视野的拓展，促使人们有意识地用文学去反映社会现实，这对促进新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的繁盛具有重要作用。域外小说的译介往往“择其著名小说，足为社会进化之导师者，译以行世。渐而新闻社会，踵然效之，报界由是发达，民智由是增开。成效既呈，继而思东西洋大小说家，如柴四郎、福禄特尔者，吾中国未必遂无其人，与其乞灵于译本，诚不如归而求之。而小说之风大盛……故翻译小说昔为尤多，自著小说今为尤盛。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141]域外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晚清小说特别是具有开启民智功用的“社会小说”的繁荣。事实上，晚清译介的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小说，在当时获得了普遍认同。有学者指出，当时译者在选择译介小说时，“偏重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抨击”[142]。如“林纾在比较了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今译作《老古玩店》）和《红楼梦》都具有光辉成就的同时，指出《孝女耐儿传》‘专为下等社会写照’。”[143]应该说，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给中国文学创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并在救亡图治的社会现实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也纷纷拿起笔来为社会写照，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观点。由于这些小说介入现实的意识极为强烈，特别是将笔触深入晚清统治集团内部，通过对黑暗社会和腐败官场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将下层社会的疾苦与上层社会的腐败直接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晚清时期颇具影响的谴责小说创作热潮。
第三节 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谴责小说
荷兰科学家E.舒尔曼在《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序中说：“现代技术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和决定了西方文化及其未来……在今天，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的力量影响着人类。”[144]他虽然有些夸张地突出了技术的力量，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要的科技进步，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而技术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作用，兼具目的和手段等多重含义，无所不在地对社会、文化、文学施加着某种权力和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文化和生活状态。
晚清媒介技术的变革，近代大众传媒的产生，必然对晚清小说的创作者、文学类型、传播内容、传播话语、叙述形式等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渗透，并促进了文学的多量产生和更大范围的传播。“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145]直接催生了文学传播的市场化和作家的职业化，为晚清文学特别是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才资源。
一 近代大众传媒促进了谴责小说的多量产生
大众传媒，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用于承载、运输信息的介体。近代大众传媒主要指的是印刷文字的报刊和出版社、书局印刷的书籍。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目的”和“手段”等双重甚至多重意义，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社会、对文学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渗透。正如西方著名传播文化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他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146]。但传媒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对文学的影响被学界长期忽视，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介的一个非常有限的侧面。结果，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释放到媒介影响的一切领域”[147]，以致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印刷技术促生了近代大众传媒的繁盛
中国的文字传播媒介大致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148]：一是由甲骨、刻石、钟鼎转为竹简、木片、帛书，它使文化的掌握者由贵族转向“士”族，为后世奠定了先秦诸子百家等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二是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扩大了文本传播范围，使原先垄断文化的士族文人集团渐渐失去优势，并促成了庶族文人的崛起；三是近代印刷机器的输入，促生了近代大众传媒的产生，在极大降低印刷成本的同时还极大地提高了传播速度，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士大夫阶层的解体。
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发展与近代印刷机器的引进与变革密切相关。中国活字印刷术虽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明，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这使中国古代的图书出版与阅读仍然被局限在上层社会与士绅文人等精英阶层，始终没有走向普通大众。在民族危亡、中西文化碰撞的19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宣扬宗教文化而将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引入中国。将第一套中文铅活字带入中国的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广东传布新教，曾雇人秘密用西式方法镌刻中文字模[149]。1834年美国传教士利用在中国找到的一套汉文木刻活字，在波士顿复制成一整套汉文铅活字运来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设立的铅印机构开始陆续迁入中国，铅印技术在香港、宁波特别是上海流传运用开来。1859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的英华书馆又试制成功了电镀汉字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并经过复制和推广，逐渐被当时的中文报刊所采用。184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来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书馆拥有一架铁制印书机，用一头牛做动力旋转机轴，据说可以日印4万余张，显示出机器复制的优越性，令中国士大夫惊叹不已。1861年以后，一些报刊开始采用机制白纸印刷。1879年以后，有的报刊开始使用煤气印刷机代替手摇印刷机[150]。中国出版业采用纸型技术大约要在1900年商务印书馆买下日商的修文印刷所后。此后，中国的出版印刷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变革，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
首先，近代大众传媒加速了晚清报纸业的飞速发展。据美国传教士John Farnban统计，1800～1890年出版的中文报刊共76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33种，约占总数的43.3%[151]。1815～1861年，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而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列有124种[152]。此后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报刊迅猛发展，据辛亥革命后的统计，1911年的报纸、杂志，“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153]。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记载，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上海由于独特的地位，有460种出版，约占26.24%。[154]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还存在一类数量巨大并有广泛的读者、内容以闲适趣味为主的小型报纸，即所谓的小报。据统计，曾经创刊发行过的上海小报总数至少在1000种以上[155]，而且类别也千姿百态：有文学艺术类小报，有游戏类小报，有社会新闻类小报，还有揭露内幕秘闻的小报，等等。
其次，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文艺期刊异军突起。“文学期刊的崛起，对近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标志着新闻与文学的真正分家，而且还标志着近代以来出现的新闻文学倾向发展到顶峰”[156]。在中国第一份具有近代意义的小说杂志《新小说》的极力倡导下，中国文学期刊在20世纪初期进入了一个大繁荣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157]。如1903年的《绣像小说》，1904年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新新小说》，1906年的《月月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游戏世界》、《雁来纪丛报》、《小说七日报》、《著作林》，1907年的《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小说世界》、《竟立社小说月报》、《十日小说》、《白话小说》、《小说时报》、《新小说丛》，1908年的《国学粹编》，1909年的《花谐杂志》、《小日小说》、《扬子江小说报》等。而《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更是被称为晚清小说期刊的“四大花旦”。
“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大多选择上海作为开办出版机构和报馆的首选地，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投资新闻报业，于是，在世纪之交，上海的报刊数量已达到千家的规模！”[158]不仅如此，印刷技术的变革还促进了出版机构的繁盛。“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159]在新式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新式出版机构纷纷涌现。到20世纪初期，上海出版业已蔚为大观，其佼佼者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晚清的出版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实业体系。据李泽漳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的统计，1906年民营出版企业加入上海书业公会的就有：商务印书馆、启文社、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新智社、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书局、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22家。[160]近代出版业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营业额在清末每年不到四五百万元，至民国初年每年即达1000多万元。[161]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使它成为除报刊之外小说流通的主渠道。
应该说，印刷技术的提高促生了近代大众传媒，而近代大众传媒不仅与政治、经济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还对扩散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文学进行着无处不在的渗透，对社会施加着各种各样的影响：一方面，近代大众传媒的大众化传播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的垄断地位，形成了独立于官方之外的传播话语权，具有极强的舆论监督能力和社会制衡能力，并通过媒介塑造的信息环境而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复制信息的快捷、传播信息的公开性和直达性，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范围，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对与人类文化密切相关的近代大众传媒而言，它不仅是近现代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传达智能、保存文化的重要手段。现代出版理论认为，报刊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仅是文化知识的载体，具有文化传承和记录历史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还承担着宣传、教育、组织、监督等社会功能，使人们能够通过报刊图书这种知识载体来获得科学知识和文化传承。事实上，与中国古代的图书出版与收藏主要局限在上层社会与文人士绅等精英阶层不同，近代大众传媒则在救亡图存和新民启蒙的背景下，不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物美价廉的阅读资料，而且放大了出版功能，使出版成为真正的大众启蒙工具，“蒙上了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出现了某种超值的倾向”[162]。
（二）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晚清谴责小说的繁荣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语）。印刷技术的提高和近代大众传媒的空前繁盛，直接促生了小说的繁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影响中国前途的三件大事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刊日多。”[163]其中近代大众传媒就占据其二，可见近代大众传媒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作用。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作为社会传播机制的最终呈现者，近代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社会发展的记录者，而且还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通过信息的筛选与发布，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事实上，作为现代性重要标志的近代大众传媒，在给近代社会文化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的同时，还作为一种权力对社会施加某种影响，甚至导致了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根本转变。
“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164]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联姻，是媒介需要及竞争的结果。一方面，近代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与中国新闻事业的落后，促使近代大众传媒为了充实版面而不得不选用备受人们喜爱的文学来填充，于是，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结合，成为世界大众传播史上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近代大众传媒的兴盛，使媒介竞争加剧，为了扩大销售，一些近代大众传媒为了吸引为数众多的旧式文人，也纷纷登载文学作品。许多风行一时的文章、著作或者译著，一般都是先在报刊上登载，然后再汇编成册，由书局出版发行的，比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发行。由于“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165]为此，众多报纸纷纷开辟以刊登小说为主的副刊。“上海各报，以附刊吸引读者，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及《新园林》，都载小说”。[166]而文学期刊更是以刊载小说作为吸引读者、实现竞争的手段。可以说，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报刊（尤其是文艺报刊）成为近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主要载体，并大大扩展了小说的传播渠道，刺激了小说数量的迅猛增加。据统计，在1872～1911年创办的218种晚清期刊中，曾刊登过小说的期刊近120种，超过总数的一半，并出现了专门的小说刊物。其中尤以上海地区为集中[167]。据阿英估计“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168]，而当代的权威统计则有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169]。两者之所以相差悬殊，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者以单行本为主要统计对象而后者则涵盖近代报刊。
近代大众传媒促进了小说的发展，早在晚清时期就被人们隐约注意到了。1907年，黄人注意到“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170]；1908年黄伯耀认为“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171]。但可惜没有人深入探究下去。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宣统三年（1910年），上海出版的单行本创作小说共有352种，其中1840～1902年为26种，1903～1910年为326种；刊载于上海报刊的创作小说共429种，其中1840～1902年为2种，1903～1910年为427种[172]。再加上为数众多的期刊发表的小说，晚清小说进入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繁荣期。不仅如此，晚清现实主义思潮要求小说反映现实，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影响巨大。晚清的政治形势与社会现实，使晚清小说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按清廷自鸦片战争（1840）以后，政治日渐窳败，官吏贪污媚外，无所不至，早现崩溃之象。而英法两军入北京（1860）以后，又连割土地（1861），开让商埠（1876）。光绪八年（1882），法取安南，据台湾，侵福建（1885）。稍定，又有中东之战（1894），于是日割台湾（1895），德侵胶州（1897）。清室至此，国几不国。教民借外人势力，复横行国内，于是有义和团之变（1899）。结果卒至赔款四百五十兆（1901）了事。返京以后，骄奢淫逸，一如曩时，广兴土木，新建宫殿。丧权辱国，苛敛暴政，小民愤慨，自不待言。于是，在小说方面，亦从事笔伐，当时作者，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173]这类小说就是谴责小说。“‘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罢。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174]说明谴责小说的出现契合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不仅如此，《官场现形记》之后谴责小说风起云涌，成为晚清小说的主流，就连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人，也竞相刊登谴责小说，“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175]说明晚清谴责小说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符合了人们的接受心理。
不仅如此，近代大众传媒传播的及时性与广泛性等特征，也使它还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小说传播的内容、话语以及叙述等进行着某种权力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在兴盛的同时，还在语言与叙说形式上作出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民众的阅读欲求，实现文学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失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176]
应该说，以印刷技术为支撑、以报刊书馆为主的近代大众传媒，在近代中国一出现，便与文学紧密相连，并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印刷技术的提高使近代大众传播的快速复制成为了可能，改变了以往文学单向、缓慢、狭窄的传播特征。近代大众传媒“朝弗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177]，使社会受众面广，影响极大，并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传播。陈平原认为，“报刊书局本身很有文化意味，同时也是一种商业活动。报刊书局为谋求商业利益而迅速世俗化，以导致了对通俗文学的需求。”[178]而近代大众传媒低廉的价格，比如《游戏报》每份5文钱，《绣像小说》售价0.2元，《月月小说》0.45元，《小说林》0.4元[179]，使读者能够消费得起，并最终促成了晚清文学特别是谴责小说的繁盛景象。
二 文学传播的市场化诱发了谴责小说的繁盛
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促发了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传播是一项社会性活动，也是一个简单的传播运行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有三个要素构成：作家、文本、读者。作家通过对世界的审美感知，创作出文本；文本通过买卖、赠送、印刷、传抄等传播形式传递给读者；读者通过文学阅读或者鉴赏，实现文学接受与文本增殖。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作家和文本，而忽略了文学传播的对象——读者。事实上，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促使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总是以受众的接受作为信息编码的依据，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传播目的。
（一）文学消费市场的形成
市场是具有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群体。没有文学消费市场，文学就成了自娱自乐。《小说林》执行主编徐念慈曾作过专门的小说市场调查：“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处于普通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180]虽然是“约计”，但基本上反映出晚清小说的消费市场是由士大夫市场、市民市场和学生市场构建而成。
士大夫阶层是晚清小说消费市场的主体。小说本是市井之物，但并不排斥士大夫的私下阅读，甚至还会在笔记里评论小说或如金圣叹般大张旗鼓地赞扬通俗小说。一般而言，小说与市民阶层关联密切，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取消，士大夫成了都市新“市民”，但对小说似乎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比如章太炎评价老师俞樾：“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181]表现出章太炎对小说的不屑。不仅如此，就连提倡小说的夏曾佑也认为小说只是给巷里百姓看的，士大夫不必看[182]。不过，小说界革命擢升小说地位并成为文学的主导形态，也使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小说观念发生变革，并开始重视小说，成为晚清文学传播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如晚清谴责小说的李伯元、刘鹗、曾朴等，都是脱胎于士大夫的晚清小说写作者。传统士大夫成为文学市场主体的说法虽然缺乏具体的数字，但可以从时人的评论中窥见一斑，如钟俊文就指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183]老棣看到：“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之，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184]黄人在1907年也提出：士大夫“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185]。这些言论或许有夸大之嫌，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士大夫对小说态度的悄然变化，并形成了阅读新小说的风气。事实上，中国传统士大夫比一般人更具有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这使他们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时代语境下，格外重视救国方略，而“小说界革命”倡导的“小说是救国利器”等道理的宣扬，也使这些人更乐于接受小说。而士大夫的文化素养、经济状况以及闲暇时间等，都使他们有能力成为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主体。
市民阶层是晚清小说传播的主要对象之一。城市的繁盛对市民阶层的扩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晚清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有资格被称为新文化活动基地的城市。上海连接中西，既是新文化的试验场，又是向内地扩散的辐射源。正因为此，上海成为新小说创作的中心和传播的最主要城市，并足能成为论述文学消费市场——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19世纪初，商业的发展，促使大量移民移居上海，上海市民人口急剧增加。随着1840年后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社会的变局，上海成为远东最为重要的城市：鸦片战争使上海成为外国列强蚕食中国的据点的同时，也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此同时，从1843年上海租界建立到1853年，英租界的人口只有500人，同时期的华界人口有54万之多[186]。此后，华界人口增长缓慢，到1910年才达到67万人，而租界人口则上升很快，1865年，英美的公共租界人口已经达到9万多人，法国租界有5万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万人，法租界人口是5万多人，这时的上海租界，不算华界人口，光租界人口就已经达到30多万人，加上华界，则有80多万人。到1900年，公共租界达到35万多人，法租界也增加到9万多人。租界人口合起来总计44万多人，加上华界，人口达到100多万[187]。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市民阶层队伍的壮大，为通俗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不过，大多城市市民是粗识文字，而晚清教育的开放，特别是庚子事变后对教育的变革，使一些城市市民初步具有阅读能力，这为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小说传播空间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学生也是新小说阅读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腐败的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其统治岌岌可危。为了苟延残喘，清政府推出“新政”，其一就是兴办学堂。“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各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个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188]于是，各地学堂迅速兴起。另外，深受西学浸染的江南士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更是纷纷兴办教育。“一班革新人士，认为欲改良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189]江苏在推广小学教育的同时，还注意适时地开办中学堂和大学堂。到1909年，江苏已经办有31所中学堂，在校学生3155名，至1911年，全省已经办有13所高等学堂和讲习所，还有东吴、金陵两所教会大学[190]。而全国的数字，则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560270人。学堂和学生数目惊人。除此之外，全国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在1875～1899年，教会学校总数估计有2000所，学生人数有40000人；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后，传教士利用赔款开办的教会学校则有12000所（1914年），学生人数约25万。[191]另外，清末留学生运动发展迅猛，也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在1902～1910年间，出现了近代中国留学热潮，中国留学生赴英、法、德、比、日等国的人数增长很快，如在日本留学的人数，1896年为13人，1898年为61人，1904年为2400人，而1905～1906年，则有8000多人[192]。学生以及留学生队伍的扩大，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在为文学市场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加速了新知识分子的形成，为文学的转型积聚了人才。
士大夫、市民以及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为文学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方先进印刷术的输入及大众传媒的兴盛，为大量复制文化消费产品提供了物质支撑。文学消费市场以及传播媒介技术的变革，为文学传播的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标志着具有近代商业性质的文学传播市场的渐趋形成。那些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有趣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通俗文学除了娱乐消遣的本色之外，‘金钱主义’恐怕也应是它的一种本色。我们对‘金钱主义’的理解当然是局限于通俗文学的商品性。”[193]
（二）文学传播的市场化诱发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多量产生
虽然说中国古代书籍也有作为商品来生产销售的，如《儒林外史》中就有书商请马二先生编选八股文选本，便是讲好报酬，印出书来作为商品出售的情节；再如明末清初一些作家大量炮制才子佳人小说，极有可能是应书商之约的结果。但古代文学市场化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学市场化不能同日而语。近代出版商用印刷机器做后盾，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复制，极大提高了报刊和书籍印刷的数量和质量。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文学的大量产生，并直接催生了文学传播的市场化。
文学传播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稿酬制的建立。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以文为生”的职业文人，虽早有“润笔”之说[194]，但只是部分知名知识分子在主业外的一种生活调剂，并没有升格为谋生的手段。现代稿酬制度始于何时，尚无定论。郑逸梅认为报刊稿酬制度始于上海的《小说月报》，也有研究者认为始于1902年的《新小说》[195]。这些论证都不够准确。1884年6月4日，《申报》在给《点石斋画报》征稿时特刊登《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启事：“本斋特请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圆。”或许是近代报刊建立稿酬制度的开始。后来的报刊纷纷仿效，主要稿件由拿薪水的报馆雇员采访、写作、编译，外来稿件则付给稿酬。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以及文学观念的变革，报纸、杂志等传播机构竞相刊登小说，导致对小说的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大概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小说付酬制度开始通行。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回忆说：“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196]提到当时报刊只有小说有稿酬。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新小说社征文启》中将稿件分为若干等级，按字数计酬，其稿酬标准为：自著本甲等每千字稿酬4元，自著本乙等每千字酬金3元，自著本丙等每千字酬金1元5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2元5角，译本乙等每千字酬金1元6角，译本丙等每千字酬金1元2角[197]。这种稿酬制度对当时的文学期刊具有导向和垂范作用。晚清著名的小说期刊，如《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小说时报》（1909）、《小说月报》（1910）等，也大都在征文广告中明确规定给付稿酬。与此同时，一些书局、出版社也给小说作者付稿酬，其标准视作者知名度和作品市场销售行情来定，如同样是翻译小说，《新小说》开出的最高价是每千字2元5角[198]，商务印书馆开给林纾的价格则高达每千字6元[199]。应该说，就当时的生活指数而言，小说稿酬并不低。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他译《铁世界》、《三千里寻亲记》，这两种小说四五万字，共得稿费一百元，就“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外，我可以供几个月家用。”[200]可见当时稿酬之高。
“稿酬的确立，不仅大大刺激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的发展，而且对于作家（特别是小说家）的职业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职业作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201]在稿酬制度的刺激下，特别是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一大批文人迫于生计，或进入报业成为编辑记者，或成为“以文为生”职业作家，比如“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中除刘鹗外其他三人都是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的出现，为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繁盛奠定了人才基础。晚清职业作家为了生活拼命多写小说，甚至出现大规模复制的文学现象。比如吴趼人写《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202]，李伯元在写《官场现形记》时还同时写多部小说等。不仅如此，一旦一小说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畅销，复制式的作品随即粉墨登场。比如《官场现形记》引发“洛阳纸贵”后，就有一系列模仿复制式之作上市。据统计，从1905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16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16种[203]。又如吴趼人的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如作者所言：“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学之有神也。……磋夫！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自视亦大愚矣。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204]同时以“怪现状”为名目的小说也纷纷出台，如《近十年之怪现状》、《新旧社会之怪现状》、《官场怪现状》、《龙华会之怪现状》……
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也使职业化的作家开始以读者受众为核心，“以合时人嗜好”，追逐商业利益。文学作品的消费者是读者，没有读者或者没有读者的应答，再好的作品也不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因此，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三角关系中，读者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晚清小说作家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而谴责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的主导形态，或许是当时作家具有强烈读者意识的明证。“清王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并不始于戊戌、庚子之后，早在它的中后期即嘉、道年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就已经危机四伏、病入膏肓了。于此，龚自珍站在时代的高度，以预言家、历史学家的身份对它作了总体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已经到了‘日之将息’的‘衰世’，‘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以致‘人畜悲痛，鬼神思变量’……庚子之后，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这加深了全国人民对其腐败与反动本质的认识，因此，揭露与抨击清王朝的罪恶，改革弊端，富国新民，就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205]而以暴露与批判为主调的晚清谴责小说正好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期待，所以引起了强烈的受众共鸣和巨大的社会反响。可以说，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使读者的地位骤然提高，而作家为了世俗的生存必然要迎适读者的需要，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晚清人心思变的社会受众心理，为以刷新政治、揭露时弊、改良社会为创作题材的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受众支持，并使晚清谴责小说创作形成高潮，以至“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206]。谴责小说作家不仅在传播内容上迎适读者的心理需要，而且在文本话语以及文本叙述上，也尽力根据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文学的创作。谴责小说的浅显文言和通俗白话的结合，传统叙述方式特别是说书人的话语叙述与西方小说叙述技巧的化合，都说明了晚清谴责小说对传播效果的注重和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学文本还存在形式上的革新，使晚清小说更适合阅读者的阅读。比如《官场现形记》的光绪甲辰本（1904年）是24册36卷的“口袋本”，每册只有2～3回小说内容。这种几乎比64开本还小的书是让人放在口袋中的，既便于随身携带，也能随时翻阅，这也说明晚清文化市场正在迎合各类读者的需求——不仅内容、语言以及叙述的迎适，而且也考虑到外观形式的迎合，这正是文学市场化后追求经济利益的标志之一。可以说，“此一现象不仅来自作者个人的自我期许，更来自整个文学市场机制的剧变”[207]，是文学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一方面使文人摆脱了中国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再在人格和经济上依赖官府，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照去书写小说；另一方面，小说作为一种商品，促使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形成以读者为核心的写作机制。于是，在“作家—作品—读者”的文学关系中，读者的地位获得了空前提高。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促使作家“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并直接决定了谴责小说的繁盛和整体面貌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