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咸丰六年（1856）因疑太高祖名模，为避祖讳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晚号越缦，又署霞川花隐生、花隐生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于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30年1月21日），逝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4年12月20日）。他淹通经史，以诗为能，所作以积四十年而成的日记为最著，另有《白华绛跗阁诗》、《杏花香雪斋诗》、《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霞川花隐词》、《萝庵游赏小志》以及读史札记等，是一代文史大家，在晚清京师享有盛名。今以《越缦堂读书记》最为闻名。
本书以李慈铭为专门研究对象，首先因为李慈铭是一位文史大家，在文化史上曾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晚清旧诗坛上的代表人物，骈体文享有盛名，在学术上特别在史学上也有所作为，对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论定他的成就与贡献，本是研究者的任务，何况晚清时期的研究确实较为薄弱，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次，是李慈铭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篇幅浩瀚的日记，其间虽有矫饰虚隐之处，但毕竟是一部极好的史料，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看更可以充分利用、深入探究。再次，李慈铭生前的声名显赫和死后影响的日渐式微，形成了一个可以让我们探寻的课题，由此可以窥出晚清传统知识分子在时局转捩和中西文化交战中的复杂姿态。
近年来，李慈铭的著述刊布不少。广陵书社于2004年将《越缦堂日记》手稿（包括一部分“传录本”）影印出版，其中仅缺《穷愁录》及《癸巳琐院旬日记》，是目前所见最完备的日记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刘再华校点的《越缦堂诗文集》，收《白华绛跗阁诗》、《杏花香雪斋诗》、《杏花香雪斋诗补》、《霞川花隐词》、《霞川花隐词补》、《越缦堂文集》、《越缦堂骈体文》、《越缦堂文集补》、《萝庵游赏小志》，附蒋瑞藻辑录之《越缦堂诗话》以及相关传记、序跋、评论等资料，末有《李慈铭年谱简编》。凤凰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张寅彭、周容辑），分内（纪事门、评论门）、外（作诗门）两编，辑录了《越缦堂日记》中所有有关诗的资料，补编收序跋、简端记等资料，附有《新撰李慈铭传》。另外，专题类的《越缦堂读书记》已有多个版本，皆是在由云龙所辑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唯编排不一。其中又分两个系统：一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一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在上海书店本的基础上重印。笔者与本院部分研究人员一起，正在编纂《李慈铭集》，初稿已成。
李慈铭的相关资料不算太多，下面从四方面作一概述。
一 传记中之李慈铭
关于李慈铭的传记，有下列数种：《清史稿》中《文苑传》本传，平步青之《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铭传》，孙宝圭之《会稽李慈铭传》，宋慈抱之《会稽李慈铭传》。
《清史稿·文苑传》由缪荃孙、朱师辙分撰，柯劭忞审定。缪荃孙（1844～1919），为李慈铭同辈，同治元年（1862）中举，后入张之洞幕府，为之撰《书目答问》。光绪二年（1876）成进士，后为国史馆纂修、总纂、提调等官，为近代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李慈铭与缪荃孙有旧。光绪二年缪入京赴考时，在酒席上与李慈铭相识。那天李慈铭应友人之邀，“坐有霍邱张拔贡（忘其名）、江阴缪庶常（荃孙）”，“庶常久客蜀中，读书甚富，今日言姚彦侍为川东道，购书及金石甚多，所刻《咫晋斋丛书》及翻刻曹楝亭本《集韵》、《类篇》皆已竣”。[1]缪氏后来还就李氏应入清史何传与友人讨论。他说：“端节发下儒学传目，敬阅一过。顾、王冠首，仍遵阮例，究为允当。此外分并，其见精心甄综。高邮文简，有学问而无政绩，附于石曜先生甚妥。曲园偶尔漏写，当代补在孙仲容之上，越缦于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2]而朱师辙生于1879年，不可能认识李慈铭。按此推断，《文苑传》中之李慈铭传应为缪荃孙所为。此传虽简略，然大体无误。
平步青（1832～1896），生逝略晚于李慈铭，为李氏同乡，咸丰五年（1855）举人，同治元年（1862）赐进士出身，三年进上书房，后任江西粮道、署布政使等职。同治九年（1870），李一族弟托李向在江西的平步青谋职。李此时乡居，无权无势，故交侧目。但拗不过所请，书寥寥数语，托族弟带去。平步青见信，即为其安排一职。此举大出李之意外，叹曰：“此君尚有故人情可感。”[3]同年平步青还来贺李慈铭中举[4]。同治十一年（1872），平氏弃官归里，闭门著书，光绪十四年（1888）才与李慈铭通音问，寄四金为李贺寿。“四千里外，三十年前故交，尚能记录生辰，远将馈问，深可感也”[5]。可见平步青与李氏交往甚疏。但两人究为同乡，李氏死后家人应携各种资料求平作传，所以此传大体可信。
后两种传记的作者孙宝圭、宋慈抱。孙氏生平无考。宋慈抱（1895～1958），浙江瑞安人，曾与夏承焘等被称为“永嘉七子”，一生研经治史，并关注浙江地方文献，所作有《两浙著述考》等，但与李慈铭无甚渊源。宋氏注重文献，李慈铭传中关于李氏著作记载甚详，但李氏之《十三经古今文义举正》、《越缦经说》、《唐代官制杂钞》、《宋代官制杂钞》、《元代重儒考》、《明谥法考》、《南渡事略》、《皇朝谥法考》、《国朝经儒经籍考》、《军兴以来忠节小传》等，宋氏皆未见，“疑皆未成之书也”[6]。
以上各传，最长不过千余字，虽大略无误，却显粗略。近年关于晚清之研究勃兴，最新之传可数张寅彭、周容之《新撰李慈铭传》，以浅近文言叙之，约五千言，大量运用了今天刊布的《越缦堂日记》。
二 笔记中之李慈铭
清末民初的各类笔记记载的李慈铭事迹，弥足珍贵。“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由于宗族、乡党、举主、故吏、座主、门生、同年、同学乃至部曲、幕僚种种关系错杂而成”，“后世的人事更加复杂，一本账也记不清楚，必须会合无数本账方能足用”。[7]唯此类笔记的作者，以记载掌故自任，大多无有出处，其事迹真实与否，也颇难断定。像李慈铭这样文名颇盛而在政治上无甚权力的人物，注定不可能在正史上找到宏富的材料，相形之下，野史笔记也许能留下更多的鸿爪。但细检各种笔记，关于李慈铭的材料，相比起同时代的王闿运、潘祖荫等，都要显得稀少；甚至不及其学生辈的樊增祥、易顺鼎等。究其原因，或野史笔记之兴盛，当在王朝易代之后。而此时能操笔之文士，许多已不及见李氏之面。享有盛名的笔记如《凌霄一士笔记》、《一士类稿》中，收有不少关于李氏的条目，如《李慈铭与升官图》、《李慈铭与梁僧宝》、《李慈铭谈作诗》等，然细审内容，皆出于李氏自作《日记》。吴庆坻《蕉廊脞录》中《李慈铭四君咏》[8]略同。王伯恭之《蜷庐随笔》中有《李莼客侍御》一条，[9]述其日记主要内容，并加评论，议其多载邸抄，其实有些乃奏报不实之词，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王伯恭亦未亲见李氏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八中“李慈铭言程朱有功名教”，[10]则全属评点，无关史实。刘体仁《异辞录》虽未提供新史实，然如《李慈铭论一时之人》、《李慈铭论一处之人》、《李慈铭读书不终卷》[11]等条，善于概括有关李慈铭事之特点，加以评点，较有意味。笔记中较有价值者，有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李莼客与祥符二周隙末》、《李莼客得御史先事搏击》，[12]有得之于同世人之口者。而台湾天一出版社《李慈铭研究资料》编选者未见之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最为珍贵。其《李莼客的怨气》，详述李氏与平生第一仇人周季贶结怨本末及之后的种种纠葛。李慈铭与周氏恩怨，《日记》中屡见，但皆未明白叙述。《龙树寺觞咏大会》揭出李慈铭与同乡宿敌赵之谦一并参加，乃张之洞、潘祖荫调停所致，而引樊樊山言揭出同治末光绪初南北清流之摩擦，尤为他籍所未载，而李慈铭被视为南派清流之魁首，“不过本其经史百家诗文之学，号召同俦。至于体国经野、中外形势、国家大政，则所知有限，实一纯粹读书之儒，不能守其所长，乃以己见，侈谈故事，宜香涛诸人不敢亲近”[13]，将李慈铭当时的性情行为、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全盘托出。按：刘成禺（1876～1953），湖北江夏人，著名历史掌故家，北伐以后致力于著述。细察其文，盖未亲炙于李慈铭，但曾与李氏之学生樊增祥亲近，因此所记之内容真切扼要，为今日研究李氏不得不读者也。
三 小说中之李慈铭
对李慈铭日后声名流传贡献最大者，应属晚清小说《孽海花》。作者曾朴。曾朴之父曾之撰，字君表，与李慈铭为友，《越缦堂日记》中常见与曾往还事，曾之撰还带儿子去看过李慈铭，李慈铭亦曾为其题扇。曾之撰后编《越缦堂骈体文》（四卷，附散体文一卷），曾朴校。在《孽海花》中，曾朴写到了李治民。而在手拟的《〈孽海花〉人物名单》中第一批之“旧学时代”，在潘伯寅、翁叔平、李若农后，便赫然出现了李莼客的名字。[14]小说中第五、九、十一、十九、二十、三十五回中出现了李治民，其中又以第五回一段评论、第十一回一段讲述和第十九、二十回一段故事最为著名。第五回《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云：
雯青（影射洪钧）道：“我想我们自从到京后，认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见过了，到底谁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没事，大家何妨戏为月旦！”公坊（影射曾之撰）道：“那也不能一概论的，以兄弟的愚见，分门别类比较起来，挥翰临池，自然让龚和甫独步；吉金乐石，到底算潘八瀛名家；赋诗填词，文章尔雅，会稽李治民纯客是一时之杰；博闻强识，不名一家，只有北地庄寿香芝栋为北方之英。”肇廷道：“丰润庄仑樵佑培，闽县陈森葆琛何如呢？”唐卿道：“词锋可畏，是后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黄叔兰礼方，长沙王忆莪仙屺，也都是方闻君子。”公坊道：“旗人里头，总要推祝宝廷名溥的是标标的了。”唐卿道：“那是还有一个成伯怡呢。”雯青道：“讲西北地理的顺德黎石农，也是个风雅总持。”珏斋道：“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庄，是用世之才。庄寿香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庄仑樵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15]
这里提到的，有龚和甫（翁同龢）、潘八瀛（潘祖荫）、李治民（李慈铭）、庄仑樵（张佩纶）、陈森（陈宝琛）、黄叔兰（黄体芳）、王忆莪（王先谦）、祝溥（宝廷）、成伯怡（盛昱）、黎石农（李文田）等人，都是一时风雅、域内精英。此语从作者父亲之口道出，分量自非寻常。
小说第十一回李纯客取笑黎石农敦伦，以及第十九至二十回李纯客装病，篇幅颇长，亦极精彩，是《孽海花》中最好的片段之一。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其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论及《孽海花》之特点，便引庄小燕到李慈铭家这一段为例。但后人只顾看小说，进而全视小说创作为真实，于是，李慈铭则成为“性情古怪、矫情作态”、[16]“虚伪、矫情”[17]之典型，全不管鲁迅所谓“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亦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如此矣”。[18]
李慈铭形象，经曾朴描述，鲁迅转引，影响极大。说到李慈铭，今天许多人仍不由自主地想到曾朴笔下李氏之爱骂人和矫情作态状，全不顾此乃李慈铭之文学表达，不一定是李氏之真实全面文化形象也。
四 李慈铭研究概况
关于李慈铭研究，国内目前可分综合研究和分类研究两大部分。
综合研究不多，盖今日之研究多囿于学科分类格局，董丛林的《论晚清名士李慈铭》（《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该文从“角斗场与游戏场之间”、“狂”、“帮闲和殿军”这三个角度入手，将李慈铭作为晚清名士的一个典型标本，从社会角色、思想特征、生活类型三方面分析了李慈铭的典型意义。应该说此文是近年综合研究中的扛鼎之作。
分类研究可以学术、文学、日常生活三个大类为目。
关于李慈铭学术成就的研究，总的来说较为薄弱。由于《清史稿》将李慈铭归于《文苑传》而非《儒林传》，对李慈铭学术成就注意的人不多，但《清儒学案》专辟“越缦学案”，称“越缦洞明三《礼》，尤精小学，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生前为词章之名所掩，殁后遗书渐出，学者服其翔实，翕然称之。述越缦学案”[19]。今人引《越缦堂读书记》颇众，但引证以后很少有人评议“读书记”的评论是否恰当，唯有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等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在引证李慈铭评凌廷堪《仪礼释例》后，评曰：“未为的论。”[20]最提纲挈领的评论，来自钱穆对李慈铭友人朱一新的研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陈兰甫”专章中附论朱一新，以为“抨弹之高，过于建树，泛滥之广，胜其持守，徘徊汉、宋，出入经、史，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谭献之流，皆不免也”[21]。近年来的论文仅有路新生《学以资治的浮躁学风——读李慈铭等论魏源学风》（《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5期），表彰李氏对魏源的批评。关于李慈铭学术成就的研究，近年有所展开：“夏增民的《李慈铭〈汉书札记〉研究》（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从史学史与学术史的角度归纳了李慈铭在《汉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及体现的学术特色。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殷月英的硕士论文《〈越缦堂读书记〉评析》从文献学角度对《越缦堂读书记》中的正史部分作了考察。”[22]此外，尚有陈冬冬、杨越《试论〈越缦堂日记〉考证、评论正史的成就》（《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罗炳良在《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中特辟《李慈铭和〈越缦堂读史札记〉》一节，从“校订史籍文字脱衍”、“考证史实记载谬误”、“评论史法史义”三方面概括了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的成就，同时认为：“目前史学史研究领域对李慈铭研究极为不够，这种局面需要改变。”[23]
关于李慈铭文学成就的研究，较之学术方面稍多。老一代的研究者视野宽阔，功底深厚，深得诗家三昧，只是涉及李慈铭的篇幅稍短。有代表性的如：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将李慈铭归于江左派，与俞樾、金和、冯煦并列，并指出他们的共同点为“既不侈谈汉魏，亦不滥入宋元，高者自诩初盛，次亦不失长庆，迹其造诣，乃在心橅手追钱、刘、温、李之间，故其诣风华典赡，韵味绵远，无所用其深湛之思，自有唱叹之韵”[24]。虽非专谈李氏，然也可看成句句对李氏而发。《光宣诗坛点将录》胪列光宣诗家百余人，而以李慈铭为李应。他的《近代诗人小传稿》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皆及李慈铭。钱仲联在《梦苕盦诗话》中对李慈铭多有评点，在《近代诗钞·前言》中亦有论及：“李慈铭，不名一派，自称‘八面受敌而为大家’……其实他的诗虽能兼综汉魏以来，下迄明七子、清人王士禛、厉鹗诸人之长，却不能自创面目。”[25]近年的研究，刘再华《李慈铭及其诗歌创作》（《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系统地阐述了李慈铭的诗学思想，研究了他的诗作。周容的博士论文《论李慈铭与樊增祥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十分细致，如实地描绘了李慈铭诗学理论的面貌。他的《渔洋才学何尝薄于诗——李慈铭推许王士禛析》（《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则深入分析了李慈铭推举王士禛的真意。除此之外，可见的只有田欣欣《李慈铭山水田园诗论析》（《暨南学报》1996年第3期）。古文理论与创作的研究则付阙如。反是词学与词作，有陈桂清《晚清学者李慈铭的词学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马强《谈〈霞川花隐词〉中的“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秦敏的《李慈铭词学思想与创作平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较有内容。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李慈铭的成绩最为显著，社会生活史研究尤为骄人。开风气之先的应是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对李慈铭的生平以及当时京官的日常生活作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承继这一脉的不乏其人，成就亦颇可观，如王标的《〈越缦堂日记〉1865～1871：晚清浙东一个归乡官吏的生活空间》[26]、《作为文化实践的读书——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中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都是扎扎实实的研究范例。片段涉及李慈铭的还有李文海、赵晓华《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张丽璇《浅析晚清清流派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周梵林《论晚清的前期清流》（《大同高专学报》1998年第2期）、黄庆林《晚清清流派与守旧派关系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等。
总的看来，对李慈铭的研究近年已有可喜的迹象，宏观和微观的探寻皆已展开，有些研究还相当深入，借鉴了当代新的研究方法，颇具启发性。但对李慈铭的学术观和文学成就等一些问题缺少正面的阐说。本书不避谫陋，愿意正面展开一些论题，还望前辈方家有所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