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探索[1]
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著述之广、论述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许多理论难以在实际中操作。但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又具有实践的操作性。
综观全书，共有六大部分。作者从马恩的预言开始，探讨了它与现实的差距。马恩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消灭商品和货币。作者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问题的认识，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只有实践的发展才改变了马恩的论断。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观念。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曾发生过两次迷误，都被实践所否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这并不是实践有多少改变，而是人们的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提高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是理论界长期认识的结果。但对商品经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它的认识是极不相同的。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无数的专著和论文，学说林立、争执不下。作者通过几十年潜心的研究，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答案。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交换、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社会分工，所有制不同，必然要通过交换。但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也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者已经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去寻找教义，而是根据现实的经济实践进行了回答。作者的观点是：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工这个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实行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又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这两个主要原因，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无论工农之间、还是工业内部都不能搞无偿调拨，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即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的，是我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认识的结果。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问题的理论发展不是客观实际有了什么变化，而是人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在我国，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显著缩小，市场调节的作用大大加强，在东南沿海和内地某些地区早已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而且要长期稳定；要扩大对外开放，面向国际市场。因此，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正是如此，作者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这样认为：“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调节（虽然实际上很难做到）；市场调节则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该书第78页）。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对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和调节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肯定能够成功，因为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那就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了”（该书第79页）。可见，作者是非常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根本原则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并遵循客观规律（主要是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种体制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基本框架。作者认为，有了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架起了一条通往彼岸的桥梁”（该书第80页）。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一直是作者近年来探讨的重点。作者根据他多年来调查搜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指出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而且现在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有包括新旧体制过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企业无力扩大再生产；国有企业税负高于其他经济成份，债务增加，社会负担沉重，摊派太多，有所谓“四马分肥，效益转移”现象，即利润大量向税赋、利息、补贴、摊派四面转移；加之政府职能转变迟缓，政企不分，对企业干预过多等等。内因包括企业领导思想观念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推不开；管理混乱；决策失误；领导人素质低，班子内耗严重。这些因素必然造成企业亏损，缺乏应有活力，但并非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公有制企业注定搞不好，非得改变所有制不可。作者紧接着分析了私有化的实质，指出不能把国有资产私有化，不能变全民所有制为各级政府所有，也不能把它变为企业所有制。正确出路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快慢，将决定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2]具体说来，就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苏星看来，当前着重应当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改革工资制度；理顺企业领导体制，有分别、有步骤地实行公司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为基础，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技术信息市场的总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统一体。作者分别就以上几个市场展开了论述。对于商品市场，从流通领域看他认为应该继续深化价格改革，发展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扩大国内市场，形成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构筑大中小相结合的多种经营形式和方式、功能完备的市场网络。作者分析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现状及对策，坚决反对建立新的商业银行，他认为“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在办好现有商业银行的同时，加快专业银行改革的步伐，使它们逐步转变为商业银行”（该书第122页）。对于劳动力市场，他认为进行劳动力交易不会产生剥削制度，就是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劳动力新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是归劳动者所有的，而不是归资本家或其他剥削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是国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和计划指导，达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不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宏观调控，这是当代世界经济运行所证明了的。他认为，实现宏观调控，必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建立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此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经济结构优化，从而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要保持总量平衡，必须做到社会总供求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以及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和物资的综合平衡；要使经济结构优化，必须安排好工农业增长速度，调整好基础产业和整个经济发展、一般产业和支柱产业、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要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光靠市场调节是不可能解决好的，必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采取经济办法，其主要手段包括紧松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交替使用和搭配使用，并辅之以必要的计划管理。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总之，这部专著有许多独到见解，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操作性也强，但这并不排除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的：“这是一本学术性的书，一不求体系的完整；二不求回避学术观点的分歧，如果同行们愿就某一问题开展讨论，我将非常欢迎。”（该书第1页）比如，作者在指出当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时提出了要改革工资制度，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主张。“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非改革不行了”（该书第105页）。怎样改革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但是，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这就涉及经营思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还是提高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该书第106页）。苏星同志主张：“根据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经验，应当采用后一种思路，即从改革工资制度入手，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该书第106页）。我曾与作者讨论过，我不敢完全赞同这种主张。因为企业并非提高了工资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提高工资会导致消费基金膨胀，从而产生通货膨胀。这点确实值得探讨。
但是，通观全书，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3]
魏礼群教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主要是90年代以来根据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作出的重大部署和方针政策进行的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侧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思考与阐述问题。”作者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入的探索。通观全书，该著作主要包括五大部分，即“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深化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的发展观与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起点，深刻阐述了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指针。作者着重论述了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几个最重大的创新性理论，主要包括关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本质的理论，关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这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大厦五根最主要的支柱。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及时总结新理论的伟大成果。作者从所有制关系、经济体制、分配制度和对外开放四个方面揭示了“四个坚持和完善”，即坚持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以及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作者特别强调我国改革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探索并科学总结的结果，作者结合长期的工作实践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很好地研究一般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同时要研究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显著特征。作者尤其关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手段存在的原因、性质、地位、作用、任务、重点、形式和方法等，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不要国家计划，而是要国家计划；计划手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计划任务工作不是轻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更重了。同时也说明了计划工作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改进方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排斥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我国计划手段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基础的，而不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计划手段。”作者得出这样的认识，是他长期在计划部门供职，深刻地理解不要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不要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不可取。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研究制定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这也是该书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地域、努力开拓和利用外资领域、积极扩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有效办法；而进一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提高外贸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大技术引进力度，积极探索跨国经营，完善涉外经济法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这是作者在研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战略面监的重点问题。
加快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作者近几年来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作者对加快经济发展的意义、条件和因素等作了充分的论证，特别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基本方向、要求、主要环节作了创新研究。
最后，作者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论述了新的发展观和推动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重大意义。为了完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更加深入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作者从多方面阐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包括建立“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社会发展主要靠政府”的总体调控战略；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建立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20世纪末的基本目标是进入“小康社会”；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寻求和维系“环境与发展”的广义平衡；发挥政府调控体系作用与必须促进发展观念的转变及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可以说，这种社会发展观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独特的发展观。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在新发展观上的独到见解。
总之，这部著作有许多独到见解，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操作性也强，确实是一本难得的融学术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佳作。但这并不排除该书中提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粗线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过程，对此的认识就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表示：“继续研究和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是我今后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作者长期在综合经济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担任职务，一直潜心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期盼作者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更多佳作早日问世。
3 一部研究消费经济的创新力作[4]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财经博士文库”中，王云川博士的《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是一部很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宏观调控不仅在投资需求、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需要进行，而且在消费需求方面同样如此。消费需求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管理的重要形式。对消费需求进行调控的必要性是由它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它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需求因素。正是如此，研究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该书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研究，是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机制急剧转变，对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形成明显冲击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对中国消费需求形成机制考察的时间范围为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而考察的重点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书既重点突出，又详略得当。其研究内容丰富，思路清晰。
该书分为三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探索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考察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居民消费需求总量波动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第一、二、三章。第一章题为“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消费需求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从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消费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实质，是我们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函数及影响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的研究，对消费需求的运动规律作了大量描述，形成了许多有用的分析工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二章是“消费需求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减缓经济波动的因素，同时，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作者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消费需求宏观调控，尽快改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及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这是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第三章是“消费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说，消费需求宏观调控主要是对消费需求结构中弹性较大的需求发生作用，调控的效果取决于居民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第二部分分析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这是王云川博士跳出消费问题来研究消费需求宏观调控。它由消费者行为方式和影响与制约消费者行为的各种经济机制和非经济因素构成。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的分析包括第四、五章。第四章是“消费者行为的特征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第五章是“体制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我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与制约”。作者提出消费者在外部因素约束下形成的行为方式是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这是与众不同的新认识。
第三部分提出消费需求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讨论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及调控体系的建设。这一部分包括第六、七章。第六章是“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对象及目标”。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必须服从总需求调控的需要，根据总需求调控的目标决定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对居民消费倾向的调控。第七章是“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及非经济机制的运用”。本章探讨了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提出在我国的消费需求宏观调控中，注重对低收入阶层的扶持，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且对提高调控的效果也具有重要作用。
该书具有众多的创新点，是研究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一部前瞻性著作。它的出版，必将促进消费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调控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
4 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5]
50年来，苏星从未停止过经济理论研究。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二是结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苏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围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的，涉及的内容很多，诸如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计划与市场关系、市场经济、住宅的商品属性和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发展、农村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和资金运动、新中国经济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坚持以马克思基本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实际，与时俱进，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见解。他的理论建树，既有基本理论方面的，又有现实应用方面的。现仅就他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50年来的创新成果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 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理论
劳动价值论，是商品经济的理论。它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伟大发现。马克思完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以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马克思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科学的区分，揭开了货币产生的秘密，阐明了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价值和生产价格严格区别开来。只有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或者接近于价值进行交换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如果按照商品的价值进行交换，在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资本就会得到数量不等的剩余价值，利润率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部门的资本家就会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使等量资本获得相等的利润率。它并未违背价值规律。
苏星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它是几千年来人类探索、认识商品经济理论的结晶，是我们研究价格问题、进行价格改革的理论基石。“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像它那样反映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性，更不要说取代它的科学地位了。”[6]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怎样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国内外看法不完全一致。苏星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发展的，但他坚持只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必要劳动时间，是指按比例分别用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满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第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在市场上表现为价值与价格的背离。他赞成的看法是：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与价值的实现有关，而与价值决定无关。第三，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如果某种商品的价值不能完全实现，即价格低于价值，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转向价格高于价值的部门。资本转移的结果，这种商品减少，价格会随之上升，从而使部门之间的比例逐步协调起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
有人以马克思所讲的三种生产条件（中等的、较坏的、较好的）都可以决定市场价值作为依据，来证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从而得出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他认为根据不充分，主要在于混淆了创造价值与转移价值。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的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就成为市场价值。较坏或较好条件所生产的商品“构成该部门很大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较坏或较好的生产条件便成为社会正常生产条件，这仍然属于原有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不坚持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难免步入理论误区。所以，苏星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不能决定价值，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实际上是多元论。
二 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对商品经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它的认识是极不相同的。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无数的专著和论文，学说林立、争执不下。苏星通过几十年潜心的研究，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答案。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交换、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社会分工，所有制不同，必然要通过交换。但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也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已经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去寻找教义，而是根据现实的经济实践进行了回答。他的观点是：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工这个商品经济的基础和实行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又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这两个主要原因，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无论工农之间、还是工业内部都不能搞无偿调拨，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即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党的十四大以后，苏星陆续写了不少有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本想写一本论文集，但为了内容不重复，他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册子。一方面，该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人认为，我国搞市场经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用了。针对这种观点，苏星作出了回答。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形式，马克思对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达到了以前所有经济学家没有达到的高峰。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共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也适用于市场经济。这不仅指价值规律，也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的理论，等等。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该书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问题，认为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受到破坏，或者主观违背计划经济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所造成的。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过，要做历史分析。应当肯定，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建设过程中确实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确有很难克服的弊端。苏星认为它的主要弊端是：第一，计划一直管到企业，其后果一是把企业管死了，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一切都听计划的；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现在已经成为政企职能分开的障碍。第二，计划价格长期固定不变，只能靠计划调整，其后果一是商品供过于求，出现积压；求过于供，出现脱销。由于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只好凭票、凭证供应。二是造成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产品的样式十年一贯制，是因为价格十年一贯制。苏星认为要进行改革，一方面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原则上不再经营管理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另一方面放开价格，使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调节。这实质上就是逐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市场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大家对此是很满意的。
正是如此，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我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认识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著述之广、论述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许多理论难以在实际中操作。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既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又具有实践的操作性。”[7]
经过十多年来的改革，在我国，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显著缩小，市场调节的作用大大加强，在东南沿海和内地某些地区早已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而且要长期稳定；要扩大对外开放，面向国际市场。因此，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苏星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经济体制问题的理论发展，不是客观实际有了什么变化，而是人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他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这样认为：“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调节（虽然实际上很难做到）；市场调节则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8]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对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和调节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肯定能够成功，因为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不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那就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了。”[9]可见，苏星是非常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根本原则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并遵循客观规律（主要是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种体制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基本框架。他认为，有了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架起了一条通往彼岸的桥梁”。[10]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为基础，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技术信息市场的总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统一体。苏星分别就以上几个市场展开了论述。对于商品市场，从流通领域看，他认为应该继续深化价格改革，发展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扩大国内市场，形成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构筑大中小相结合的多种经营形式和方式、功能完备的市场网络。苏星分析论述了金融市场的观状及对策，坚决反对建立新的商业银行，他认为“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在办好现有商业银行的同时，加快专业银行改革的步伐，使它们逐步转变为商业银行”。[11]对于劳动力市场，他认为进行劳动力交易不会产生剥削制度，就是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劳动力新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是归劳动者所有的，而不归资本家或其他剥削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要是国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和计划指导，达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不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宏观调控，这是当代世界经济运行所证明了的。他认为实现宏观调控，必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建立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比较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此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经济结构优化，从而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三 城镇住宅商品化理论
我国城镇住宅不足，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原因一方面在于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在于住宅价格不合理。苏星是国内较早（1957年开始）研究此问题的专家之一，认为要加快解决这一问题，除增加投入外，必须在发展生产和逐步增加工资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调整房租，使房租逐步接近劳动消耗，实现城镇住宅的商品化。城镇住宅商品化，是指“根据住宅的商品属性，把住宅当作商品出租或出售，运用租金、价格等经济手段调节住宅的生产和消费。”[12]住宅是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劳动者根据自己劳动的量和质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然后用货币在市场上选购自己需要的消费品，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性质上，住宅和其他消费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商品。住宅的商品化，可以使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住宅建设和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可以大力推动建筑业和建材工业的发展。住宅商品化包括的内容是：第一，住宅作为商品生产，并且作为商品出租或出售；第二，住宅的租金要遵循价值规律；第三，住宅和其他消费品一样，个人可以选购并归个人所有。
出售住宅，主要是规定合理的价格。在低租金的条件下，价格高了，职工不肯买；价格低了，国家要吃亏。因此，不得不采取补贴出售的办法。苏星认为规定住宅出售价格应当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住宅价格和补贴办法，要同租金改革一并考虑，力求在改革以后，不要产生新的不合理现象；二是不能就住宅论住宅，还要考虑住宅所处的地段的未来收益；三是要考虑建筑业体制改革以后，住宅的价格可能提高，新的住宅价格提高，会影响原有的住宅价格。因为按照价值规律，一种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时的价值，而是由再生产这个商品时的价值决定的。
苏星对住宅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曾多次应邀参加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对出售住宅、调整租金、住宅建设等提出过一系列意见。例如，他提出的必须在发展生产和逐步增加工资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调整房租，使房租逐步接近建房成本；调整房租应同调整工资同步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苏星的城镇住宅商品化认识是与国家的政策一致的。
四 农村经济理论
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经济制度。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使广大农民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就是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根据苏星的观点，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首先是稳定。这就是说，要使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坚持下去。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包括，肯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以长期坚持实行；有些地区和社队选择了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效益好，群众满意，也不要非改为包干到户不可。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对不同的地点和条件，各有其适应性和局限性。我国各地区、各社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别很大，绝不能“一刀切”，只能由群众去自愿选择适合本地和本队的责任制形式。其次，在稳定的基础上必须逐步完善。不完善，也不容易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在实行包干到户的地区和社队，曾着重解决统与分的问题，主要是把应该统一经营的项目统起来。但是，统与分必须因地制宜。毫无疑问，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不能仅仅归功于家庭承包经营。我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购销体制和价格改革，鼓励农民进入市场等等，也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党的决定把这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营体制稳定下来，而且长期坚持不变，是完全正确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是统一的，农村市场不可能自成体系。它只是我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农村市场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会供应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更多的生活资料、轻纺工业原料，同时吸纳越来越多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扩大商品市场；伴随社会分工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大量向非农业领域和城市转移，扩大劳动力市场；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会有一部分转化为非农用地，扩大房地产市场；伴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积累基金会发生重新分配，扩大金融市场；相应地科技信息市场也会得到发展。农村市场纳入统一市场体系，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
农村是需求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我国12亿人口，有70%住在农村，因此，他认为农村是我国现在需求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根据是：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要努力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阶段。第二，随着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农村市场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引起农村市场商品需求结构的变化。第三，目前，我国农村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农村商品市场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已初步具备了消费万元以下消费品的支付能力。第四，国家正加大对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扩大家用电器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市场创造条件。
为了进一步开拓农村这个最大的国内市场，苏星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从思想上、理论上认识农村市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主动地、千方百计地扩大农村市场，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建设小城镇。苏星认为产业化经营，要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当地主导产品，实行区划种植、专业化生产，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把农户和市场联结起来，把生产、加工、销售结合起来，促进种养业、加工业、运销业协调发展。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扩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此外，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流通方式，搞活流通，切实解决农副产品“卖难”“买难”问题。为了解决“卖难”问题，农村迫切需要建立批发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为了解决农民的“买难”问题，工业企业首先要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民需要的、不同档次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和农机具，而不是把卖不掉的东西推给农民，而且销售渠道也要多样化。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开拓农村这个最大的国内市场才有希望。
五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探讨的重点。苏星根据他多年来调查搜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指出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而且现在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有包括新旧体制过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企业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国有企业税负高于其他经济成份，债务增加，社会负担沉重，摊派太多，有所谓“四马分肥，效益转移”现象，即利润大量向税赋、利息、补贴、摊派四面转移；加之政府职能转变迟缓，政企不分，对企业干预过多等等。内因包括企业领导思想观念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推不开；管理混乱；决策失误；领导人素质低，班子内耗严重。这些因素必然造成企业亏损缺乏应有活力，但并非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公有制企业注定搞不好，非得改变所有制不可。他指出了正确出路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快慢，将决定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13]具体说来，就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苏星看来，当前着重应当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改革工资制度；理顺企业领导体制，有分别、有步骤地实行公司制。
在指出当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时，苏星提出了要改革工资制度，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主张。“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非改革不行了。”[14]怎样改革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客观实际。“但是，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这就涉及经营思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还早提高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15]这是很有独到见解的。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效率低、竞争力差，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苏星认为应当放在那些经营一般和亏损企业上，不是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对这些企业，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的条件和愿望，选择不同的形式。有的企业可以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有的企业可以实行资产承包经营，有的可以组成企业集团，有的可以保持集团型工厂，有的可以改为股份合作制，有的可以兼并、租赁、出售，有的可以破产。总之，只要能使国有企业活起来，转换经营机制，扭亏为盈，各种办法都可以用。
针对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改革过程中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产权私有化，应当把企业中政府拥有的股份全部卖出去，他认为这种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把国有资产私有化。
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新的产权制度应将国有产权改为各级地方（政府）产权，他认为变全民所有制为各级政府所有是一条歧路，既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针对有的学者主张企业有经营权，就该有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让企业具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认为企业所有在理论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企业所有制。如果企业所有是指企业归职工所有，那它的性质就是集体所有，而不是什么企业所有。一般说来，大中型国有企业，也不宜从全民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因为这些企业的资金是全民的劳动积累，怎么能变成一个企业的职工所有呢？
六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半个多世纪了。尽管有许多曲折，我国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必须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能急于求成。
苏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研究的是资本的再生产，但他所阐述的原理，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同样是适用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指导作用。“四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16]三次调整都是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成功。苏星总结的经验是：第一，正确认识国情，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我们建设有中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就是中国国情。今天，中国的国情就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经济方面看，这就是重要的国情。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形势好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的国情。第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及时调节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使之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比例关系，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要看它是不是按比例。第三，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才能放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的历程当中，我国国民经济有过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时期，也曾多次破坏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看起来速度不那么高，但算总账速度是最快的，大起大落，则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欲速而不达。
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星说不是记住一些原理或公式，或者臆想直接从里边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现成答案。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发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殊规律性，尤其要发现这些规律性在中国实现的形式。
结构调整，主要指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调整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社会总资金分配比例的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的比例；能源、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比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等。它需要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比较脆弱，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加工工业总规模偏大，第三产业不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等等，都属于比例关系不协调，需要运用两大部类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17]苏星认为在比例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根据我国的40年的经验，按现在的统计口径，积累率（投资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一般不宜低于20%，也不能高于30%。三次比例失调，积累率都越过了30%。第一次，最高的一年（1959年）达43.8%；第二次，最高的一年（1978年）是36.5%；第三次，最高的一年又上升为35.3%（1985年）。积累率是无法直接控制的，但它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警戒线。一旦发现积累率超过30%，比例关系肯定要出问题了，应当及时地、自觉地加以调节。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调整。他的这些看法是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而且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七 新中国经济史理论
苏星虽不是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但尝试写了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这本书的内容和写法和一般经济史不完全相同。它是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再生产、城市住宅、计划和市场、价格、所有制、产业结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例如，和于光远共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参加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编写工作；关于城市住宅问题，写过一本题为《我国城市住宅问题》的小册子；计划和市场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写过一本题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册子；价格问题本来打算写一本书，没有写成。这些研究，实际上都是为写《新中国经济史》作准备的。他的新中国经济史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建立理论、稳定物价与统一财经理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理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理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理论、五年大幅度调整的战略决策理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历史的伟大转折、改革与开放理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理论等。
苏星总结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按照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的原则，在废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剥夺采取没收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两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并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
国人民忘我劳动、节衣缩食，依靠自己的劳动积累，已使它日益壮大起来。这是非常庞大的物质财富，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依靠它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依靠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对于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三次大调整，苏星同志分析得非常深刻。我国经济落后，干部和群众都希望早一点摆脱落后的境地，一旦对形势估计错误，就往往急于求成，提出不切实际的计划来。三大改造以后形势很好，就认为改变生产关系激发起来的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无所不能的，1958年来了一个“大跃进”，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很好，就认为由此迸发出来的群众积极性极大，加上过分相信引进外资，1978年重犯了与1958年类似的错误。最近十年，改革开放的形势很好，又对改革开放的作用估计过头，1986年以来，经济形势已日益严峻，反而认为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
苏星认为历史主要是给年轻人和后人看的，得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为此，历史过程就要写得具体、细致，弄清来龙去脉，不能太概括、太抽象，变成一堆概念。他引用文献和权威人士的话力求准确全面，没有断章取义。“50年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半个世纪的成就比过去所有世纪加起来的成就还要大。但是，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作为一个和共和国同命运、共呼吸的过来人，我总觉得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忠实地写出来，让年轻人和后人知道，以史为鉴。”[18]这就是德高望重的一代经济学家代表——苏星同志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5 对国民经济素质的客观评价与正确分析[19]
张连如博士的创新专著《国民经济素质评价与分析》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出版了。读了该作，我认为有这样一些特色：
（1）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国民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各种经济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织起来、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则运行的完整系统。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国民经济素质不高，经济增长粗放，经济效益低，产业竞争力不强，是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十几年来，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素质，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一直被党和国家确立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围绕国民经济素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明确国民经济素质的内涵，了解国民经济素质的结构、影响国民经济素质的因素及各个因素内部诸要素的情况，弄清各种因素影响国民经济素质的作用机理，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选题新颖。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素质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一般解释为事物的本来性质或人的先天特点，在某些场合也解释为人的技能等等。将素质的概念和系统论的观点结合起来，依据系统结构相似性原理，张博士提出了国民经济素质的概念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选题十分新颖的研究课题。由于系统的素质是与系统的运行目标和系统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把国民经济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的前提下，他把与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目标和系统功能相联系的那种内在的整体特性，即国民经济系统的功能特性，称之为国民经济素质。张连如博士认为，国民经济素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系统各种内在因素有机结合形成的整体功能特性。它表现为一个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国民经济素质由基本素质和协调素质构成。国民经济的基本素质反映国民经济系统各种要素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的现实水平和状态，协调素质反映国民经济系统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功能的水平和状态。基本素质又由基础素质和能力素质构成。基础素质反映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要素及其结构状态，包括基础要素素质和结构素质；能力素质直接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现实功能水平和状态。协调素质主要体现为为系统运行提供动力激励、控制约束的能力水平。国民经济系统的功能直接取决于其能力素质。从一个长期过程看，能力素质的强弱，取决于基础素质和协调素质各自的水平及相互作用的状况。
（3）研究难度大。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客观地讲，完成这样一本带有一定开创性的经济学著作有相当的难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关于国民经济素质问题研究的参考资料非常缺乏，准确地对国民经济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界定，并初步建立起评价和分析国民经济素质的框架体系，有诸多难题需要克服；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经济素质是一个高度抽象、宏观和综合的概念，准确地对国民经济素质进行评价，需要建立庞大的指标体系、采用一套复杂的数学处理方法，对个人研究来说更为困难。敢去啃这块硬骨头，既是他的秉性使然，也是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使然。
（4）研究内容丰富。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包括八个方面：物质基础条件、国民素质、经济结构、科技开发与应用能力、企业素质、投融资能力、国际循环能力、经济体制。上述因素中，物质基础条件、国民素质、经济结构主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基础素质；科技开发与应用能力、企业素质、投融资能力、国际循环能力主要影响国民经济的能力素质；经济体制主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素质。八个方面的因素中的每一种，并不简单地只影响某一方面的素质，对其他方面的素质也有重要影响；八个方面的因素之间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素质和其他因素，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基于上述关系，该书在国民经济素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国民经济的基础素质、能力素质、协调素质及各自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该书除导论外，共由四篇组成：第一篇为基本理论篇，主要是对国民经济素质问题的一般研究及对中国国民经济素质的总体评价；第二篇为基础素质篇，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基础素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篇为能力素质篇，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能力素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第四篇为协调素质篇，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协调素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可见，该书研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6 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20]
魏礼群教授的又一新书《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200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1999年1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一书的续篇，包含的大都是作者在1999年以来撰写的文章。通观全书，该著作包括五个部分，即“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人为本和社会全面发展”“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
此书是作者撰写的论文或主持重大课题研究形成的研究报告，取名为《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是因为所选的文章内容都与论述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密切相关。这几年，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际。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成就斐然。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升华。我们党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崭新理论成果。这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部分，是作者近年较多关注、做出深入研究的问题。作者阐述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部分，作者认为要搞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中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需求拉动与供给驱动的关系、“积极”与“适度从紧”的关系、“三农”与“三工”的关系、扩大内需与开拓外需的关系、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的关系、国有经济发展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强基础设施与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和企业规模大与小的关系等重大关系，还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部分，作者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全面贯彻“三改一加强”的方针，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中国跨世纪的金融改革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更加勇敢地扩大对外开放。
在以人为本和社会全面发展部分，作者提出了大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树立和坚持正确政绩观部分，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政策研究的经验，提出在理论联系实际基础上努力提高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水平。作者还提出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有关建议，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从上面的几个部分可以看出，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要围绕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进行的深层次思考。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用性。
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的任务，还需要深入探讨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者长期在综合经济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担任职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潜心研究这些重大问题，他说，“今后，我将为之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这表现了他献身科学研究的精神。作为新世纪为我国进行经济学探索的经济工作者也应该沿着作者的足迹前进。
7 管理理论领域的特色之作[21]
西方有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曾说，是高效的管理“拯救”了当代资本主义。此话虽不一定对，但由此可感受到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今天的社会和市场竞争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竞争，而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竞争，这群人以企业、区域、国家的组织形式存在。建构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需要管理，管理能力成为当代社会竞争制胜的焦点，管理实践成为社会实践中极具挑战性的平台，管理理论成为人类认识中持续创新的领域，吸收先进的管理思想成为当代领导和管理人才提升综合素质的当务之急！研究总结传统管理理论和当代管理理论，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课题。
管理是理论和实践形态相统一的历史过程，是动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理论在深化、实践在创新，新知识层出不穷。只有系统地研究这一过程并及时地总结当代最新的管理理论，才能有效地推进管理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古今管理理论概要》，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其一，本书以“逻辑的”方式对管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作者所指，西方自工业革命起逐渐发展的大工业生产在造就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有价值的、较为系统的管理理论。这些理论的发展呈现出由局部到整体，由“物”到“人”，由客体化到主体化，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在古典管理理论侧重研究“物”、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侧重研究“人”的基础上，管理过程学派、巴纳德的组织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权变管理理论、明茨伯格的经理角色理论等就以一种综合的思路和方法对管理过程进行了研究。本书以“逻辑的”方式对理论的具体过程进行了系统总结，线索清楚，观点明了。
其二，本书强调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理论地位。如作者所述，在人类管理理论的发展中，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许多管理思想史著作忽视的问题。在吸取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书总结了孔子、老子、韩非子、孙子和管子的管理思想。尽管是管中窥豹，但也足以让人能够体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辉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孙子所强调的，是人在“弘道”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对管理方法的揭示，棋高一着。“治国有三器，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管子对国家管理实践的总结，一目了然。本书所总结的中国古代管理理论之精华，对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其三，本书扩张了传统管理理论的内容。传统的管理理论著作，大多仅涉及西方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中的过程学派、决策理论、权变理论、数量学派理论等，也即如孔茨所讲的“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的那些学派。今天日新月异的管理理论与孔茨所总结的20世纪80年代的管理理论相比，已经大大扩张和发展。比如，企业文化和学习理论、营销管理理论、流程变革和质量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都是近年管理理论领域的“新锐”，并且是从不同专业角度进入管理理论领地的。本书在这方面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让人感受到管理理论领域的创新气息。
其四，本书充分肯定企业家在管理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传统的管理理论著作，大多仅有“管理学家”的理论，少有“企业家”的管理理论。实际上，许多杰出的企业家都在创造着既立足实际又高屋建瓴的管理理论。本书深入研究了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韦尔奇和葛洛夫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并着重强调了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如松下幸之助的“用人须育人”、盛田昭夫的技术创新体制、韦尔奇的“数一数二”、葛洛夫的“偏执狂的生存”和“创新游戏规则”等。这些研究，弥补了传统管理思想史著作中在这方面的缺憾。
马克思曾经说过：从商品到货币是惊人的一跳。实现这“惊人的一跳”的关键之举，需要通过高效率的管理活动整合社会资源，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管理是实力之比、智慧之争、竞胜之役、成功之舟，管理竞争的胜出者展示着强者的智慧和力量之光！管理者正是这光芒的缔造者。而一本有深度和系统性的管理理论著作，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有深邃思想的理论武器。作者在本书中叙述的内容，具备这方面的价值！
本书在叙述方面逻辑严密、文字简洁，信息量大。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总结仅限于孔子等五人，在反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还显不够；对企业家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很有新意，但篇幅太单薄；每篇前言中的综合性分析份量略少。虽然有此不足，但本书不失为近年管理思想理论领域中一本具有特色的好书。
8 从中、微观层面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运用[22]
知识产权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区、企业之间竞争的制高点，在占领市场及保护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规划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使知识产权达到促使企业生存、发展并取得竞争有利地位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蒋大海教授和陶莉教授等合著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运用——中、微观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从实证的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在中观和微观经济层面上的战略意义及积极作用，证明了在新时代知识产权及其表现出的新型财产关系——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对于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运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该著作具有以下重要研究创新和特色。
（1）研究视角的突破。该书以中、微观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运用”问题。在中观层面上，将知识产权的战略发展与德阳市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发展现状结合起来，通过对四川省德阳市现有的知识产权存量、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的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增长速度及趋势进行分析，并结合国际比较及国内行业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和实施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知识产权的战略发展计划；在微观层面上，通过系统分析“DFQLJ厂”的生产组织、产品、技术装备、财务、人力资源等内部条件，立足于重大技术装备制造类企业产品和技术的特殊性，从经营战略和产品生产两方面提出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详细计划。论述系统，逻辑严密。
（2）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构建完整和充实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际统计数据，准确反映了中国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DFQLJ厂”知识产权的存量及运用现状，通过构建知识产权的效益指标分析体系核算知识产权对效益的贡献率，并结合与国际国内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状况的比较，提出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宜采用“以知识产权进攻型战略为主，知识产权防御战略为辅。攻防结合，防中进攻”的柔性进攻型战略，并详细制定了德阳知识产权的综合战略实施计划。该书通过定量化分析，层层深入指明影响知识产权战略选择及实施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发展方向，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令人信服，并具可操作性。
（3）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德阳是四川省成都平原上新建立的省辖市，具有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较为发达的经济条件，而“DFQLJ厂”是我国研究、设计、制造大型电站汽轮机的高新技术大型国有企业。该书在样本选择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而运用专利制度增强地区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培养自主知识产权，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内多数地区和企业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取向及实现的关键，研究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该书不仅客观反映了中国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DFQLJ厂”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现状，分析了各种战略的利弊和运用条件，而且还针对德阳知识产权战略的选择及实施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原则、方法和条件，详细制定了德阳知识产权分类战略和综合战略的实施计划，对德阳乃至全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运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蒋南平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及实践工作，专注于知识产权的研究，著有《知识资本论》《知识资本续论》等专著。该书是蒋南平教授与蒋大海教授、陶莉教授等合著的一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力作，许多观点和分析具有开拓性和预见性，书中收集的大量数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一读。
9 厚积，方能薄发[23]
20世纪末，受苏东解体和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的冲击，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中国产权制度的改革曾经都是我国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如今，浮华散尽，产权经济学的讨论已失去了往日的热度，但这或许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心境和氛围。严冰博士的专著《产权不完备性研究：兼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以下简称《产权》）就是这样一部潜心研究、学术成果显著的力作。
严冰博士曾师从于顾海良教授，其《产权》在其8年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他选定题目就潜心研究。正是这种治学态度，使得《产权》一书在概念创新、产权效率的理论分析工具、产权效率的保障条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等四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一，提出了“产权不完备性”这个学术概念。以往，对于法律上的产权与事实上的产权之间存在的差距，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学术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曾大量使用“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国有产权不清晰”等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主体，还是国有产权的界定，在“文本上”或法律上都是清楚无误的。国外学者和部分国内学者虽曾指出事实上的产权与法律上的权利存在差别，但没能提出一个学术概念。《产权》一书正式提出“产权不完备性”这一概念，结束了这个问题的表述和研究没有“名称”的历史。
第二，提出了产权效率的分析工具。产权经济学在效率研究方面，一直都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工具。例如，诺斯认为产权选择的效率是成本最小化，德姆塞茨则认为是外部性的内部化，而张五常则认为是租金耗散最小化，等等。由于缺少一个统一的产权效率的分析工具，不仅导致了产权效率的研究缺乏一致性依据，而且理论上也无法对不同产权形式相互间的内在联系给出解释。严冰博士的《产权》提出了基于资源“物理性状”的产权“内部化净收益”与“内部化成本”（正外部性的损失）的分析模型。这是最能体现作者洞见的观点。根据这个分析工具，如果某类资源其“内部化净收益”低于“内部化成本”（正外部性的损失），意味着该类资源应该选择排他性更低的产权形式，直至“内部化净收益”在边际上等于“内部化成本”（正外部性的损失）。这个分析模型很好地解读了根据资源的“物理性状”不同，因而在事实上形成的、排他程度由高到底的私有产权、集体产权、国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形成。
第三，提出了保障效率的公平原则，这就是经济权利的“内涵原则”和“外延原则”。什么样的产权最符合效率？《产权》从三个前提进行了推导：①效率最高的产权形式“实施成本”（产权“不完备性”）最低；②从社会博弈的角度分析，“实施成本”最低的产权是那些得到普遍遵守，因而能够“自我实施”产权形式；③得到普遍遵守、能够“自我实施”的产权是那些平等、公平的产权形式；结论是平等、公平的产权形式最符合效率原则。从奥肯（1987）开始，如何在平等和效率间进行权衡（trade－off），一直都是最有争议的重大抉择。但在《产权》一书的作者看来，二者其实存在一致性：平等、公平，甚至人道，与效率并不矛盾。“内涵原则”要求所有成员享有的经济权利在法律（或文本）上应该完全相同、完全平等，即没有人应该享有经济特权；“外延原则”要求社会或国家对事实上没有获得相应权利的个体或人群（根据具体的经济、文化条件）予以“补充”。
第四，提出了今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什么新话题，《产权》一书在对国有产权的效率和非效率的方面做出准确分析后，将未来的国有企业定位于“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领域。而对于我国现在竞争性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作者提出了上收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弱化利益格局，然后再次进行产权改革的思路。这样的改革思路较之引入民企竞争，或国有企业内部的“兄弟竞争”的建议完全不同，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对于国家实际控制的事业单位的改革策略，《产权》一书的论述相对薄弱。
总体上看，《产权》是一部作者潜心钻研、厚积薄发的力作。它的出版对于从事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而言，对于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而言，无疑又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