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推开教室门，就意识到有许多熟悉的目光从教室不同的地方扫射过来，这里面首先有万修波的，他个头最小，在最前面，又紧挨着门。他的目光是看门老头儿的目光。他故意伸出脚去，横在我必经的路上，拿出要偷偷绊我的样子。这是我们亲昵的一种方式。
杨瑞明和丁鹏的目光带着质询，那目光分明就是一句带钩子的话，一句审问的话，一句带着间距、硬度较高的话。我很生气这样的目光。
我刚一进来时，还碰见舒红的目光。那目光是一个做错了事，只等着长辈来训斥的可怜孩子的目光。她只看了我一眼，知道开门的是我，知道是我回来了，她也就放了心。
我怀着一种被各种目光搅乱的心情坐到了座位上，发现自己的一张报纸没了，刚要询问，舒红告诉我是朱平拿去了。朱平来找舒红买水分，看到我桌上的报纸，就顺手拿了去，对舒红说我回时转告我一声。我心里倒挺乐意朱平看我的报纸，刚来的一期青年报上，有篇爱情小说，我后悔没把那篇小说用红笔勾画出来……正在这么胡乱想着，丁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你给别人看报纸也不给我看！”一上来就这样老实不客气地责备我。
“哪里……”
“等她看完了，我看一下，怎么样？”
“当然……”
“好，我这就跟朱平说去。”
杨瑞明又晃着蘑菇云过来了。我仿佛感到头顶乌云密布。
“你报纸来？”他磨磨蹭蹭、慢慢悠悠、黏黏糊糊地问。
“借出去了，要看得排队挨号！”杨瑞明学习很差，除了那双丹凤眼，我再不大佩服他。在我和丁鹏的友谊中，丁鹏是主要的，因为他嗓子好，体育棒，人长得又帅，所以在我们的友谊中，我甘愿处于次要位置上，仿佛大不列颠之于美利坚。对杨瑞明则不同，我是主要的了，是老大的感觉。
“刚才来找你的是谁？”他又问。
“同学。”我简单地说，打开笔记本，准备做作业，意在结束这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狗仔式非正式采访。
“男同学女同学？”狗仔刨根问底，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钢笔帽，把弄着，也把弄着我的回答。
我有点火了，心想看来我不说是女的你还不满意呢，于是便没好气地回答说：“女的，名字叫杨瑞明！”
我实在做不下作业了，抬头去夺杨瑞明手中的钢笔帽。
“谈这么长时间！”杨瑞明说，居然并没有发觉我的讽刺。
我在抬头的一刹那，看到那双丹凤眼痴呆呆地盯着我身后的舒红，那张嘴好似也有点向那偏了。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中，三只钟表的表盘都瘫软下来，随着地心引力而下坠，像液体流动。在我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中，杨瑞明的嘴也瘫软下坠向舒红的方向，半呈流体，挂在傻呆呆的脸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