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小琴也同意了，今天就接你去省城看病割药。”“儿子”跪在“父亲”的病榻前，声音已经有些嘶哑。
“父亲”半躺着，腰后垫了一床花被褥。他喘了口气说：“你城里，眼屎大的屋，莫羞人。我嘴里蛇苦，就这几天的事。你去提点酒、斫点肉、捉只鸡、倒斤子，新鲜辣椒新鲜鱼，让我吃了好上路。”
“爹……”
“你的底子我晓得，三十几岁的人了，崽乃，要争气。你娘的坟……”
“娘的坟不是寻不到了么？”
“Cut！停！停停停！”我气得大喊。灯光顿时明晃晃地照亮了整个伙屋，一个旧三门衣柜，一张镶花板的老式床。摄像老师也抬起了头，“父亲”和“儿子”都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我刚才怎么说的？做儿子的，注意你的口气，口气！你父亲不愿跟你回城，你要耐心地又带点强制性地恳求他。各单位注意，重拍！”
摄像老师小声报告“开机”，镜头对准“父亲”。场记把小木板放在“父亲”的脸旁，对着麦大声喊道：“《时辰》室内第九场，镜号五，第三次，三，二，一，预备——”
“Action！”我坐在导演椅上，看着监视仪，大声下了指令。场记手上的小木板“啪”地一打，发出清脆的响声。演员开始了表演。
孙小妮端了一杯热水，站在我身边，等我口干的时候随时递上来。虽是暮春，屋内已有些热了。干了十几年副导演，搭帮孙小妮这次砸钱，我才真正干上导演。小妮骂我神经病，说我卖了房子耍电影却不去帮父亲治病；只有我知道父亲身上的病无药可救了。
父亲总说，这个世界真好，吃野菜也要留条命来看；又说，这些野菜长得恨人呢，吃进去水嫩嫩的。
父亲一有时间就栽树，院子里满是各种各样的果树，有柚子树、李子树、板栗树、桃子树。他也自己种菜，且只吃自己种的菜，他总说别人的菜就是别人的命，他不吃。家里常年堆着成捆成捆的药材，几里之外都能闻到药味。父亲很怕死，每天吃蛇苦的药。
邻居都笑话父亲傻，笑他儿子没出息。是的，我从小用泥巴做相机，大一点就玩模具相机、傻瓜相机，工作后玩单反、玩DV，后来还玩上了拍电影。记得读书的时候偷了别人的一个模具相机，差点被开除学籍。那次父亲把我绑在门口的梅树上，一顿饱打，梅树上的叶子都打落一地。我在乡邻面前从此抬不起头，就不喜欢和父亲说话了。我工作后，他把那棵树便宜卖给了城里的树贩子，可邻居还时不时提醒他，“还记得吗？你那个时候经常把你儿子绑在树上打，那个狠啊！你崽也真没出息，穷就穷，干嘛去偷呢？”
母亲病危时，我正在云南的一个山里拍戏，就差没跪下了，导演还是不准假。我竟然没回家送母亲最后一程。为这个，父亲找到我单位当着我同事的面，指着我鼻子，劈头盖脸喷了我一脸口水。我和父亲从此话就更少了。每年春节，我也很少回家。
后来婶子告诉我，父亲只要一犯病，就要她把他锁起来。村里的人笑话他像个囚犯，他却对邻居说他儿子是导演，这是为了拍电影，他是被锁上镣铐的英雄李玉和。村里的人因此更加笑话他傻。父亲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莫看低我崽！”我知道父亲是担心给我带来麻烦，他怕自己发病时会把小孩子推到塘里去。
我这次回来拍电影，一是堵堵闲人们的嘴，再就是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几乎每过几天就会有空房坍塌，我怕以后拍不到这样的景致了。
我一走神，又觉得不对了，耳机里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我恼怒地喊到：“咔！录音老师，怎么有杂音？”
“廖导……”录音老师看着我，面露难色。
我回头对小妮说：“去，劝劝我父亲，让他别出声。”
父亲年轻时参加国民青年军205师蒋经国的部队，一寸江山一寸血，从江西打到台湾，又从台湾坐船到东北。辽沈战役、北平起义之前，戴金表，英气逼人，神气十足。后来他起义了，跟随林彪的四野一直打到海南。解放海南后转业回乡，当过副县长，管武装部，又因犯事分到学校教书。可怜他文化不高，怎么能教书？只好教政治课。可他又偏偏最不懂政治，好心说了坏话，被批斗得要死。一辈子也是苦命人，好不容易熬到老了，等我有点出息，父亲这副身子骨，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了。他痴呆了，再加上精神官能症，有时半夜起来，还会大声疾呼：“这个事不能这样搞！这个人不能随便抓！”
父亲还活在过去的岁月，眼神里常常透着一种焦虑和不安。我一年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他都会责怪我不卖房子，要我捐款，还说不许搞贿赂，一辈子不许我有钱，钱太多会被抓！我一个农二代好不容易有钱了，在城市旮旯里混出个名堂了，他却嚷嚷说要我到什么四野林彪部队里去，要准备攻打锦州了。
“来，大家准备，聚光灯注意，不要太近，长杆话筒拿高一点，不要穿帮。来，摄像老师，近景，从儿子握着父亲的手摇到父亲和儿子的脸。”
场记把小木板搁在“父亲”脸旁，大声对着麦喊道：“《时辰》室内第九场，镜号五，第四次，预备，三，二，一。”小木板“啪”地一打，又发出清脆的一响。
“Action！”我大声命令。
儿子抓住父亲的手，开始表演。
“Cut！停！”我又喊了停，“还有杂音！怎么搞的？今天完不成进度，后天‘出殡、下葬’怎么拍得完？现场制片，去看看！”
现场制片正在那儿喊：“看热闹的各位乡亲父老，请你们不要越过这条线，不要说话。现场请关手机，安静，安静！”
听到我的指令现场制片点了下头，就离开了。
不一会儿孙小妮小跑着过来，“快去看看你父亲，制片搞不定。”
我摔了一下台本，“尽添乱！”
小妮倾身过来，在我耳边说，“后天无论如何要杀青！钱不多了，不能拖。”
我走出伙屋，穿过堂屋，快步走进爹的房间，“爹，不要吵哈，明天就拍完，拍完就进城割药。”
父亲的阵痛似乎正在发作，他死死抓着床上垫的稻草，大拇指上的灰指甲掐进了甲床。而其他四指基本上都不能正常伸直，像一把老树根。我拉了拉被褥，盖到他胸部，几只死去的硬翅昆虫从被子上滑落。有只苍蝇嗡嗡叫着，贴在窗户玻璃上跌跌撞撞地想爬出去。稍微倾斜的床脚上走出一路弯弯曲曲的白蚁路，像父亲腿上痉挛的静脉。四只床脚被白蚁蛀空，只剩下壳子，父亲稍微动一下，床摇摇晃晃的，就会掉下很多白色粉尘。
父亲被锁半年多了。不锁住，他会乱跑，走失。他喜欢在土车上插根三角红旗，旗子上写着“青年突击队”。背上背一大堆泛白的旧军装，他说是要去给公社送公粮。身边总跟着一群野猫野狗，他就用自己的饭勺子喂饭给它们吃。他还和狗们讲话，喊它们“爷爷”。
父亲会把满头的白头发剪掉，撒在地上，或扔在自家的大门口，点起火烧。头发冒着小小红点，弯曲，伸展，烧焦，一股特别的糊味到处窜，他就拍掌大笑。犯病的时候，没人敢拢他的边。
我请了个婶子照顾父亲。婶子说怕他跌入水里淹死，负不起责，所以出去搓麻将、打跑胡子，就算父亲没犯病也把他锁起来。最初是用旧衣服绑他，他就撕咬衣服；后来用麻绳，他也会用牙齿咬开；现在只好用根手指粗的狗链锁他。不过，一日三餐婶子都会做好喂给父亲吃。
父亲老年痴呆，又糖尿病多年，上次陪他去检查，还查出了胃癌。现在他躺在床上，一边喊叫，一边使劲摇晃脚上的铁链。沉重的铁链碰撞出的“哐当”声，在静谧的乡下显得格外刺耳，好在乡邻也已习以为常。
“痛，痛啊！”父亲双手抱头，大声喊叫。一群比寻常蚊子还小的鸡屎蚊，不依不饶地粘在他松弛的脖颈上。
我虚坐在父亲的床边，用餐巾纸擦了擦他的脖子和脸，抓住他的右手，放在自己掌心，抚摸着他手指上的茧子，“爹，你莫作声，拍完就给你看。”
父亲的耳朵张了张，好像想要竖起来，耳旁鼓起青筋，尖心听我讲话。他的目光从深深的眼眶里放了出来，辨认着我，嘴角渗出一些白沫，脸上显出一抹奇怪的神情，“崽乃，救救爹！”
我攥紧他的手不放开，“爹，过两天拍完了就带您回城，给您治病。”
父亲的眼神闪了闪，星光点点地暗了下去。
“你拍什么电影？”父亲突然问，好像正常人一样。
“《时辰》。”
父亲环顾了一下四周，嘴角又瘪出更多的白泡沫。他对一个进来看热闹的邻舍说：“我儿子能拍电影，嘿嘿！”
邻舍也故作高兴地附和：“你死了都还要吃饱，崽真拍电影了！你李玉和没白练嘞。我们眼热嘞！”
父亲突然像小孩子一样望着我，眼光幽幽地恳求：“崽乃，帮我打开链子好不？”我瞥了一眼那张满是胡碴儿的熟悉面孔，就见他双眼瞪圆，嘴巴半张，脸上浮现出彻骨的绝望。他能说这样的话，表示他这个时候是清醒的。
“爹，我们在拍戏，你莫四路里乱跑。”
“我没病，我不乱跑。”他突然撑起身子，附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不装病，他们不叫你。”
我迎着父亲狡黠的目光，“爹，婶子带您出去走走吧。”婶子立即凑过来扶我父亲起来。
父亲这下显得非常高兴，左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不放，像见到了大领导。他把左脚从被窝里抽出来，脚上链条又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婶子打开了锁。父亲自己穿上了皱皱巴巴的衣服，脚上套着长筒棕色袜子，又一瘸一拐的，四下里找鞋子。在床下找到一只，还有一只浮在屋角的小便桶里，像一只死老鼠。
父亲眯着眼睛，显得很不好意思，像个小孩做错了事一样掩饰自己的窘态。婶子拎着一双黑套鞋进来了。他用劲推了婶子一把，婶子差点跌倒，我一把扶住。婶子脸色下沉，想要骂人又不好开口。麻雀子在窗边欢唱，父亲贪婪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孙小妮过来把我拽了回去，边走边说：“都在等你，你还在这里磨蹭。你也知道钱不够了。”
“知道了，知道了！莫啰嗦。”我嘘了一下，示意小妮声音小一点，别让父亲听到。
小妮不依不饶：“一个镜头NG那么多次，你以为是拿去参加奥斯卡的吗？”
我也火了：“这是我的第一部影片，怎好马虎？”
院子里“喳喳”叫着的麻雀让我有点烦，我挥挥手想赶跑它们，它们却不怕我，两只细腿继续在地上跳来跳去。我捏了颗纸团扔过去，那群麻雀才飞起几只，扑棱着翅膀上下翻飞，越过篱笆，歇在了屋顶，“叽叽喳喳”地叫得更响，好像都在嫌弃我。
我回到导演椅上喊：“全场安静，准备！”
父亲应该出门了，没有了“哼哼唧唧”，这条拍得很顺。
孙小妮冲了杯咖啡放在桌上，我啜了一口，吐了出来，“亲爱的，你是要烫死我吗？”
“你这个导演真难伺候咧。”小妮说完还笑了笑。很多小孩看我们松懈了一点就都围了过来。有个小孩还学我，“亲爱的，你是要烫死我吗？”引得大家哄笑。小孩瞅着我小口小口地抿着嘴品咖啡，就不停地咽口水。我把杯子递过去，小孩抿了一口，吐出舌头说：“蛇苦咯！你和你爷老倌一样天天恰药啊！”
我哈哈笑了，喊了声，“转场！”大家就忙碌着拆卸灯具，搬动摇臂、摄像机。
我先到了院子里，看到传了至少五代，有两百多年的谷桶，和几个缺胳膊断腿的老旧柜子被搁置在猪栏屋的房梁上。还有一个谷仓，厚实的门板还在，挂了一把生锈的大锁。一个筛谷用的风车，搁在屋檐下。黑色带把的大药罐倒置在石阶上，母亲以前煎药也是用的这个罐子。那时院子里总弥漫着草药味，邻居开玩笑，感冒了只要到我家门口站一站就好了。
村里大量明清时期修筑的石头房子一个接一个坍塌，这个村庄很快会被时间轻轻抹去。我要多拍些空镜头，留下这最后的镜像。
现在要拍那口井。
小时候，我父亲就在这口井边教我如何打水：先用一根绳子吊着一个木桶，把水桶斜斜地抛入井里，这样桶子容易吃进水；等桶里有了三分之一的水，就猛一抖绳子，把桶口再次拉斜，让水奔涌进桶里；等桶里有了三分之二的水，手上便有重量了，稍稍往上提升绳子，待水桶刚刚离开水面一寸几，突然一松绳，让水桶重重地落进水里，水桶就被水完全淹没了；最后两腿叉开，站在井口的一角，手上拿稳绳，慢慢往上拉，满满的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父亲的技术最好，一抛一抖一拉，三个动作一气呵成，一滴水也不会荡出来。井底浮起的那张脸，就在水桶里微微荡漾，慢慢绽开。水里的脸又清又亮，夏天清冽，冬天温热。
那时我母亲还在，每年春节，母亲都在井边杀鸡、杀鸭。我就围着井跳来跳去，像鬼一样，大喊大叫，逗得母亲经常回头看我，低头笑。
我喜欢拿着鸡的食袋玩。洗尽食袋里浅绿色的渣滓，捏住末端，用力向食袋吹气，食袋便成了一个圆鼓鼓透明的球了，比我的脑壳还大。“球”越来越大，捏不住了，不小心，手一松，食袋“噗”地一声冲到了父亲的脸上。父亲的脸立即红肿，瞬间变成猪肝色。我撒腿就跑，逃了几十米远，才敢回头。
剃头匠每周会来村子里一次，给村里人剃头。父亲习惯刮光头。小时候调皮捣蛋，我曾经偷偷跑过去弹他光头钵儿，叫他灯泡亮。这一弹不要紧，他脱了鞋子，追我打了半个村子。我还喜欢上课的时候用粉笔扔老师的后脑勺，不巧的是，总是能扔中。我其实很恨我自己怎么那么好的眼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