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埠头这个词的理解一直很不准确。几乎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把埠头当作或者说是理解成了一个纳凉场所的代名词。直到会查词典并懂得学习需要用功的时候,我才知道埠头就是码头,并且多指有码头的城镇。
故乡是一座真正的城。故乡的城墙是用那种大青条石砌成的,一块大青条石足有一吨重,比我现在所看到的名噪千秋的荆州古城,不知要气派和昂贵到哪里去了。到过荆州的人都知道,荆州古城是用烧制的砖所砌成。而建造故乡的那座城墙却是用的大青条石,黏合这些大青条石所用的材料,一律是磨碎了的上等糯米。这绝对不是信口雌黄,县志上就是这么记载的。县志还说,故乡是三国时鲁肃用以屯粮的地方,所以又称“鲁肃粮城”。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那座古城一共有六个门:东、西、南、北门,还有丰乐门和岁安门。
在这六个门中,南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门。城里的人到火车站去,一般都走南门。尽管从别的城门出城也能抵达火车站,但从南门出城,却是一条最近的捷径。除此之外,南门之所以比较重要,就是因为南门有个埠头。
出了南门,有五十多级向下的台阶,下完这些台阶再往左拐,就到了我所说的埠头。原始的埠头,实际上是一片长满蒲艾的开阔地带,可供一百多人各自躺在一张竹床上纳凉,而且还绝对保证每张竹床之间有足够的穿行空间。
蒲艾是一种可以驱蚊的植物。在我们故乡,每逢端午节,城里的人都要到埠头来割一把蒲艾带回家悬在门框的上方。门框上悬有这束蒲艾的人家,晚上睡觉是断不会有蚊子来骚扰的。当然,更多的城里人夏天愿意到埠头来过夜,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在埠头过夜更加情有独钟。吃过晚饭,他们就扛着竹床,带着换洗的短裤和背心,在埠头上游占据一处风向极好的位置,然后跳到河里去洗澡。洗完澡,他们就在一个用竹片夹着蒲艾做成的更衣室里换上短裤和背心,坐到竹床上,三五一堆地讲那些荤素各有千秋的故事。
埠头边有河,这证明埠头对于故乡来说原本是一个很准确的名词。据更老一点的人说,当初故乡之所以被鲁肃看中,就是因为有这条河。这条河在故乡的古城边,像人造的护城河一样环绕着古城。很久以前,故乡这条河上舟楫如网,帆影如歌。这条河叫陆水河,意即不论水里还是岸上,欢歌和笑语都像河水一样流淌。但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在陆水河的上游修了一座大型水库。自我懂事之日起,不到汛期,这座水库好像就没有开过闸,这使陆水河里的水比自然形成它的时候要浅得多。它已经浅到了不能通航大型木船的程度。现在陆水河上漂浮的船只,多是一些舢板。这些舢板上的人,大都是些下网捕鱼的无业游民。
我对这条河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憎恨成分大大超过了对它的爱恋。这当然是在我真正懂事之后。在我懂事之前,我对这条河依然有一种生于斯和长于斯的眷恋。我是为数不多的独自一人到埠头去过夜的少年。我那时还扛不动竹床,我在埠头过夜的卧具,实际上就是一床席子和一条薄薄的床单。
在埠头过夜的女人不多。其中有一个名叫曾玉珍的,是唯一敢参与男人一起讲下流故事的女人。同时,曾玉珍也是唯一不考虑羞辱因素,肆无忌惮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洗月经带的人。曾玉珍在洗月经带上的血渍时,总是用皂角和鹅卵石拼命地搓,而且嘴里还不停地说:怎么这样难洗?怎么都结了壳子?洗完之后,她就把月经带晾在竹床下端的横梁上。曾玉珍的月经带很长,晾在横梁上也每每要拖到地上。用刘夫子的话来说,曾玉珍的月经带可以给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做一条围巾。这当然是刘夫子在没有染指曾玉珍之前的秽语。曾玉珍总是喊热,即使是坐在竹床上摇着大蒲扇,她仍然骂热不止。实际上埠头是很凉快的,除了曾玉珍之外,根本没有人用扇子。我这么一说,你就会知道曾玉珍很胖。的确,曾玉珍胖得总是让她的竹床发出一种难负其重的“吱呀”声。曾玉珍穿着非常宽松的短裤。刘夫子曾经同样很风趣地说:她的短裤用料可以给一个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做两件棉袄,而且连荷包布也包括在内。曾玉珍摇蒲扇的时候,短裤总是一飘一飘;而我总是在这一飘一飘中能看到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坦率地说,这也是我经常爱到埠头过夜的重要原因。后来曾玉珍像是发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她一蒲扇打到坐在席子上的我的头上,你个小东西看什么?老子生你都有多的!
需要说明的是,曾玉珍在打我的时候是笑嘻嘻的。她甚至还有一种徐娘半老的得意。打我之后,她又接着说,我刚才讲到哪里来了?
接着她又饶有兴趣地讲了起来。
曾敏兰往往会出现在曾玉珍正津津乐道的时候。
曾敏兰是曾玉珍的女儿。在曾玉珍穿着非常宽松短裤的时候,曾敏兰却穿着当时风行一时的考板裤。考板裤很像现在的牛仔裤,屁股裹得紧紧的,在当时只有比较浪的男孩子才穿。但曾敏兰不知怎么瞒着她母亲做了一件,而且天天穿在身上。
你个贱货跑来干什么?洗澡没有?曾玉珍没好气地说。
洗了,曾敏兰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说,你没看到我的头发还是湿的吗?曾敏兰甩头发的姿势很好看,或者说很有少女的韵味。刘夫子用一种回味无穷的目光望着曾敏兰说:敏兰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曾敏兰说:只有你刘老师才说我漂亮。我妈妈总是说我丑。
洗了怎么不换条裤子?天天穿这条考板裤!老子说过几次,要是再穿这种裤子,以后断了月经莫怪老子冒说过。你看我,天天穿这么宽松的裤子。
曾敏兰说:莫说得那么吓死人的,穿一条考板裤就做不成姑娘了?曾敏兰的表情既不以为然,又像不为母亲的话所屈服。她甚至还很卖弄地把两个大拇指分别勾在考板裤的口袋上,而且屁股也扭向一边。这个动作在当时很能说明一个女孩的品行。曾敏兰说完就对刘夫子说:刘老师,你说是不是?
刘夫子色迷迷地连连点头:对,对,对!
曾玉珍不高兴了:你个贱货到底来干什么?
曾敏兰说:我想到埠头来过夜。家里热死人,而且蚊子也多得不得了。
曾玉珍说:不行!要是强盗偷了家里的东西,怎么办?曾玉珍烦得猛摇蒲扇。她对女儿的拒绝体现在蒲扇上的动作越来越猛。而我这个时候就聚精会神地看曾玉珍那个最隐秘的地方。由此看来,我小时候是个内心很龌龊的家伙。我不知道我是从何时开始这种目淫的。我同样也不知道,我是何时投入曾玉珍、刘夫子这伙人的纳凉集体,并被他们承认和接受的。
在我们这个纳凉集体中,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性青年。他在我的描写中是无法说话或者说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他是一个哑巴。
哑巴一直用直挺挺的目光望着曾敏兰。他的目光有一种垂涎欲滴的觊觎意味,这证明哑巴已经到了性成熟的年龄。我不怀疑哑巴的哑,但我怀疑人们对他公认的聋。因为在曾玉珍讲那些荤素各有千秋的故事时,哑巴并不是显得充耳不闻的样子。此刻,哑巴的目光更为犀利地投射到曾敏兰的身上。刘夫子在这个时候收拢折叠扇,轻轻地敲了一下哑巴的头。
说到这里,我可能在叙事或者说是描写上出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我说过在埠头纳凉的人中,除了曾玉珍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扇扇子的人,而我现在又说刘夫子收拢折叠扇轻轻敲了一下哑巴的头。这需要做一个说明:刘夫子的折叠扇,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装饰。实际上,他的扇子并没有发挥任何解热的作用。刘夫子在摇动扇子的时候,速度很慢,而且多在自己的腋下摇动。
这就有了刘夫子的一种风味。刘夫子总是穿着那种立领、葡萄扣的茧绸衬衣。据刘夫子说,那种茧绸衬衣,洗的时候只需用一只手,就能把它握在手掌心里捏干。这种面料的衬衣很有飘性,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所以刘夫子扇扇子的时候,他的茧绸衬衣就不停地飘动;但他胸前右边口袋的部位却不飘动,因为那里装有一只怀表。金黄色的链条从他口袋里攀缘而出,拴在胸前葡萄扣的扣眼上。我记得曾敏兰当时说只有你刘老师说我漂亮的时候,她就扫了一眼刘夫子这块怀表的链条。
我似乎有必要再描写一下刘夫子的五官,这对你进一步了解刘夫子或许有更多的帮助。刘夫子的鼻梁很高,在这个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刘夫子的脸如同他的身子一样,很瘦,但却给人一种很精神的感觉。特别是他的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有知识,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中药铺里的账房先生,而且他那副眼镜也只是平光的。我不知道他平日里总爱戴那副金丝眼镜的原因是什么。
“家里的门冒锁吧?还不赶快回去。贱货!”曾玉珍的声音从蒲扇上又回到嘴上,而且语调更为尖刻,没有回旋的余地。
曾敏兰又扫了一眼刘夫子胸前的怀表链条,随即目光又从刘夫子的脸上一掠而过。曾敏兰在转身的时候,带有抗拒意味地说:么事贱货不贱货。讨人嫌!说完她就扭着屁股,离开了我们这个纳凉的圈子。
回来!你给老子回来!曾玉珍大声地喊。
又是么事呢?曾敏兰折回来,满脸愠色。
把这个给老子带回去。曾玉珍说着,就把竹床下面横梁上的月经带取下来递给曾敏兰。曾敏兰很不情愿地说:我不拿。这东西拿在手上丑死人!曾玉珍说:丑什么?天都快黑了,哪个晓得你拿的是什么?曾敏兰万般无奈地拿起月经带,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回走。手上的月经带一晃一晃,就像一条晒干了的海带。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曾玉珍又讲了一个很荤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长。在这个长长的故事里,曾玉珍毫无廉耻地讲述了一个女人在例假期间也不禁欲的详细经过。故事一直到281次列车从陆水河大桥上经过时才讲完。这时已是十点多钟了。纳凉的人往往把这趟列车经过埠头的时间,作为休息的开始。
哑巴是最先躺下去的,接着就是曾玉珍躺下,最后躺下的是刘夫子。事实上最后躺下的是我。在这些纳凉的人中,我始终充当着一种间谍的角色。好在他们都认为我小,并没有对我加以防范。
曾玉珍躺下去之后,蒲扇便下意识地放在肚子上。那个大蒲扇实际上遮住了曾玉珍那个最隐秘的地方。躺在席子上,我在想刘夫子和曾玉珍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源于何时;而让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暧昧关系会有一种什么结果。曾玉珍的竹床与刘夫子的竹床几乎是拼在一起的,两张竹床之间,大概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只有点点渔火在陆水河上闪烁着。
纳凉的人们都被一天的疲惫挤拢了眼睛,鼾声此起彼伏地在埠头的上空飘来荡去。
我已经谈到了火车。在离埠头不到八百米的上游,京广线的铁路桥横跨在陆水河上。那是一座古老的铁桥,火车经过的时候,便发出隆隆的响声。这种声音对于故乡的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它甚至成了故乡人用以催眠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音乐。
一列火车经过铁桥,通常需要不短的时间。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曾经站在城墙上数过那些货车,发现最长的一列有六十四节。有些要停的货车经过铁桥时还要减速,因为过桥之后只有三华里路程就到火车站了。
这天晚上通过的又是一列很长的货车,而且这是一趟减速的货车。当我正要在这种听惯了的隆隆声中入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曾玉珍放在肚子上的蒲扇掉到了地上。这时,列车经过铁桥的声音刚刚响起不久。
我猜想,曾玉珍的蒲扇不会毫无理由地掉到地上来。于是我睁开眼睛,并悄悄支起半边身子。我的推测是正确的,我看到刘夫子的一只手伸进了曾玉珍那大大的裤裆。而一向像母狮子一样厉害的曾玉珍,此刻却像羊羔一样温柔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出自什么心理,躺下后,我想猛地用力咳嗽几声。
但还没等我咳出声,我就听到哑巴用脚敲击竹床的声音。这无疑使刘夫子收敛了自己的下流动作。这之后,我听到曾玉珍在竹床上翻身的声音。接着她就说:我的蒲扇呢?
我像警察缴获了脏物一样地对她说:蒲扇在这里!
在整个故乡的城区,人们习惯于把南街叫做南门。
我就住在南门。南街从城门开始到它的尽头,总长度不到二百米。但在这条不到二百米的街道上,却塞满了不少民宅、机关和学校。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在这里罗列一下。从城门开始,最初的二十米街道都是民宅,接着就是老文化馆、城关第二小学、粮店、中药铺、废品收购站。在南街的尽头,是新文化馆和百货公司。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的民宅。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关第二小学与粮店之间,有一条小巷通往县委大院的后门。县委办公室的人一直想把这个后门堵死,原因是县委大院里经常不明不白地丢失一些东西。他们很肯定地认为,是南门这条街上的人干的。但不知为什么,到了1976年,也就是我爱到埠头去过夜的那一年,这个后门仍然没有堵死。如果你想琢磨我这篇小说中有哪些费解的事情,记住这一点也许对你有用。
我就住在老文化馆一间临街的房子里,而且是一个人单独住着一间十八个平方的房子。
我的父亲最初在文化馆当馆长,后来调到了文教局。调到文教局后,父亲又分了两间房子。父亲具有现在的人爱多处占房的缺点或者说是特点,所以叫我仍然住在老文化馆那间旧房子里,而且很少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