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没有其他意义。
生涩的普拉斯写在日记本上，没有发表，她印行的第一本诗集，语调是生过孩子流产过的女人的语调，她年少时写很多信件，没有寄出去，她是个单薄的女人，她是没有质感的单薄，长不起来，她研究过上吊，吃过安眠药昏迷了两天，她是一片蝉蜕。
“或者因为睡眠
稀少像绿芝士月亮
因为食物
滋润像紫色花瓣
因为这一切
和几丈致命的草
一小截天空和树顶
昨天是去将来
如此轻易如此不可挽回
如暮光中一只网球”
濒死的男人终于知道什么该秘而不宣，他向智慧的导师忏悔，不是忏悔，只是叙述，如花果开谢一样的叙述。终了，忍不住问，导师，你没有母亲，没有女人，谁能引你而活，谁能导你死去。
看温特森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早前看过她另一本小说后，喜欢上看她的，她令我联想起吉本巴娜娜的小说，没有读日本作家很久了，以前很集中地读了一段时间，都是小片段令人感触，温特森也有这感觉，例如她说，住院时用橘子皮堆小冰屋，冰屋不停倒塌，她唯有想象冰屋里的小爱斯基摩人被吃掉了，读的时候忽然心酸。
温特森写《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时二十四岁，是她的第一本小说，那时她和同性恋人一起生活，穷得不成样子。她说，最好的安慰是当时市面有平价的颜色鲜艳的内裤出售，有颜色的内裤不像旧式的白色内裤一下子就染黄染污了的样子，虽然多是心理作用，但她感觉色彩斑斓的内裤的鲜活感觉给她力量，所以她联想起济慈的干净的衬衫的治疗效用。
我常感到身为女人的尴尬和美丽。
你早前看的《惶然录》的作者佩索阿之前不认识，上网查了才知是葡萄牙的诗人作家，而且是葡萄牙最有名的作家，他之里斯本，就像卡夫卡于布拉格，可葡萄牙的文人我真半个也不知道，便好奇起来，搜他的书，除了《惶然录》的英译，还找到一部叫《稍大于全宇宙》的诗集，他是个苍白瘦小的孩子，很神经质，喜欢虚构一个又一个身份，维基上列了他八十一个笔名，包括一个就叫佩索阿的假佩索阿，他说，诗人都爱装假，太熟练，甚至装扮痛苦，那些他真感到的痛苦。
提及的《精神分裂症》的动画看了，很感伤的题材，人和自己的分离，比和事物的那九十一公分的不能越过的障碍更可怕，片末那男孩说je suis la， pas la，我在那里，不是那里。
齐奥朗的《解体概要》无法找到，找了他早年的《绝望边缘》的英译本，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写得很偏锋，百来页的一本，傍晚读完了，看到有人说齐奥朗的悲观主义，那是误读，悲观是一种流动的视角，人先要对事物有一定的期待，然后发现所有都在这期待的水平往下崩溃，才会悲观。
齐奥朗不是，他没有作出任何期待，他只是放大一切负面的观念，将它们说得很极端，把人生形容得很痛苦与无聊，读他的书时真有点动气，这阵子看普拉斯，她真心想活，想活得好，但没法活下去，而这个二十岁开始说人生不值得活的齐奥朗却活到八十多岁，而且泰然自在。
又读了齐奥朗晚年的一个访问稿，他说他不会自杀，因为抱有自杀的念头已经有足够的治疗能力让人活下去了，他一生写了很多灰暗偏激的书和文章，但他同时半点都不疯，冷峻得很。
读过的不同的作品的感觉，不一定在作品里读到激情，当然创作总有内在的一定强度驱动力，但它大概只是创作这件复合事物的一个始端，激情本身不知道表达，表达的形式才构成创作，激情需要创作吗？可能这样问更符合心理过程的流程；反过来，形式可以没有激情，仍能表达，20世纪便有很多利用随机的因素而成的创作，拒绝读者和观赏者诠释作品背后的人或者人文关怀。
还有一种激情是否定性的，它克制，冲淡，洗刷一切痕迹。保持“不在”的存在是一种微妙的两难的力。
看着花园的早上，篱笆开了好几株黄花，地上野草扩展迅速，也有小颗小颗的小黄花在冒头。
后来，同时是女孩和女人的你像一双平行线地长大，回到夏天，我总笑眯眯地坐在夏天的快乐和难过里，看着你。
惊奇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介乎熟悉与陌生之间，完全陌生的东西，只是新奇，新奇的东西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少当代艺术作品，只是求新奇，所以没能进入心脾，惊奇是一种细心的，折中的经营。
普拉斯在日记里长到十九岁多，进了一所新的高校，她希望能去欧洲，她在沙滩紧抱着男孩的体温。
看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报道。我对政治没有幻想。有手腕的人不一定坏，性格良善的也可能因为他的良善带来恶果。
做舒展身体的运动，把这两星期忙碌弄得很僵硬的身体逐一打开，由大关节到细小的，颈后，肩膀，腰背尤其难过，边做边想起，小时有时失眠，会躺床上不动声色地，把全身能动的关节肌肉都逐一轻微拉动一下又放松一下，由颈顶开始一步一步到脚趾为止，我会沉着气，每次只拉扯一组没有姓名的筋肌，不能含糊，不能仓促，慢慢入睡。
普拉斯处理不到她的欲望，她在日记里很困惑，她说她是只爱自己的人，又对此感到很沮丧，她在想象她会怎样黏上一个男人，想象男人对她的身体日渐失去热情，她想象男人死后的生活，她很没有安全感。
普拉斯的全诗集是她生前的丈夫Ted Hughes编的，Hughes在诗集前言说，据他知道普拉斯不丢弃任何一首诗，他说她匠心太重，她写诗像木匠般，拿起木材本想雕一张桌子的，不成功，便改成了一张椅子也好，再不行，雕个玩具玩玩也心满意足的，Hughes因此申明，他编的其实不成诗集，因为诗集该是千锤百炼的，他编的只是普拉斯写过的一切。
Hughes写这个时普拉斯去世十七年了，大概从她语调中的不屑可以想象普拉斯生前抑郁的端倪。有些人认为艺术的良心就是横行无忌，艺术，只要是艺术的天才，便能无情、残暴、纵欲，制宰他人。艺术家有越过应否的权利，有天真地犯罪的权利，我觉得，都是胡扯。
回来了，该说回来了，还是回去了呢，我爱去多于来，世上没有能回来的地方。
我厌恶人群，有时非常强烈地厌恶人群，厌恶喧闹和耳语，厌恶冲突和猜想，然而夜灯还是有把它挂上去的那双手，那手最好是老婆婆的，她的老伴去了，孩子跑了，海鸥为伴，风没故事要说。
雨落得不罢休，没变密也没有稍息。前两天知道一位一百年前的女艺术家，叫玛加列·麦当劳，她的画风和装饰艺术，完全是新艺术和Klimt的先锋。把我吓了一跳，以前没有工笔细腻的画风和英国联想在一起，当然这是我的偏见，例如说，衰退美丽的王尔德，他的末世风的莎乐美的插画师，都是绮丽无比的。
也想起阿娜伊丝·宁，这个身材细小的亨利米勒的情人，她的书我总读不下去，但她的名字， Anais Nin，很有视觉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