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二中百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回忆母校的散文，题为《在艰苦岁月中磨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所经历的中学时代，真正是一段不平凡的生涯，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三年困难的遭遇，都在我们的成长中留下了一些深深浅浅的年轮。
中学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阶段，是知识急剧增长的时期，是思想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人生观基本奠定的时期。正是在中学时期所受到的诸多方面教育和锻炼，使人一生中用之不竭。
回想那个时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的经历，既有课堂的教学、师长的训导，也有社会环境逼使下的磨砺。除此而外，我自己主动的方面，就是阅读，我特别热衷于读课外书，这使我受益匪浅。
有成语曰“开卷有益”，大概出自陶渊明所言。他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我或许受了古人的影响，那时候真的是拼命地读书。这句话到现在，似乎不宜再用。我看见市场上书籍累累，大多粗制滥造，不仅内容荒诞浅薄，而且行文粗陋，错字连篇，读之非但无益，而是必受其害。所以，不能再相信开卷有益的话了吧。
我的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却是真正受了益的。初中那三年，读了许多的现代文学作品，学校图书馆中凡有名诗人、作家的书，我几乎挨个儿借来读过。上了高中，又喜爱上外国作品，尤其是苏俄的作品，当年比较流行。如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萧霍洛夫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曾使我醉心。其它如英国哈代、法国巴尔扎克、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其人物和故事情节，也都印象颇深。
对于中学各门功课的学习，似不很费力，除了课堂听讲，课后基本不用复习，作业都能完成，这就有了较多的阅读时间。对于其它课外活动，很少参加，唯有看书如饥似渴，书一到手看得很快，确似狼吞虎咽，不求甚解。除了文艺作品，我也浏览哲学、历史、政治方面的读物。如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真正读懂的地方不多，却也抄了不少笔记。
现在想来，阅读的直接好处，是能以增进语文和写作，我的作文每得老师称赞。课外阅读或许对于其它课程的学习，也会有间接帮助。初中班主任张宏彬老师、高中班主任曾健老师和其他带课老师，本身都是知识丰赡的读书人，对我的阅读无不一味支持。
语文教研室主任陶訏老师精通古汉语，或受其影响，我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兴致尤浓，除背诵唐诗宋词外，还把《古文观止》置于手边，熟读了不少名篇。后来在1978年报考研究生时，文史专业规定考外语或是考古汉语，可自选其一，我选了古汉语，成绩不错，这便是中学时候的基础。
教语文课的陈奉雄老师，出身文学世家，风襟儒雅。他曾嘱我读书宜博，以拓宽知识面，多次对我讲过他的家族的读书传统。他的祖父陈三立、父亲陈衡恪，尤其是他的叔父陈寅恪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治学经历，在我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让人肃然仰瞻、高骞莫及的形象。一次陈老师从北京回来，把他在西单旧书店买的一本《论衡》送我。我当时读这本书，实感深奥费解，而其中能择出一些精辟的语句，颇富哲理，亦使我每有启迪。
那个年代的同学中，对于《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都不陌生；但说起《红楼梦》，似乎觉得中学生尚不宜读，无不敬而远之。一天在校团委书记杨石秀老师的办公室，看到他的书架上有《石头记》，分上下册，厚厚的两本，我随口问道：“杨老师，这书我们能看吗？”杨说：“书是借图书馆的，放了暑假你拿去看吧。”到放暑假的时候，杨老师真的让我把《石头记》带回了家，于是，整整一个暑假，功夫就消磨在了这套书上。
长治二中的图书馆，设在古庙的大殿中，宽敞的阅览室陈列有多种报刊。负责图书管理的白君燕老师，人说她是广西白崇禧家的亲支，处事谨慎，仪态温文。同学去借书的时候，她总会嘱咐几句爱护图书的话，不要在书页上勾画，不要折角等等。她知道我酷爱看书，一见我便主动招呼，问我想看什么书，她会随时准备好。现在蓦然间想起她那种和霭态度，及我当年借书的情景，恍恍然如同昨日。
除了从图书馆借书，假期或是周日常到书店看书。上南街路东的新华书店，有一位女经理认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将来想当作家，让我看《青枝绿叶》，还说刘绍棠如何年轻有为，那时还没有“反右”。我蹲在书架下一看两三个小时，如《骆驼祥子》、《三里湾》那些长篇小说，连去三四天就能看完一本。
东街后来也开了书店，似乎是长治县所属。该店的经理从高平县调来，因为我在高平读小学三四年级时，也常去书店，他好像认识我父亲。一次我和同学到了东街书店，新上架有巴金的《秋》，我便取下来看。因为《家》和《春》都已看过，就等着书店上这第三本了。刚看进去，同学急着拉我走，我说：“等我看完这两页。”同学说：“拿回去看。”我未稍犹豫，跟着同学就往外走。刚要出门，经理过来了：“喂，同学，交钱没有？”我的脸上一下涨得通红，无言以对。经理说：“你在高平上过学吧？我认得你，这本书可以留着你下次来看，再不许偷偷拿走！再偷拿就报告你们校长了！”此事让我很觉羞愧，同学说是他的不是，但我不能埋怨他，自己接受教训罢了。同时我也暗下决心：一定攒钱把这本书买回来。此后我每月从家里给的生活费中节馀一元，三四个月中就把巴金这三本书陆续买了，都是1957年11月印本，一共四元钱，至今还都保留着，只是多年多人借阅，难免破损了。
那些年在我的成长中，曾经给予过真诚帮助的每一位师长，都会让我常常想起，让我感动。我觉得长治的人好，当年的社会风尚也好，爱读书、学习好的孩子曾经受到每个长者的关爱。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尊重知识、重视读书的年代，那是我们的幸福。
使我充满感激之情的，还有很多的结下真挚友情的同学。我们曾经一起读书、一起劳动，一起跑步、一起唱歌，一起排着队打饭，一起蹲在饭场上一边喝稀饭、一边谈古论今。
“暂时困难”的三年，正是我读高中的时期，也是同学们患难与共的三年。那时粮食定量减少，实行“低标准、瓜菜代”，配给瓜菜顶粮食，四斤山药旦折抵一斤粮。一天晚饭，从食堂打出来一碗稀汤，几根菜叶都能数得出来，我一气之下，带着几个同学去找校长，怒声怒气地说道：“校长，你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饭！”老校长一脸无奈。粮食不足当然怪不得学校。我那时血气方刚，常有一些过激之举，操行评语中每每说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尽管有此缺点，仍然一直受到老师们的爱护，同学们也一直选我当班长，这种长期结下的恩谊，使我没齿不忘。
从上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母亲随之搬家离开长治，我便成了完全的住校。每到星期日，同学们大都回家，孤身住校难免落寞之感，常常被同学邀到家里吃饭。几年之中，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守清同学家，他家住府上街，学校旁边，来往近便，他的母亲尤其慈善。士荣家在紫坊村，春盛家在邱村，锦文家在角沿村，福梅家在李家庄，土成家在南营，雪根家在长子门，等等，都是我熟悉的去处。那是一个家家户户粮食紧缺的年代，走亲戚吃饭都会难为情，我到了同学家里却能像一家人一样，同吃一锅饭，亲切而随意。青少年同学的那种亲近而又单纯的感情，大概是别的任何关系都不可比拟的。
1962年高中毕业，我离开了长治。阔别十多年，当我返回长治工作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之际，访续故知，重温旧谊，老同学又恢复了联络。这时，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到同学家吃饭也可以鸡黍薄酒、开轩小酌了。因而，使我想到了孟浩然的那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诗中既有友人的情意，又有农村的风味，清新而淳朴。
在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中，五星酒店，华馔盛宴，极尽豪奢。然而，那种高贵的外象，却也掩饰不住内隐的俗靡和精神的萎悴。唯有“故人具鸡黍”的情味，最珍贵、最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