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土地庙里石头雕的土地老爷就是刘长腿同志砸的，现在只有脑壳是完好的了，一双眼睛还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呢。这个土地老爷据说解放前很灵验，解放后信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刘长腿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很少有人知道那是啥意思，他说就是不信鬼神不信佛祖，那信啥呢？信新政权信毛主席。他来拆了庙，砸了土地爷，拿走了铜香炉，说是要用铜香炉给自己和岳父打一杆气派的全铜烟锅。那烟锅在他死后第二天打好了，足有四尺长，两斤重，平时能抽烟、上坡下坎能作拐杖用，走村串户还能当打狗棍。他岳父给自己留下了一杆，另一杆陪葬了。有人说，他埋在了黄土里，土地老爷肯定要找他算账的，问他为什么把他砸得那么狠。果然，埋进土里第三天，他的坟就被刨开了，柏木棺材被撬开，那杆铜烟锅被人拿走，尸体抛在外面，野狗把他一双手吃掉了，乌鸦则啄食了他的眼睛，气得他岳母和媳妇坐在坟头，轮换着、扯着嗓子骂了三天。
我和刘长腿同志是搭档，但要从辈分上讲，他应该叫我一声三叔的。他以前一直叫我三叔，但当了支书后，就叫我老刘了。这个人，嗯，那个怎么说呢？有人怀疑是我和他争权夺利杀了他，简直是胡扯！他把权力揽走，我落得清闲。要问谁杀了他，我看谁都有可能杀他！但您知道，他不是别人杀的，是他家人杀的，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鬼借他家人的手杀了他。
他说自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纯粹的贫下中农，是劳苦大众中最劳苦的一员；说自己的根正得像竹子一样，苗红得跟写春联的红纸差不多。但在乐坝，谁都晓得，他是陈文禄老夫子——哦哦，不，陈老夫子是老叫法，叫了几十年，都改不过来了——是陈文禄老地主的义子，解放前是把陈文禄叫爹的。说句良心话，陈文禄对他真的不错，还让他到白茅坪去读过私塾，他能读会写的本事，都是那时学的。当然，他人已经死了，我不想说他的不是。但他做的事情的确太不像人做下的了。我如果不是跟他搭档，都恨不得离他远点，能离他多远就多远。但我不是解放前的乡长吴泽云，有钱，想到哪里修房子住都可以，甚至能到县城修一座府第。我劳苦半辈子，到解放时一间房也没有。就是解放后，我剩下的半辈子，能自己修三间土墙房就不错了。我现在住的跟刘长腿同志一样，都是陈文禄家的。不过他在前院我在后院。刚解放的时候，政府分地主的房有个原则，谁解放前最穷，就分给最好的房。刘长腿不算最穷的，所以给他分了三间偏厦。
他是个很霸道的人，当了支书后，就跟住正房的周有礼说，你让我堂堂村支书住偏厦不合适吧？周有礼老实得屁都不敢放一个，就跟他换了。他住进正房不久，就在四合院里修了围墙，把天井都围成了自己的。他的正房后面就是我的两间偏厦，可气的是，他在后墙根下修了他家的猪圈和牛圈，这猪粪牛粪不就正对着我家门么？把人熏得出不了气。你说，我还是和他一起跟新政府做事的，还是他长辈，他都这样，是不是欺人太甚！你说要是人，哪有这样做事的？唉，我那个婆娘——他该喊婶的，气得在他面前吊喉抹颈的。他却说，你上吊，你抹喉，你还可以去跳水，去跳崖，去喝药！我婆娘气得呀，把牙都咬碎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才起来。我们就晓得这个人我们惹不起了。惹不起，躲得起，忍吧！他做的好多事我说不出口，我是给政府做事的人，也不好说，但人民群众会告诉你。
你说我也是村长，是啊，我们官职的级别一样，但他是支书兼民兵连长，是村里党的一把手，又掌管武装，我就啥也不是了。说白了，我就是个球配角。
他被鬼打死那天晚上，我白天到乡上去办事，在街上喝了一点酒，当时还没怎么醉醒，有些迷迷糊糊的。我是被砸门声弄醒的。我听了一下，是谁在砸他家的门，狗也叫起来，因为是晚上，声音很分明。我还在想，谁吃了豹子胆了，敢这样砸他家的门？然后听到他们家的人在问，然后听见门“哐”的一声打开了，接着就响起了“噗噗噗”砸什么东西的声音。开头听到动静那么大，还以为他又和他婆娘干仗了——他们在半夜里老干仗，那是村里谁都晓得的事。但那声音太响了，像在使劲砸棉包。我以为是他在打他婆娘，就说这个狗日的，下这么重的手，是要杀人啊。一直“噗噗噗”地砸，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要爬起来，婆娘扯住了我，问我要干啥去？我说我去看看。婆娘说，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关你屁事，我们天天闻着他家的猪粪牛粪活命，你还嫌他欺你不够！就是在解放前，吴云泽那么恶的人，也没有做过这样缺德的事。我想，那是人家家里的事，我就是去了也不好管，就又躺下了，直到听见有人喊杀人了，才觉得真不对劲了。难道有人敢杀村支书？我又想爬起来。婆娘又扯住了我，杀了好，刚好是为民除害了。我是村长呢，我得去看看。我翻身爬起，提上裤子，没有管婆娘的咒骂，披了衣服就往他家跑。
好像是要让大家看到那种惨烈的场景，刘家的大门前已点起了竹篾火把，把四周照得雪亮。但四邻没有一个人到场。
眼前一片狼藉，现场完好，打死人的扁担、锄把、抬杠胡乱地扔在地上，上面的血迹还是新鲜的，血像蚂蟥一样在地上爬动。有些血在火把映照下，像火苗一样跳跃着。地上倒着一个人，那对已被打折的长腿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谁。
但刘长腿同志的装束非常怪异——他没有穿裤子，那天晚上没有下雨，却披着一件蓑衣，两条手臂平伸着，与一根扁担绑在一起，身体呈十字形，看上去像绑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什么稣。对，耶稣。解放前我们这里有个耶稣庙，对，也有人叫教堂，但我们把它叫耶稣庙，是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修的，解放后就没有它的影子了。那个庙子被我们拆了，十字架被我们烤了火，石头和砖瓦修了我们大队的养猪场。他跟当年耶稣像倒在地上的样子差不多。他头上戴着一顶破烂的草帽，仰面躺着，因为脖子被打断了，他的后脑勺朝向了上面。他舅子小心地翻过他的头，发现他混了血迹的脸上涂着锅灰，已和血混在一起，像唱大戏时画的那个五花脸；嘴里则塞着他自己的裤衩，裤衩是白棉布的，已被血染红了，谁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弄这么个扮相。
刘长腿同志的父母1933年饿死了，就留下了他这根独苗。他当村里的一把手后，老丈人一家跟他住在一起。他的婆娘哭天抢地的，大声悲号，哭得撕心裂肺，满脸都是鼻涕眼泪；他的丈母娘则呕得晕过去了，被扶到里面的床上躺着；他老丈人已处于半疯傻状态，不停地说，撞到鬼了，撞到鬼了……他的还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哇哇哭着。其他人也是哭哭哀哀的，飞来的横祸让这个解放后在几水乡乐坝村最有权势的家庭，一下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我到场后，四邻也来看热闹了。我一边让大家退开，以保护现场，一边安排刘长腿的小舅子赶紧到乡上去报案。
报案？他婆娘一下停住了哭号，人是我们打死的，何况他还是个国家干部，咋报？你这一报案，我们家除了这个娃，都打他了，不都得坐牢去！
这个案肯定要报！谁打死的，谁就得负责！刘长腿已经死了，我现在就是乐坝村唯一的一把手，说话也有了底气。
他岳父说，村长啊，我们以为是鬼，哪晓得是他？我们是误杀了自家人。
这更应该报案啊，不然怎么能说清楚？
那我们不报，谁愿报就报去。他婆娘开始耍横。
到这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值班民兵听到动静，也背着枪跑来了。他们本来是来向刘长腿同志领命的，不想连长已瘫在了地上。
我劝了刘长腿他岳父母和他老婆半天，劝得嘴里都吐白沫了，但他们还是觅死觅活、哭天抢地的，实在没有办法，我也就撒手不管了。
我叫两个民兵到乡上报案，他们不敢去，说是怕鬼。我就让三个人背上枪，打上能避邪的柏皮火把一起去。然后安排两个民兵看守现场，我带着其他民兵把村里巡逻一遍。
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恨刘长腿，但他那样惨死，心里还是有些恓惶。全村都没有什么异常。只发现有一只狗咬了放在骨头里的雷管，被炸得狗头模糊，但还没断命，身子还在抽搐。
我对那些没有到现场去的人说刘长腿书记被鬼打死了。一些人只问，是么？另一些人则说，不可能吧？还有些人仅“哦”了一声。您知道乡下难得出个大事情，但他们没有多问一句，就转身回自己屋里，继续睡觉去了，搞得我心里还挺失落的。
我很注意阶级敌人，特意到陈文禄的老婆、地主婆柳湘月家去看了，柳湘月瘫痪在床，女儿陈婉然却不在家。一问，才晓得陈婉然去陈文元的药铺抓药去了，晚上不敢回家，就住在了陈家。我巡查到陈文元家，还批评了陈婉然，说她把瘫痪的母亲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叫两个民兵把那死狗的现场也护住了。两个民兵嘀咕了半天，说，叫我们俩大老爷们儿背着枪看一条死狗？我说，这条狗说不定就是破案的线索，两个时辰就派人来换你们。我看他们其实是有些害怕。我说，你们有枪，还怕什么？一个民兵说，这破枪难道还能把那玩意儿打死？另一个说，你可不能叫我们白白的担惊受怕。我说，我不会让你们白干的，今晚执行任务的人，每人补助3斤谷子。他们一听，就不吭声了。
农村有句俗话，久走夜路要碰到鬼。我解放前贩牛，解放后当村干部，赶夜路的时候非常多，但我还没有碰到过鬼。以前就是穿乱葬岗，过万人坑，鬼火乱冒，我一个人走也不怕的。但那天晚上，离开那两个民兵后，我老觉得两腿发软，脊背发凉，回到家里，竟冒了一头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