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伙子对文字迷宫感兴趣，对埋在地下的历史感兴趣，一种偶然性把他推入汉学界，但没有谁能够再把他推出来。他迫不及待开始工作，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协助下，从中国的古老祭礼“封禅书”开始。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沙畹的翻译首先是探索，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作者曾经参考过什么文献，利用过什么资料，其可靠性如何，然后他又去追踪那些文献，探讨其真实性，再将各种线路重新连接。难得的是在追索过程中，不用砸门撬锁，轻易将所有大门都打开了，所搜索出的资料的数量、宽广度，事无巨细，令人吃惊。你等着这个西洋小子闹出故事，谁知没有事故，且出手不凡，四年后已经注译了全书的一半，由基督教会主办的北堂印刷厂出版了。从1895年以后的十年间，也陆续在法国的Ernest Leroux出版社出版。注释的详尽，考据的广泛严谨，有理有据，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你看他的译作，就得左三页右三页地翻着看，因为译作由译文和附录两个部分组成，你看过附录才更加明白原文。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求证资料的复杂繁多，你没法理解，就像对伯希和的语言能力的没法理解。外国人从此读到一部有年份，有故事，有声，有色的最古老的中国故事：《史记》。君臣、父子、长幼、夫妇问的次序，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礼义廉耻，帝王的暴虐，或人神之间的感应，就在千年的律法底下，以立体面貌出现，各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粉墨登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都显得遥远的东方世界，被推到西方人的眼前来了。从利玛窦以来，每一代传教士对汉学的涉猎大体琐碎，着眼点大多是近期文学，着重于翻译或改写，是业余爱好者的研究方法，外国人从他们笔下认识的中国不多。而沙畹《史记》注译的出现，于译者而言，是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源头，客观效果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汉学研究也被推动起来了。他的注译本事，可以把翻译家冯承钧对他的《中国之旅行家》的评述作为总体的评述：“初阅时觉多为我国旧籍中之记载，经外国人所译述者，不肖终读也。近检藏书复见之，重读一过，见中有若干材料，为余穷年累月所难解决之问题，今皆不难按图索骥。是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
之后，他扩展学术涉猎领域，非凡的智力，超人的工作能力，使他从一门学问到另一门，就像一连串活动着的镜头。你忙着看他的《史记》，他已经到了《中国两汉时期石刻》、《华北考古记》、《邦宁拓片之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汉文大藏经中的五百故事和寓言》……考古，历史，地理，语史，碑铭，简牍，民族，宗教，中国古代石刻，既无国界线，也无学科之分。到处是沙畹，不用打起大旗，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他读遍中国古籍书：《周易》、《诗经》、《尚书》、《书经》、《礼记》、《前汉书》、《后汉书》……你感到陌生的还有《独断》、《白虎通》、《公羊传》、《毂梁传》……然后左一把右一把给你引述，千页万页文字向你撒过来，直叫你惊也不是，喜也不是，恼也不是，不知他以什么东西去跟魔鬼换取回来的鬼本事。如果将伯希和的学问和活动能力比作海啸，沙畹的呢，不比也罢，要比就沙畹比沙畹。他把中国的文化兜底翻，有谁找出过他的岔子？没有。奈何。何况人家还谦逊得紧，一早声言：“我只是尽我的所能，我会为所有的批评指正感到高兴。”你能够怎样？都说他注译的《史记》是西方汉学界整理中国史学的一部严谨而精细的著作，最优秀的范本，是他的学术成就的王牌，其实他的考据、解读、辑纂史料的新方法，也是他的王牌。他手中有好多王牌。第一次来华，四年后奉命回国，接替德里文侯爵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主讲“汉语、满语和文学”讲座，才28岁。但考古学和史学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生力军，及时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接棒人。原来他到中国，冥冥中就为《史记》。这项工程成为施展他神迹般的智慧，以现代手法来对付一门最古老学问的天地。从此《史记》与沙畹紧密地相连在一起。他深深地沉浸在这部通史中，乐此不倦地漫游在这个远去了的古代世界里，却没有迷路，他以旁观者的目光，对这部通史进行全面思考，从序言和著名的长篇导论中都可以看到。他强调《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人的手笔，属于司马迁的文字不会多。司马谈在宫廷主管星相学部门，相信天象直接影响到大地的生活，而这种观念也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同样有过记载。因此，司马谈在工作过程中，必然追踪从古到今在地上发生的事件，尤其有系统地记载日食、月食、地震、水灾及其相关大事。他的职务也容许他接触到宫廷收藏的最古老的档案资料，因此，所做的工作就不只是星相学的工作，同时也着手历史记载，如他所说：“掌握秘籍，职司记载”。且不只是编纂历史，他的博学，精天文，熟史事，对诸子学术的思考和研究，使他有可能像一个真正史学家那样去记载。所以沙畹认为，司马谈可能一早就起草了部分《史记》，且正式付诸文字。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多段落以“太史公日”为开头，有些人认为这是议论史事的写作方法，沙畹却认为可以相信这段文字是司马谈本人所写。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而司马谈留滞洛阳，“发愤且卒”，为不能参与封禅祭礼而遗憾终身。去世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承诺完成其未竟之业。但某些段落的“太史公曰”则指司马迁本人：“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但指司马迁的情况不太多。怎样区别父子的笔墨？从篇章上无法辨别，若从观点或精神着眼，尚可分辨其中差异。司马谈研究过墨家、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学派后，倾向于道家，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司马迁说其父“崇黄老”，老子被称为“黄老道德之术”。而他本人则倾向儒家，崇拜孔子。他拜访过孔子故乡，礼拜过孔庙，孔子世家篇写得非常详尽。太史公笔触冷漠，沙畹如是认为。写吕后对戚夫人母子的极度凶残，也像叙述普通事情，不流露个人情绪，一种无人称的零度风格。作为时代的发言人就够了，不必道出个人的观点和思考。沙畹认为这是太史公独特的文字技巧。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将个人倾向介入历史，以个人的观点、志趣来再创造，古罗马历史学家提特李维（Tite Live），就给严酷的古代世界滚上太多的美丽花边。司马迁父子则无意留下个人印记，把收集到的各时期的文字记载，进行辑录，筛选，再把它们镶嵌和连接起来，使其成为连续的历史故事，依然保持历史事实的原貌。“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之前，历史只是地方性的编年史，《史记》开创了有完整故事的历史。没有它，后人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只能限于不肯定的片断。陈胜吴广的作乱，没有必要写进历史，他们只是冒险家，抓住一个时机作乱，六个月就被镇压下去，没有值得称颂的史迹留下。沙畹如是认为。相反，把孔子这个道德伦理学家放进诸皇贵胄之列，是司马迁的首创。但孔子并非是“有圣智而无位”，因为“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孔子实际上已成为贵族，但没有参与统治，只为世人提供了思想和言行的准则。通史里还收录了诗歌、论述、诉状、民歌、著名的语录等，因为写著名文化人的时候，必然牵涉到他们的作品。作品被收录下来，避免被遗忘，满足了希望了解过去的人的好奇心。《史记》因题材的伟大而伟大，“历史学之父”的美名，唯司马迁当之无惭。历史学家面对的难题，首先是史料的来源，沙畹认为《史记》史料的来源，有亲自经历的，有从当代人获悉的，也有从典籍文献中得到的。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史料的伪真，又必须从中走出来，客观地给它一种形式，根据不同时代复活过去，给事件以合理的连续性，因为讯息往往是以片断传递而来。史料的来源既是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也是读史者的着眼点。《史记》的史源一直有争论。沙畹认为除《楚汉春秋》外，《书经》是重要的来源之一，因为他引述了其中许多语录。这部最古老的中国文学巨制，收录了不同时代的作品，所覆盖的时间从尧、舜，直至公元前2000年。但沙畹认为《史记》内容的比例不合理，目录中有一半篇幅是写秦朝之后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最后130年的历史，比起从远古至公元前221年那部分的篇幅要长。这种比例明显是失调的。原因何在？司马迁对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写得很多，但该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三年后暴君就死了，文化局面很快得到恢复。在焚书过程中，数量少的典籍无疑是永远消失了，但数量多的，由于广泛流传在民间，因而得到保存。另一方面，许多历史事件，某些作品的内容，还保留在精英的脑袋里，就有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比起秦朝之前发生的事，司马迁能够找到的史料会更多。《书经》在秦始皇的焚书中被毁了42章，留下来的只有58章，后来经过不断恢复，内容难免“现代”化，甚至成为毫无根据的编造。如果作者选择经过恢复的文字，作为读者，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时期恢复的《书经》。《楚汉春秋》也有同样情况。沙畹就从《史记》的内文求证，他发现司马迁参考的《楚汉春秋》是近史，参考《书经》九篇都是新本，而非旧文。
作为法国人，考据的是中国文化，思考的是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著书立说，他很中国了？当年利马窦穿儒服，戴儒帽，出口之乎者也，道德文章，比中国人还中国，但沙畹决非如此。他漫步于中国古代世界，做他的学问，却以社会学家的立场，对现代中国有所思考，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发现他所研究的事物是陌生的。“这个辽阔的帝国人口众多……它的人民一生中都恪守我们所陌生的原则。”读中国古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孝”字是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表现，“百行孝为先”。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没有尽孝是一件大事，是要天罚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是，同样的上下尊卑关系，也伸延到家族成员中，臣民中，君臣中。对来自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导精神的国家的人，面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陌生得就像面对外星人的事物，宁可死给你看也不会认同！吉卜林（R.Kipling）有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个世界永远不会互相了解。”当年带有新思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也没能打倒。沙畹还发现，文学把这种思想反复加强传递，“时至今日，这些基本思想依然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的组成部分”。他又说，书本没有教会中国人运用理性，也不引导发展个性和个人品质，“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注意本分，不依据自己的意识行事，而是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规则”。上层社会的人沉醉于文学和文学知识中，为求一官半职，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文科是考试的唯一科目，“排除了数学，实验科学等所有学科”。他以1889年考试题目为例，三篇作文题目皆取材于古文：《论语》、《中庸》、《孟子》。如果文章阐扬道德规范，提出政治见解，词藻讲究，就有入选当官的可能，因为他们理解祖先的教导，日后才能掌握国家大事，成为传统的卫道者。而学校培养人才，也只是推崇记忆力，忽略准确的观察和推理智慧的训练，导致书本知识扼杀了思想。“结果很自然，在那些源于科学的应用并改变世界面貌的发现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成果。”所以，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中国人甚至没有将祖先的发明加以完善。沙畹还认为：“中国人从未在他们的研究院的大门上写过：‘非数学家莫入’，他们既没有自己的笛卡尔，也没有自己的培根（F.Bacon）。”沙畹这就从汉学转到社会学。他认为，要更好地跟中国人打交道，必须认识这个非理性的古老民族，研究汉学就有其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