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国门洞开,洋货倾销,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传统受到极大破坏,沿海尤烈,加之城市扩张,妇女就业问题突出,而产业转换及商业竞争的加剧,招工也是一个问题。如《玲珑》1934年第36期以读者(黄蔓云)来信的形式,提出《女招待是卑贱的职业吗?》,认为活要有人干,做女招待是天经地义。《玲珑》1935年第32期以《一个(北平)女招待的自述》(何麟凤),提出同样的问题,认为自己的能力也止于此,而受社会鄙视,实不公平。所以,《玲珑》1934年第8期陈碧霞的《关于取缔女招待》,认为与其取缔女招待,不如“严厉对付雇主”。而《女声》1934年第5期萍的《取缔歌舞团与女招待》则说:“在大学生尚且失业的北平社会,(取缔女招待)叫她们白白地饿死吗?”
相对而言,广州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1925年5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阿翔的《廿年来广州茶楼进化小史》说:“民国九年,各茶楼多用女招待。”表明1920年以前,服务业已广泛使用女工,而海外汉学研究显示,在缫丝、棉纺等产业,更是早已大量使用女工;坊间以1920年代初广州平权女子茶室开女侍先河,殊为不然。然而,在那些新兴工厂中如何使用女工,是没有多少人去理会的,而在茶楼酒肆使用女招待,则惹起轩然大波,这一方面有风俗习惯的道德调适问题,在广州这样先行开放地区,更重要的是它动了店小二们的奶酪。
在1920年前后广州茶楼试水女招待的时候,店小二们也还跟着起哄,妇女组织一出面较为轻易就把问题解决了,赢得了口碑。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如《旅行杂志》1937年第2期有一篇《粤汉铁路旅行记》说:“广州市男女职业的纠纷,现在还是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尤以茶楼酒肆的招待一职,纷扰最大。原因是都市上集中的人口本来已经很多,欲谋一业,颇不轻易;近年以来,茶楼酒肆,多雇用女子充当招待以广招徕,群见女子招待,果然顾客有如逐臭之蝇,生意顿然兴盛,于是群起效尤,将男子纷纷解雇,另择年青女性充任。”《市政评论》1935年第15期《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也说到了这一点:“广州全市各酒楼茶室,近数月来,因营业清淡,先后雇佣女招待,但原有男茶役工友,竟被淘汰,生活顿受影响”。这下可真动了“店小二们”的奶酪了。很显然,这完全演变成了男女劳动纠纷。广州的茶楼,由于长期发展,在老板这边,建立了“公会”组织,在工人这边,建立了“行会”组织,而“行会很严,内部组织坚密,在社会上颇具势力,被解雇的男工,既感失业之痛,即尚得幸免的,也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遂结合反对店东雇用女招待。二十三年夏,茶楼酒肆,因雇用女子招待,致遭男性搅毁者,日有数起;一般顾客,亦大觉有危及自身之势,避不敢往。乱扰数月,无法调解,后规定男女工比率,不得越出范围,始渐告平息。”《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说得更具体:“经向社会局请愿,由社会局与各酒楼茶室磋商,议定雇用职工办法。”
但是,此时女招待已坐大成势:“惟全市女招待,认为所定办法,纯系庇护男性工役,苛刻女工,遂经联合,于上月二十六日,假妇女协会召集临时紧急大会,决定齐赴社会局大兴问罪之师。”真是牛气。再看其言行,让今天的女服务员都汗颜:“至社会局时,径入会客室,要求局长出为接见,当由秘书邝承泽代表局长向全体女招待解释……语未终了,当时呼打之声不绝……拍台敲窗,一场大闹,并提出口头请愿之两种要求,第一取消订各酒楼茶室雇用男女工役之办法,第二力争男女平权,并予特殊之保障,否则仍有手段对付。”僵持两个多小时之后,惊动了国民党“广州市委”(市党部),“特派委员会黎醒亚至该局调处,女招待始退出,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现在茶楼酒肆中,男女招待均有,即是那时规定的结果。”(《粤汉铁路旅行记》)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做到男女劳动平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