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基大学读的是中文。他四年没回过一趟家，也没路费回家。宿舍和班里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比他吃得好、穿得好。他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冬夏就那么几件衣服。有些父母当官的同学一入学就花前月下了。他们穿喇叭裤、烫卷发头，举着手提录音机像打了鸡血似的在空地上摇头摆尾地跳迪斯科……这些人在墙里，他在墙外，他只能远远地站着，眼馋地看着他们进进出出。他进不去，更谈不上出来。尤其瞧着那些穿戴花花绿绿的女同学，再想想小琴，他感到有些可笑，而自己更可怜。
他也曾暗恋过一个叫于丽丽的女同学。于丽丽杨柳细腰，打扮夸张，走起路来两个屁股蛋子左右大尺度地摇晃，像是在热情地招手，惹得人浮想联翩。每当看见她，中常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书中描写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与男同学不分场合地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勾肩搭背，吃吃喝喝，无拘无束。因为多次跟男同学出去玩耍、喝酒，下半夜才回来，两次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可她仍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后来听说她父亲是个不小的干部，也就没人说她了，毕竟说了也是没用。
中基爱上了她，可从来没敢表示过，只是每次于丽丽出现时，他都会低下头从眼角的余光中追随着她的身影消失。而于丽丽也从来没用正眼看过他。中基知道，于丽丽只能是他抬头望见的天上的月亮和低头看见的水中的鲜花。但他在心里却没饶过她，意淫了无数次。
靠着那八十块钱他熬过了第一个学期。
寒暑假，中基就到学校旁的一个小饭店里帮工。假期学校宿舍不让住，他就住在小饭店为服务员搭的小板房里，冬天冷得睡不着，夏天热得浑身是汗。他遭受过顾客的无端痛骂，挨过老板的怒斥，委屈得半夜蒙上被子哭。可他知道这一切只能忍，他要学着见人就点头哈腰，跟人说话要低声下气，他太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在饭店累死累活挣的那俩钱儿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供个嘴儿，是一个学期牙膏、笔本、肥皂、小药、最便宜饭菜的用度。他经常深夜坐在大树下，流着两行清泪背诵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以“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自己的命运，用“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来表示自己极度的伤感。他曾无数次暗暗地埋怨父母为什么把他生在了那个荒山秃岭的地方，那个一穷二白的家；他也曾无数次地从心底里发出“我将来一定要变个活法”的呐喊……四年中，他没用过家里一分钱，他知道家里也没钱给他。每隔一两个月，他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弟弟中常每次回信说的都是母亲和自己，还有大友叔、小琴姐对他的挂念。
当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是统一分配的。经过十年“文革”，人才奇缺，大学毕业生个个被当成宝儿，机关、企事业单位红着眼地来学校“抢人”，人事部门一时极为犯难。他本来在分配前可以回趟家，可分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他心里七上八下，即使回家也不安宁，再者他也不愿意回那个山村里的穷家。在学校里苦挨了十几天，终于等到了通知：到S市税务局报到。第二天他就拎着铺盖卷坐火车到S市税务局，局里分配他在局办公室写材料。工作有了着落，他又想还是干上个一年半载再回去吧，那时不说衣锦还乡，但也不是两袖清风了。于是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
中常回信说家里盼着他早些回来，都想念他，还要给他们把婚事办了。
中基工作了，大友感到心里更不踏实了，常望着小琴的背影叹气。女孩子像她这个年龄在农村还没嫁人的基本没有了。
中基满怀着对前途的憧憬，极尽努力地工作着，还快乐地当着勤杂工，他要以此来赢得同事们的称赞和领导的认可。一有紧急材料他就没日没夜地写，交上去的材料符合要求，且字迹工整。主任办公室是单间，科员们是一个大办公室。中基住在职工宿舍，每天第一个来上班，大办公室的开水和卫生，在别人没上班时他已打完、扫净。主任办公室的门一开他就进去，打开水、扫地——可余成浩主任似乎毫无感觉地享受着。
税务局的局长叫李忠，在局里说一不二，每次全局大会上都劈头盖脸地批评几位副局长和那些科长，说一会儿便一扭头，“呸”地向身后的痰盂射出一口浓痰。这个吐痰动作在中基看来也是那么威风凛凛，风度无限。局里没有人敢顶撞他，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中基没资格和李局长近距离接触，只能每次开会时在台下敬慕地仰望着李局长，偶尔在走廊里碰见，便慌忙地闪在一边，问声“李局长好”。李局长只是“嗯”一声就大步走过去，中基的心“咚咚”地跳。李局长虽然个子不高，可在中基心目中却像尊神，高大无比，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让他发出“大丈夫生当如是也”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