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我在一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文字：云南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在1978年10月以前，有415人登记结婚，7000余人未婚同居。在1979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300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绝大多数未婚同居者分道扬镳……“如黎明农场3连，原有知青115人，大返城时，已婚10人，未婚同居者104人。单身者是一位心灵受过创伤，心态不健康的女知青。”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我没查到大返城时北大荒的离婚统计资料，也许根本就没有，当时许多部门都瘫痪了，学校缺了老师，医院缺了医生和护士，连地里的农机都没人开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人做，还会有人统计返城知青的离婚率吗？我在采访中听说，当时离婚的知青特别多，其中有真离的，有假离的，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弄真成假的。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1.“北京盲流”与“坐地炮”的爱情坚守
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1956年，我军8509部队的200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1969年3月19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1968～197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3774人，其中有北京知青854人……
在这3774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北京盲流”的妻子、“坐地炮”的丈夫。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212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
对知青来说，有一个日子是绝对不会忘的，那就是下乡的日子。李惠敏是1969年8月30日下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下乡到了数千里外的“反修前哨”乌苏里江畔，怎么能不想家？李惠敏她们累了想家，苦了想家，不苦不累也想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乱嘟囔。”李惠敏想家就哭，好像泪水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女孩想家具有传播性，一个人哭其他人就跟着哭，凄惨的哭声不时从女知青宿舍钻出来，飘荡在夜色茫茫的荒原。
爱情是对付所有苦难的一贴膏药。下乡不久，情窦初开的李惠敏就和制砖排排长殷汝芳相爱了。殷汝芳是位性情耿直倔强，办事有板有眼的当地青年。当时兵团明令禁止知青谈恋爱，他们俩人被营里抓了典型，大会检讨，小会批评，小殷还被关了七天禁闭。
接着，一场大水把他们的连队冲垮了，殷汝芳被分到13连，李惠敏被分到16连，这对恋人被强行分开了。16连的条件特别艰苦，连电话都没有，临别殷汝芳偷偷送给李惠敏一盏小马灯，那盏马灯温暖了她一个个寒夜。白天，她跟连里的知青上山伐木，两个知青一把锯。天气冷得伸不出手脚，她把所有的毛巾都包在了脚上，把脚塞进42码的棉鞋里都不管用。冬天熬过去，总算把春夏盼来了，哪想到新开垦耕地的蚊子特别多，一只只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又凶又狠，叮住就不松口。用手拍一下脸，满掌都是蚊血，不！自己的血。李惠敏用毛巾把脑袋包得像粽子似的只露俩眼睛，结果还是躲不过蚊子的袭击。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
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
1973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李惠敏没有告诉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的父母。婚后，她休了下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住了3个月。母亲要留她再多住几天。
“不行，连里不准超假。”她坚定不移地说。
母亲哪知道李惠敏已怀6个月身孕，再不走就露馅了。回到农场不到3个月，她就生下了儿子。
据《饶河农场志》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李惠敏看跟自己同一车皮来的战友像鲜活的鱼儿似的随着潮流走了，自己却像贝壳留了下来，急得团团转，最后得了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殷汝芳望着病榻上的妻子，心里十分矛盾。结婚以来，每当听说某某知青为返城抛弃了爱人和孩子，就像石头落进心池，扰得他多日不得安宁。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自行车。这两种自行车一个是天津产的，一个是上海产的，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差异都不大，可是用来比喻人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
1980年，李敏惠的返城手续办下来了。11年来，做梦都盼返城这一天，户口准迁证拿在手里，那种渴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亦难，去亦难，家和丈夫都带不走，她和孩子回去还有什么意思？罢，罢，罢，她一狠心把那生不逢时的准迁证撕了。这一纸准迁证来之不易啊，她母亲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了多少年？她的父母还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殷汝芳把撕碎的准迁证粘上了。
李惠敏办回北京后，又返回饶河生下了女儿。户口在北京和在北大荒感觉就是不同，这回李惠敏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北京人了，她在北大荒住了下来，女儿两三岁了她也不张罗回去。她不急母亲急，怎么能这样过一辈子，这样返城还有什么意义？1984年，母亲来了，说父亲的单位要分房子，李惠敏和孩子回去就能多分几平米；还说李惠敏的关系是办回去了，可是工作还没有落实，怎么能猫在农场不回去？
李惠敏跟着母亲走了，她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家，舍不得汝芳，泪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母亲生气地说：“哭什么哭？像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李惠敏一听不禁号啕大哭，她哭女儿也哭，站在一旁的殷汝芳也泪水潸潸。
1985年春节前，殷汝芳病倒了，躺在炕上思念着妻子和孩子，越想越苦，越想越绝望，三千里路云和月，想也见不着。
“大哥，送你医院去吧。”连里的哥们儿说。
“不去。”殷汝芳说，医院又解决不了他对妻儿的想念。
“把你送你妈那儿去吧。”
“不去。”
“把你送火葬场去吧。”哥们儿见这人不进油盐，气恼地说。
“行，你就把我送火葬场去！”
作为男人没给妻儿以幸福，反倒成了负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好似太阳攀到中天就轱辘到山下，将夜幕刷地拽了下来。归巢的鸟儿梦呓似的凄啼两声，是呼啸的西北风惊扰了好梦，还是寒冷横在那儿让它钻不进梦乡？李惠敏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家属区。回北京后，李惠敏谋得一份工作，同事听说她的丈夫是“坐地炮”，还留在北大荒，都劝她离婚。劝她离婚的何止同事，亲朋好友有几个希望她这样过下去？可是，她怎么可能离婚？她和殷汝芳不仅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而且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近家情更迫，汝芳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知道他生活能力差，感到内疚，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可是，她分身无术啊，再说母亲把他们娘儿仨办回北京容易吗？她刚有份工作，眼看就要转正了，哪能说请假就请假呢？春节前夕，她写信让他到北京过年，信刚投进邮筒就接到指导员的电报和200元钱的盘缠。电报上几个黑字像一块块磐石砸在她的心上：“汝芳病重速归。”她拿着电报哭着跑去跟领导请假，回家收拾一下就领着孩子赶到火车站。
突然，眼前人影一晃，竟那么熟悉，“儿子，快喊你爸，快喊哪！喂，汝芳！”还没等儿子喊，她就喊了起来。那人影愣了一下，循声疾步过来。李惠敏急忙把怀里的女儿递过去，“女儿，快叫爸爸！”女儿打量一下他，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殷汝芳抱过女儿，心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李惠敏一进家门就愣住了，这还是家吗？墙角挂满蛛网，地上一层烟头，炕上扔着脏袜子和罐头盒子；再端详汝芳，满脸憔悴，衣着邋遢，白衬衫已变成深灰色，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她就抱着盆洗衣服，连洗三天。汝芳抚摸着洗得干净透亮的衬衫哽咽着说：“我好久没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了。”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决定不回北京了，不管是苦是累，吃好吃孬，也要和殷汝芳在一起。
李惠敏的户口和工作关系没迁回来，在农场没有工作，只好在家养鸡养鸭，还养过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不景气，她就卖鸡蛋鸭蛋供两个孩子读书。有人说，李惠敏，你也太傻了，丢了北京的工作，跑回来养鸡养鸭。也有人说，李惠敏，农场工资都不发了，你咋不回北京呢？
她说：“不发工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咋也不能把你大哥扔这儿自己走啊。”
殷汝芳愧疚地说：“我这辈子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李惠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采访时，李惠敏实在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说留在这儿一点儿不上火那是瞎话……”
2007年秋天，又是秋天，我要去北大荒采访时，给吴继善打了电话，请他再帮助联系我过去采访过的知青。不巧，正赶上《农垦日报》创刊50周年，他忙得焦头烂额，可还是在百忙中帮我联系了几个农场。饶河农场说，殷汝芳退休了，跟李惠敏去北京了。我屈指一算，李惠敏已经55岁了，不返城的话也该退休了。从组织关系上说，她是返城知青；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北大荒生活了将近40年，还应该算是留守知青。
2.天津知青——黑龙江边赫哲人家的媳妇
勤得利农场地处同江市境内，北依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南面是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农场有两万多人口，汉族占91.1%，其余为满、壮、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去建三江垦区采访时，听说勤得利有一赫哲人家的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二分别娶了连里两位漂亮的知青，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天津的，老三跟北京知青谈一场恋爱没成，最后找了一位吉林的。
赫哲族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有1476人（其中包括那两位知青的儿女），他们远离城市，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靠捕鱼为生。大都市姑娘嫁过去，在心理文化上能相融吗？婚姻能否幸福和长久？
我一到勤得利农场就跟工会干事柱子打听这两位知青的情况。柱子说，她们在勤得利。
“这不就是勤得利吗？”我蒙了，难道我还没到勤得利？场部门口不是戳着“勤得利农场”的牌子么？
柱子解释说，勤得利是勤得利农场下边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发电厂。
勤得利距场部挺远，那几天刚下过雨，路特别不好走。去采访那天，柱子跟场部要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在城市已属“鹤立鸡群”，在北大荒这种“鹤”也不多见。吉普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翻浆路上，人在车里就像路边的水麦草忽左忽右，前仰后合。大约一个小时，吉普车晃进了一个镇子。
“那就是发电厂，现在倒闭了。”柱子指给我看。
我望了望那座寂然无声的工厂，门前冷落凄凉。它让勤得利在黑夜有过光明，让寂静的荒原有过机械轰鸣，此时却到了弥留之际，哀戚地望着陪伴自己度过数十年的黑龙江，望着北大荒的蓝天白云，望着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巷和从它身边走过的行人，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柱子说，发电厂亏损严重，维持不下去了。突然前边聚集着一群人，柱子急忙让车停下来，他跳了下去，将人群中最活跃的中年女性拽了过来，两个男的追着那女的问道：“你去不去了？”
“有记者来采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摆摆手，一转身上了吉普。
“她就是你要采访的那位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苏桂兰。”柱子介绍道。
我看了看她，眼睛不大挺精神。苏桂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她是发电厂的职工，几年前内退了，有些事还没得到解决，他们想去场部找领导理论理论。她说着一口东北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她说话爽快，有股敢说敢干的劲儿。
车绕了弯驶进家属区，那是一片旧砖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算上等房。房子的格局有点儿像串联式电路，进门是一道狭窄细长的厨房，一通到底，拐弯进去是朝南的客厅，大约十二三平米。客厅北边有间七八平米的卧室。客厅里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对简易沙发和一套样式跟房子同样过时的中高低柜。一片没织完的渔网拴在窗户上，织网的是位头发花白、有着赫哲族特有的宽阔脸庞、突出颧骨的男人。他站起来，用憨厚的微笑表示欢迎。苏桂兰说，他是她的丈夫付忠喜。
我想，她为这位赫哲族男人放弃了天津，他们的爱情肯定轰轰烈烈、刻骨铭心。苏桂兰却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真不可思议，没有爱情就跟当地人结了婚，放弃了返城？我想起《北大荒之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啊……”难道她对他不是一见钟情？跟北大荒一见钟情也不见得非嫁给付忠喜呀，当年青年多着呢。再说，当年的北大荒该不会有那么大魅力吧，它又不是香格里拉。我采访过那么多知青，还没听说谁一眼就喜欢上这疙瘩，再也不想走了。
不出所料，苏桂兰第一眼看见勤得利时别提多失望了，她和姑娘们站在卡车上，眼泪汪汪地喊道：“这哪有绿色的营房？哪有草坪？哪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心里翻滚着，弥漫着，她最渴望的就是在卡车上不下来，让团里把她们送回车站，让她们回家。
当初，27团去天津领知青的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我们是按部队的编制，团、营、连、排、班，住的是一排排绿色的营房，吃的是白面大馒头，衣食住行和部队没有两样……”
苏桂兰的热血沸腾了，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一杆钢枪，一身戎装，对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多么具有吸引力？当然，最实惠的是那随便吃的大馒头……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几斤面粉和大米，其余是粗粮，绝大多数人家饭都吃不饱，哪里吃得上白面大馒头？
苏桂兰家境贫寒，家里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的56元工资生存，家里住房也很紧张，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里。白面大馒头和绿色军装，多么令她向往！她报了名，穿上土黄色军装，上了知青专列。火车没白没夜地跑了好几天，最后在铁道线的终点，一个叫“前进”的小站停下来。苏桂兰他们爬上卡车继续前进。天快黑时，他们不再前进了，到了目的地——位于黑龙江边的16连，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几间破草房，她的心像旷野里的芦苇一样荒凉。
天像漏了似的不停地下雨，下得心都阴乎乎的。他们下雨也不休工，要到地里割大豆。割一天大豆，浑身就像散架了似的，回到宿舍两条腿都上不去炕。半夜时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令，他们以为苏修发动进攻了，惊惶失措地爬起来，张三找不到裤子的另一条腿，李四的上衣被王五穿上了，王五的只剩了一只……他们盔歪甲斜地赶到集合地点，连长下达命令：“山上发现苏修特务，紧急搜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们胆战心惊地在山上忙活半天，搜到的特务竟是一头野猪。
不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已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苏桂兰渐渐成熟了，脸上的稚气褪去，出落成了眉清目秀的大姑娘。
1975年，23岁的苏桂兰从天津探亲回来，几位老乡就跑过来问：“小常宝，你谈的对像家里同意啦？”
自从她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后，战友们就叫她“小常宝”了。
“什么对像，我和谁对像呀？尽瞎扯。”她莫名其妙地说。
“你自己跟谁搞对像还不知道，装什么糊涂？”老乡笑了笑。
这一笑，把她笑得不安起来，越是不安越想弄清楚，越想弄清楚老乡就越不说。在那贫乏单调、缺少娱乐的日子，这种传闻比闪电还快，没几天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问过她。她被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是哪个空穴来的风。
她从农工班调到炊事班后，炊事班就成小伙子关注的焦点。可是，她却像“小常宝”似的情窦未开，对谈恋爱、搞对像之类的事情处于朦胧状态。有几个小伙子大胆地追求过她，她说，“这么点儿小岁数对什么像哪？我不在北大荒谈恋爱！”在她的心里返城是第一的，第一不解决就没有第二！
沸沸扬扬的议论，搞得她睡不着觉了，一门心思想把那个“对像”挖出来。她把连里的男知青一个个筛了一遍，都筛掉了。那个“对像”她怎么也想不出来是谁。谜悬在她的心上，真恨不得跷脚把它够下来。她做豆腐时，连里的一个小伙子要喝豆浆，她问他：“你们都议论我搞对像，我怎么就猜不出那对像是谁。”
他看她不像开玩笑，就说：“我告诉你吧，付忠喜。”
“付忠喜？没那回事儿！”
付忠喜是机务排的排长，党员，赫哲族青年，家庭出身好，为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人缘也好。他的母亲是一位古道热肠、很有威望的赫哲族老人。她34岁守寡，拉扯大了3个儿子。她这辈子没有女儿，对女孩有种由衷的喜爱。家里做好吃的时，她就把连里的女知青拽到家去。一来二去，连里的女知青就和老二付忠喜混得稔熟。
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也喜欢那个姑娘。他想向姑娘求婚，可是婚姻大事要母亲同意才行。没想到母亲一听竟说：“你哥哥还没有对像呢，你着啥急？你别给自己说了，给你哥说说吧。”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老二18岁时就有人要给他介绍对像，老大到现在还跟对像无缘。老大的条件也不错，可是性情内向，少言寡语，一见姑娘就脸红。
第二天下工，付忠喜把那位知青送到宿舍门口后说：“我给你介绍个对像行不行？”
姑娘脸红了，看了看他，低下了头。
“就是我哥。”他怕姑娘误会，急忙把他哥扔了出来：“我哥在邮局当局长，是党员，人挺能干的。你有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一声……”说完，他转身跑了。
两天后，那位上海知青对付忠喜说：“你说的那事，行！”
上海知青结婚了，成了付忠喜的嫂子。这时他已26岁了，该成家了。他又喜欢上另一位上海知青。她是他的助手，怕万一姑娘不同意，俩人就没法在一辆车上工作了，只好憋着没说。后来，她调到农工排去当排长了，可以求婚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事情就搁下了。
那段时间下工后，他就领着一帮赫哲族小伙子坐在宿舍门口，望着从眼皮底下来来往往的女知青，筛选着自己的意中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居住在勤得利的赫哲族青年都转为兵团职工，这些从没离开过黑龙江边的小伙子把对城市的向往转移到了女知青的身上，他们想娶个知青当老婆，跟她去城里转一转。
苏桂兰和付忠喜很熟，她不仅经常下地给机务排送饭，而且他们的宿舍还紧挨着。让苏桂兰意想不到的是没几天就说客盈门，不知为什么，那些人极力想玉成此事。她一再解释，他这人是不错的，家庭出身也好，可是我只有23岁，还没有找对像的打算。那是迷信“好人+好人=革命的美满的婚姻”的年代，是择偶标准被简化为“一是家庭出身好，二是本人表现好”的年代，是一个被动多于选择，没有爱情也要结婚的年代……最后，她只好点头接受了这个对像。
缘分哪！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三天，他的师傅跑来给他介绍对像，所介绍的竟是他喜欢的那位助手。至今还有人和苏桂兰开玩笑说，你要是晚点头3天，付忠喜娶的就是那位上海知青了。她说，还不如他娶她呢，那样我就回天津了。听说她和付忠喜确定了恋爱关系，追求过她的几位男知青都特别失落，一位和她青梅竹马的天津知青更是悔青了肠子。
她还没找到恋爱感觉连队就散了。他被分到勤得利发电厂，她被分到离勤得利很远的27连。于是，他向她求婚，他们一个26岁，一个23岁，符合当时的晚婚要求。她征得父母同意后，跟他登了记。她顺理成章地调入发电厂，仍在炊事班；他先是在车间当班长，后来去车队当队长。
新婚之夜，她逼他坦白交代：“你说实话，当初是不是你找人散布我和你对像的？”
他先是笑而不语，被逼急了，只得点头称是。
一户赫哲族人家娶了两个漂亮的大城市知青，这在勤得利引起了轰动，经常有人好奇地趴他们家的窗户看一看，想见识见识这两个漂亮媳妇长什么样。
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大女儿；第四年，又有了小女儿。
赫哲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性情奔放的民族，擅长打渔狩猎，喜欢饮酒跳舞。他们待人热情实在，有钱就全部掏出来和朋友喝酒，不想明天怎么过。赫哲族的男人不做家务，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过，到了付忠喜这一代，生活习俗已大有改变，不仅不酗酒，还学会了一些家务。苏桂兰说，付忠喜烧的菜不好吃，收拾的屋子不利索，洗澡、换衣服等琐事还都要她催促。尽管在生活和习俗上有很大差异，没有影响他们夫妻感情和家庭和睦。在勤得利，她是一个孝敬婆婆、体贴丈夫的好媳妇和会过日子的好主妇，她把家里家外打点得井然有序。
大返城时，她眼巴巴地看着和自己一起下乡的知青走了，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回天津，可是回去后住哪儿？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父母家住房那么紧张，哪住得下她们三口？另外，家里在天津没什么人脉，她这位27周岁的妈妈能找到工作么？丈夫办不进天津难，办进天津也难，一个喜欢大江和荒原的赫哲人怎能忍受都市生活？唉，算了，返城的机会不要了，咱就在黑龙江边生活一辈子吧。她没回天津，大嫂也没回上海。
改革开放后，付忠喜做几笔生意没赚到钱后，在黑龙江上租条渔船，像老祖宗那样靠打渔为生，每年去掉租船费用，略有剩余。他本来还想要个儿子（国家不限制赫哲族的生育），见她身体不好只得放弃。她在46岁那年办理了内退，厂里每月给250元生活费。
他们的大女儿在天津长大，高中毕业后在旅行社当导游。小女儿在北大荒读完高中之后，回了天津。他想让她回去陪陪两个女儿，她怕丈夫照顾不好自己，没有回去。大哥和大嫂退休去了上海，大嫂的娘家给他们一套住房，他们的孩子还在北大荒。
她说，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对的，最恨的就是知青大返城。知青都不走的话该有多好。
她还说，我现在回天津也不习惯了，一见街上那么多人就头疼。另外，我们这些知青回到城市都有这么个感觉：和家人合不来……不过，我们老了还得去天津，孩子都在那边，老人是需要孩子的。
2007年，我从八五九农场去勤得利时遇上修路，车从前哨那边绕了一大圈儿才到。喝酒时，我对当地的朋友说想见见柱子。他们打电话把柱子喊来了，没想到这小子发达了，戴着墨镜，开着小车，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他好像在办钢琴班和音乐班，业务繁忙，喝几杯酒就跑掉了。我打听苏桂兰，当地朋友说，她没走，还在那儿。不过正在修道，昨天又下了雨，道不好走，你还是别去吧。我见他们有点儿为难，只好放弃。
苏桂兰生活得怎么样，她和老付是否还住在那套老房子里？我特想知道。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像柱子那样富起来。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位天津知青以留在北大荒的代价，换取了两位赫哲姑娘定居天津，这意味着什么？苏桂兰她们嫁给赫哲人后，对赫哲人的生活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3.“哑伴”——放弃哈尔滨的充足理由
西北风封住了蜿蜒流淌的蒲鸭河，厚厚的雪裹住了远远近近的房舍，裹不住的炊烟像一缕缕白雾袅然升腾，洇向碧空。
我走进普阳农场17队的住宅区，“吱呀”推开一户整洁而寂静的农家小院的柴扉，隔院传来猪嘶狗吠，鹅鸣鸭叫，这时乌鸦也跟了几声聒噪，可是片刻的喧嚣须臾就被寂静覆盖了。这是哈尔滨知青刘艳杰的家。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矮胖温淑的女性，圆脸上涂着一块硬币大小的紫药水。她解释说，北大荒太冷了，戴金属镜框把脸冻伤了。
大返城时，父母见左邻右舍跟刘艳杰一起下乡的都返城了，只有她还留在北大荒，写信问她：“艳杰，你能不能回来？”她知道父母特别希望她回去，她不返城父母在邻居面前很没面子。婆婆见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也对她说：“艳杰，要不你也返城吧。”
她说：“我回去就得带我家建华回去。他不会说话，到哈尔滨能干什么呢？他在这里习惯了，进城是很难适应的。当时，为了返城，有的知青搞假离婚，有的干脆抛夫弃子，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笔良心账，这不符合做人的道德！”
刘艳杰是1968年下乡到二师17团的。刚下乡时17团还在汤原，后来迁移到了蒲鸭河畔。那时，茫茫的雪野堆着一堆煤，上面插着一块牌子：17连。17连的知青和老职工围着这堆煤搭起帐篷和马架，从荒原打回柴草，去河边拉回冰块，生火化冰，烧水做饭。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开会到九十点钟。
那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年代，她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学的是《人民日报》社论，看的是革命样板戏，想的是把组织要求作为操作程序全部输入大脑成为自己的行动。组织上忽略一道人类最基本的程序——恋爱和结婚。恋爱和结婚是非常个体化的，对“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老实人来说，有点儿无所适从。组织提倡做革命夫妻，办革命婚礼，组织革命家庭。刘艳杰这样老实本分的知青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结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寻找什么样的伴侣，怎么组成革命的家庭。
下乡七八年，刘艳杰已成为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在爱情和婚姻上始终陷于被动，没主动爱过谁，追求过谁，而是被别人介绍来介绍去。有人给她介绍汤原农场商店副主任，她说她不想离开普阳农场。有人给她介绍一个普阳农场的，是上海知青，在3连；还有人转弯抹角地对她说，连长早在三年前就相中了她，想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他的儿子是聋哑人，比她小三岁……
一个是上海知青、健全人；另一个是当地青年、聋哑人。她选了后者，理由是有家就要烧火做饭，拖着爬犁打柴；生儿育女，养鸡养鸭……建华是哑巴，可以不参加任何会，有时间做家务，这样她就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回家探亲时，她把这选择告诉了家人，他们不禁目瞪口呆。
“建华不能因为是哑巴就一辈子不结婚，我不嫁给他别人也会嫁他，残疾人也得有个家。”她对母亲说。母亲呆呆地望着女儿，哭着说：“你们语言不通，能过到一块儿去吗？你哪怕找个瘸子或瞎子也比哑巴强，最起码俩人还能交流啊！”母亲知道她腼腆，不爱说话，第一次探亲回去时宁肯下错站也不跟别人打听到站；宿舍来个生人她就躲在外边，不把那人等走决不回去。她要是嫁给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遇事两个人都不吱声，那日子可怎么过？
有人说，刘艳杰对陈建华是同情，不是爱情。同情是可以升华为爱情的，情感的每一条蜿蜒小道都有可能通向爱的绿洲。不爱，一个理由就够了；爱，可以找出无数缘由。不傻不残的哈尔滨知青嫁给了当地的哑巴，引起许多好奇和疑惑。那些聪明的或自作聪明的都想解开这一疑窦，想给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婚姻找出点理由。有人说刘艳杰图的是陈建华家有权和有钱。
她气愤地说，我公公只是个连长，我结婚后工作没有变化，仍然在畜牧排喂猪，仍然穿着雨靴起猪粪。婚后，我们跟公公婆婆一起过，每月开工资都如数上交，然后他们给我5角钱交党费。那时，我兜里连一分钱都没有，妊娠时想吃水果罐头，建华跑到小卖店赊回一瓶。有这样享受权力和金钱的吗，有这样为权和钱去结婚的吗？没有！
成家后，他们家的话全靠她说，成了这个家的发言人。她锻炼得话多了，却没人交流了。她见别人家夫妻吵架就羡慕，夫妻都会说话该有多好，情话、闲话、笑话随着舌头转动潺潺流出，哪怕吵架说骂人话和绝情话也好啊，不管怎么说也有个回应。可是，没几年，她羡慕的夫妻离婚了，她又困惑了，你们怎么离婚了呢？你们不是都会说话么，怎么还不如我们这对没有共同语言、没法沟通的呢？矛盾？哪对夫妻没有矛盾？我跟建华就没有矛盾？聋哑人性情耿直、暴躁，为一点儿小事动不动就打架。父亲去世了，她心情很沉痛，他却跑出去打架，被领导停工两天，还罚了款。她还得安慰他：“你和人打架不对，大（领导）说你脾气不好，让你在家休息两天。大对你好，没罚你，以后别和人打架了。”
有一次，他们夫妻抱孩子看电影时，孩子哭闹起来。她就抱着孩子出来了，正巧遇到领导找人看场院，她就自告奋勇地去了。她发现场院的水沟有许多麦粒，放下孩子就操起铁锹捞起来。突然，他呼呼地冲过去，把她抡了一个大跟头，眼镜摔出老远。原来他出来找她，见她竟跑出来干活就火了。聋哑人心眼儿实，他爱得真实，也爱得自私和狭隘。不论谁家有事他都主动帮忙，却不允许她受累，队里的厕所满了，她夜里起来去掏，他知道就会生气……他过去从来没打过她。她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七八天没搭理他。他煮好饺子端给她，哄她吃。
她说，跟聋哑人过日子，别提有多么难，可是这所有的烦忧和苦恼都要默默磨碎，悄悄地消化。
他喜欢摩托车，她不同意他买。他先斩后奏，把摩托车推了回来。她没办法了，把存折扔给他，伤心地说：“你就跟着你的摩托车过去吧！”后来，二女儿要读卫校时，差3000元没读上。她生气地说，“我熬到退休就回哈尔滨，再也不回来！”
那是气话。回首那如烟往事，他对她的爱足以淹没那片伤心地。会说话的男人有什么好？不见得像他那么善解人意，那么会疼女人！她怀大女儿时，他给她赊回罐头，他一口也不吃，就深情地看着她吃；她怀二女儿时想吃鸡，他跑遍农场也没买到烧鸡，索性堵着自己家的鸡笼子抓鸡。他抓一只递给她，她摸摸有蛋，不舍得杀放掉了。他又递她一只，她摸摸还是有蛋，他比划着说，杀吧，杀吧，别舍不得！
她的衣服脱下来，他默默地洗了。他的衣服却不许她动，比划着说，“我的衣服太大了，你洗不动！”他干的活很重，有时累得胸痛，她心疼地说：“娃大了，早晨你领娃在炕上多睡一会儿，我做饭。”他比划说：“不用，我们这栋房都是男的做饭。你领娃娃躺着，我起来做饭。”晚上，她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去烧饭，他回来见孩子哭了，就比划说，“以后你别做饭，哄着娃娃玩，我回来做饭。”她心疼地说：“我怕你饿。”他比划说：“我饿点儿，没事儿；娃娃哭，不行！”中秋节，他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给在场部读中学的大女儿送月饼。同学惊讶地对大女儿说：“唉呀，原来你爸爸不会说话，是哑巴！”大女儿愤然把同学的文具盒摔在地上，说：“谁说我爸不会说话，我爸爸的心会说话！”
他不仅爱她，爱孩子，也爱她的亲人。她母亲来北大荒时，不小心把假牙掉进炉子里烧了。他饭都没吃，骑摩托车就走了。傍晚回来说，他去团部医院买牙去了，医生说假牙不是卖的，得咬牙印才能镶。她母亲感动地说，他数九寒天地骑摩托车跑那么远的路去给我买牙，就是亲生儿子也做不到啊。
女儿说：“妈，将来我也找一个不会说话的。”
她说，“闺女呀，你千万别找不会说话的，吃苦受累都不怕，别人看你那个眼神你就受不了。”
别人怎么看会改变她对他的感情么？不会的。
“我好几天没和我家建华一起吃饭了，我想今晚回家吃顿饭……”她对同事说。
当炊事班长后，她三顿饭在食堂吃，他在家自己做饭自己吃。想到他一个人吃饭冷冷清清，她感到愧疚不安。
“那你就回去吧。”同事理解她。
晚上要发面，她当班长的又不能把活扔给别人。回到家时，她问他：“吃饭了吗？”“吃完了。你吃了吗？”“我也吃了。”两人相视一下，笑了。
“妈，你都当了一辈子班长。你咋还像毛主席那时候那样呢？”女儿不解地说。
是啊，一转眼她当了三十多年班长，畜牧班班长、农工班班长、炊事班班长。
“妈当一辈子班长也不后悔，妈选择的是自己的路。孩子，妈想趁能干时多干点儿，老了干不动时也不后悔。妈是个党员，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落后于群众。”
“妈，像你这样的党员实在太少了，傻得天底下都找不到了。”
“孩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呀，要让人说，这个人不错；别让人说，这个人不咋样儿。”
两代人有着不同经历，不同的价值观，尽管都会说话，沟通起来难啊。
不知上苍是不忍心让这对夫妻这样下去，还是爱创造了奇迹，陈建华突然听见声音，她耐心地教他说话，他居然能说话了，尽管语句简短，但毕竟是他说的。
2007年，我第二次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了，每月能开345元退休金。建华还有5年才能退休，目前没有工资。这几年，他身体不好，患有甲亢和扩张性心肌病。他的病一怕生气，二怕累着。她什么事都依着他，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家建华能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
他们的大女儿在哈尔滨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当护士，工作11年了。她在哈尔滨已成了家，孩子都上学了。小女儿也成了家，孩子满地跑了。生产队给他们家十垧地，他们没有种，让给小女儿种了。
40年过去了，刘艳杰在北大荒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嫁给了不会说话的陈建华，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