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那年打仗”的历史心绪为主线，描写陈春生、黄虎臣等几位“越战”老兵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浮沉，以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巨大反差揭示不同时期的人生况味，读来五味杂陈、令人感慨。
陈春生是个城里人，但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干草和牛粪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似乎被揉进了他的皮肤，老远见到他，我眼前就会出现插队时经常打扫的牛棚。我猜想，八岁那年他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或许在某个养过牛的黑屋子里被关过较长时间。但我始终没敢问他，害怕触动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记得当年，我赶到长江边那座古老的城市时，他已经获释回家一个星期了。他坐在门槛上，将细细的胳膊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下巴瞧着远处喧闹的码头，极短的寸头下，那目光漠然、悠远，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
清冷的阳光在江面上缓缓移动，一寸一寸地走到我们脚下。我也坐下来，将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上。别害怕，我说，你爸爸妈妈都没事了，他们在干校过得挺好。他抖了抖，转过头朝我看，依然是没表情的一张小脸，谢谢表舅，他乖巧地说，谢谢你来看我和外婆。
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乖巧，缺乏感情，显得木讷而生疏。轮船的汽笛声从码头方向传来，背驮着大货包的装卸工踏上了颤悠悠的跳板。阳光暖和了一些，春生瘦削的身影被阳光投射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像一棵卡在石头缝里的歪斜小树的影子。我的心忽然很疼。码头旁的小街上有一个男孩子在滚铁箍，街口有几个小姑娘在跳绳，我听见她们欢快的儿歌声随风飘来。这些孩子都比他大两三岁呢，而他却成了这般模样。
春生的外婆是我母亲的堂姐，小时候想必也在一起跳过绳。春生他娘在杭州读书时常来我家玩，交学费时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塞点钱给她。当然，这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后来我家就过得不如她家了。她家的成分还算不错，大专毕业分配到这座城市。我们一直以为这家人过得顺风顺水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春生之所以被挂红袖套的人带走，原因很简单，小学里开大会，他把“万岁”喊成了“打倒”。放学时外婆去学校接他，被带进了“工宣队”办公室，他的班主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站在那里，用一块湿透的手帕捂住脸哭泣着，陪审的除了校领导，还有春生父母单位的保卫科长。外婆告诉我她当时的感觉，她感到一阵子眩晕，她说，春生呢，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没人理睬她，外婆搬起一张椅子砰地砸在地上。八岁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她喊，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将来遭报应吗？
工宣队队长不屑地一笑，他沉下脸说，八岁的孩子是不懂什么，所以问题不在他身上而是在大人身上。外婆愣住了。这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对方拍着桌子厉声问她，老太婆，你还敢在这里质问我们？你必须认清形势老实交代，这是你们一家三代人唯一的出路！
春生的父母正在郊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当天夜里就被分开关押。外婆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彻夜难眠，半夜里起了身，拿一把扇子在外孙床上赶蚊子，赶了半天才想起外孙已经进了不知设在何处的牛棚。凄凄惨惨地躺在竹躺椅上，直到天快亮了，她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然后就做了个梦，梦见春生满脸血污地走到她面前，可真的把她给吓坏了。
走投无路，举目无亲，老太太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泪痕斑斑的信诉说不幸。母亲对我说，你替我去那里看看吧，能帮的帮上一把，哪怕就是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对我那老姐姐也算是个安慰。
信比人走得慢，我赶到已近尾声。我带着春生去看他父母，走向码头登上摆渡的轮船。江堤上化工厂的塔架和水泥厂的烟囱在视野中渐渐地远了，船首的蒸汽消散在江风中。我抱起他，感觉他的身体像一捆稻草似的轻盈孱弱，我说前面就是你爹妈所在的干校了，他茫然地瞧着江对岸，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哆嗦。或许他已知道，他闯下的祸给他父母带去过多少痛苦，我看见他突然闭上眼睛，那一刻，脸色显得无比的苍白。
我忘不了我那远房表姐和表姐夫见到儿子的情景。正是收工时分，一队囚徒般的干校学员走在田埂上，忽然有一个妇人离开队伍，跌跌绊绊地向我们冲过来。春生，春生！她喊，那声音如杜鹃泣血。春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有点害怕地向后退一步，妇人已经跑到了他跟前。干校的队伍乱了，许多女学员围拢来看。一个看上去像队长的男人喊，看什么看，统统回到队伍去！我那表姐也不答话，一把抱起儿子，将自己的脸和他的小脸贴在了一起。山脚下有一条溪涧，水声潺潺，我觉得比不上春生他娘那无声的眼泪在流淌，她的泪水好像把稻田、山路和草地都淹没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娘儿俩。
一个瘦削的男人从队伍后面走出来。他上身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连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扣着；下身的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上，裸露的双腿上满是星星点点的泥巴，赤脚套一双破胶鞋。哭什么？他对抱着孩子不放的女人说，你还有没有一点纪律观念了！我表姐抹一把眼泪，抽泣着对春生说，叫你爸呀，怎么连你爸都认不出了？春生动了动嘴唇，那声音轻得听不清。我这位表姐夫说，别喊我爸，我没有你这个孽种儿子！我平常怎么教育你的？没有伟大领袖哪来我们家的幸福生活？你却没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你真是气死我了！说着就举起手来要打春生。
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别再吓着他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惊讶地看着我，问道，你是谁？谁让你送他来的？表姐这才顾到我，这是我的张家表弟，她介绍说，从杭州老家来的。
队伍重新排好往前走了，春生他爸迟疑一下，向我们挥挥手说，你们慢慢过去，我跟着队伍先走了。干校其实就是一个农场，场部建在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表姐说，她丈夫老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县城里，公公从前开一家小杂货店，后来这家店并进了供销社。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年初刚当上一家事业单位的副科长，眼看着马上就要填写加入组织的志愿书了，天降横祸，不仅眼前的梦想落空，说不定今后的前途都会大受影响，今天见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不叫他火冒三丈？
带着咸味的晚风吹过一座石桥，桥下有两艘粪船，散发出的阿摩尼亚气味与春生身上的干草和牛粪味混合在一起。走过石桥就看见了干校的大门，标语和大字报贴满了门两边的水泥墙。我看着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发了一会儿呆，标语上以漂亮的隶书写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那也不能打春生！我对春生他妈说，我的声音愤然而嘶哑，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他生的哪门子气？如果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打给别人看，他这个当爹的就做得更过分了。
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一盘菜里有几片肥肉，表姐夹起一片送到春生嘴里，春生突然呕吐起来。我发现他面对这片肥肉的眼神，像被疯狗咬过一口患了恐水症的人，瞧着一泓池水似的。我拍着他的背，心里沉甸甸的。他以前不吃肉吗？我问表姐。表姐摇摇头，哪能不吃呢，她说，红烧排骨、梅干菜蒸肉，他都很喜欢吃的。
晚饭快吃到一半了，才重新见到那个当爹的。原来他在灶台上帮厨，这使我对他又增添了一层认识。一个人平时做点好事不难，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还来了一个老婆娘家的亲戚，照样紧赶着先去为大家做好事，搁在谁身上大概都有些为难吧？可他却毫不犹豫去做了。
干校学员住集体宿舍，八岁的男孩子住女宿舍不太合适了，他妈说，今晚你跟你爸去睡吧。刚吃罢饭，大人们脸上都红扑扑的，春生的脸色仍然是难以言说的苍白，他妈说，你去不去啊？春生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只是忧伤地摇摇头。他爸气急败坏地推着他瘦小的身子，说，你给我说呀，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去睡？春生咬着嘴唇不回答。于是，这个气得发抖的老子就在食堂里跺着脚喊道，你这个孽种迟早要闯更大的祸，还不如我现在就打死你算了！
我无法相信这位陈副科长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我将春生拉到身后，挡住他爸，他爸还想跟我争夺他，终于被他妈死死地抱住了，我表姐说，你别逼他了，谁知道他在里面受了些什么罪，他害怕你，你就放过他吧。僵持了几秒钟后，表姐又哭了。你一定要打他吗？这个可怜的母亲，突然朝自己脸上重重地扇了一个耳光，该打的是我，谁让我生了这么个受苦受难的儿子啊！
场部有一个小招待所，可以接待外调人员之类的客人。一排简陋的平房，面向江堤。我看看身边的春生，他睡着了，鼻翼轻轻地翕动着，仿佛在梦中抽泣。夜风呼啸，外面的江潮哗哗地响，我睡不着，点一根烟坐在吱吱响的竹床上发呆。说到底，我是个有心无力的局外人，帮不了春生多大的忙。我只希望这个年代所遭遇的一切，不会给他留下太多的阴影，因为还有漫长的人生之路要靠他自己去走。
当我终于躺下去时，却听见他猛地发一声喊，突然从床上坐起，我吓一跳，伸出手去摸他。我摸到他额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冷汗，我轻轻地唤，春生，春生。他没回答，缓缓地躺了回去，几秒钟后，又发出了低微的鼾声。
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与春生再度相见，地点竟是在西南边境的一条战壕里。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一天、那个画面：士兵们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坐在交通壕的地上，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走向三营指挥所。这是一个步兵营，营长黄虎臣是我杭州老家同条巷子的邻居，我俩同岁，在同一所小学读过书。那两天，西线无战事，我向我所在的侦察大队政委请了半天假，跑到几公里外的友邻部队来会老乡。
营部设在一个显然是仓促修筑起来的掩蔽所里，弹药箱上铺两张席子，上面放着两个脏兮兮的铺盖卷。以干电池为能源的电灯在房顶上轻轻摇晃，墙上挂着地图、钢盔和一支缠着红绸子的军号。我进门时，黄虎臣正将一只脚搁在弹药箱上打绑腿，一支五四式手枪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我朝他屁股踢一脚，他差点跌倒在地上，回首，虎目圆瞪，发现是我才把破口大骂咽了回去。通信员！他喊。没人回答。
我以为有个小家伙该倒霉了，结果红了眼睛的却是黄虎臣营长。他走到掩蔽所门口，站在战壕前茫然环顾，那条没打好的绑腿在他脚旁飘散着。在春日的高原阳光下我这老邻居矮墩墩的身影忧伤而孤独，他轻声对我说，我忘了，三天前，我那通信员就被送到野战医院去了。我默然。黄虎臣叹口气，身影萧瑟地指着战壕中一名士兵说，你去炊事班跑一趟吧，打一壶开水来。
那士兵愣了愣，把56式半自动步枪背上肩，默默地向炊事班走去。他的背影单薄纤细，像姑娘似的。一套2号三合一军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好像一只羊住进了牛棚。你们的伙食不怎么样？我问黄虎臣。黄虎臣臊红了脸，跟谁比？他瞪我一眼说，跟你们这些穿迷彩服的比，自然略微差一点，比后方却是要强多了！这是个新兵你知道吗？他点着我的脑袋说，当兵才三个月，那身子骨还没有练壮实，你懂不懂？
士兵拎来了一壶水，营长说，桌上有杭州寄来的龙井茶叶，给这位张干事沏一杯。士兵朝我看一眼，正在倒水的身体突然绷直了，双手微微颤动，茶水从缸子口溢了出来。你出啥子洋相哟，营长拍一下桌子说，真的没吃饱饭吗？士兵一惊。表舅，突然间，他向着我冲口说道，你是我杭州的表舅吧？我小时候，你去过我家。
大约静默了半分钟，黄虎臣和我同时站起身来，他想批评这个在战地乱认亲戚的战士，我拦住他。我的手指颤抖着，颤巍巍地指着这年轻士兵的鼻子，你、你是春生？我略微有些结巴地说，好像为了看得更真切些似的，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姓名是叫陈春生吧？我转过脸问他的营长，黄虎臣怔了怔，没错，他傻乎乎地说，你怎么知道他叫陈春生？
风从阵地上吹来，夹杂着焦土味的山风冷飕飕的，我打着寒噤重新打量这个刚满十八岁的新兵蛋子。春生，你家里都还好吧？我走到他跟前，摸着他凸出的肩胛骨，摸着他青筋绽露的胳膊说。他站在那里，如同一根戳在地上的竹竿。我的眼前，再现了泊在江岸码头旁的渡轮、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和一排简陋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我抬起手，揩了揩视线模糊的眼睛，我的嗓音又变得嘶哑了。
外婆不在了，春生却已经恢复了他平常的神态，他说，我妈还好，就是患了高血压症，不能太累。
春生没提起他父亲，我也没问。他外婆过世时，我在北方的军营，接到我娘来信也只能给表姐寄了一点钱略表心意。表姐倒是给我回过一封信，语气伤感地提到春生。说他读书不行，从小学到中学在班里排名都是倒数二三。平时看他也挺懂事的，放学后也不出去玩，躲在家里看书，但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最后，家长和老师都灰了心，看样子，这孩子上大学是没指望了。
不管他优秀不优秀，现在他是一名随时可能牺牲的士兵。我们的家事说完了，黄虎臣营长挥挥手，士兵陈春生敬一个礼，退出掩蔽所，回到战壕里去了。我从板壁的缝隙望出去，看见春生坐在战壕的泥地上，起初是擦枪，擦完枪，他重新打绑带，双手把绑带解开了，又把它绷紧在小腿上，这套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他的手细细长长的，举起时阳光穿过薄薄的手掌映出一片淡红色，仿佛一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