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凡是”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
1976年10月6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不能轻易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深夜，中国的心脏北京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没发生任何流血冲突的条件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乌云散去，阳光明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们重新点燃了心中的理想之炬，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当时的中共中央顺应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全国拉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以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条件。这一系列工作的展开，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新的气象，为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打下了基础。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1]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并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但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难题。他们以为，既然要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于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只能批右，不能批“左”；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指中共九大提出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首都群众再次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用大字报、诗词、标语等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不满。汪东兴[2]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吗？
[1]1976年4月5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强大抗议运动，但受到“四人帮”的镇压，并被诬称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一次群众运动。它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十年“文革”错误理论和路线的彻底失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2]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
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紧接着，以上这段话经过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被写进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提出与实践，严重妨碍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妨碍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顾压力，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两个凡是’
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展开对“两个凡是”方针批评的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为此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作了准备。
二、一篇文章改变中国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从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开始的。这篇文章的最终出炉，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7年9月，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把一篇题为《实践是体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社。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但由于针对性尚有欠缺，以上文章一时还没有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
1978年4月，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胡福明的文章，觉得文章的主题非常重要，但又感到分量不够。恰巧这时胡福明到北京开会，杨西光便让他利用在京时间作了修改。
与此同时，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便通过《理论动态》的吴江和孟凡，邀孙长江等到光明日报社帮助修改。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后的校样送到中央党校，孙长江根据吴江意见，将胡福明的文章与他此前写好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一篇6000多字的新稿，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
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发表。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此文。此后，全国许多地方性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大反响。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赞成“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一些人的责难和压制。
真理的胜利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点名批评了胡耀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对《实践是90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一时间占了上风，胡耀邦等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形势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未予以关注。但他很快明确表示了支持。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新华社当天就进行了报道。6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讲话。6月30日，邓小平的讲话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同时下发，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一些理论工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和对真理的信仰，也陆续发表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余篇。
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理论讨论范畴。在两种观点的不断斗争中，正确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从1978年8月初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军队其他各大单位，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主要领导个人名义，纷纷表明态度，表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至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取得了胜利。
91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拨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迷雾，开始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此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三、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按照原来的设想，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并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还提出：
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第二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成和拥护。但在如何实现转移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华国锋等人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而邓小平、陈云等则认为必须在清理“左”的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
开幕式之后，与会者即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组进行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六个重要历史遗留问题：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对中央组织部1937年“七七”决定和1940年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关于陶铸、王鹤寿等的问题；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关于康生的错误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许多人纷纷发言，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纠正“左”的错误，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根据以上这些意见和建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92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并宣布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随着会议的进展和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以便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在以上决定的推动下，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与会者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一些与会者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进行了批评，认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就这样，这次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从四个方面展开：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内核。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12月18日，全会开幕会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第二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9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整个会议日程在紧锣密鼓中进行。19日，全会出席者阅读文件。20日和21日，全会分六个组进行讨论。22日晚，全会举行了闭幕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第二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会议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开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会议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会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
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全面整顿的功绩，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
94 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些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号召，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会议对经济建设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改革。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为了充分调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从经济上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在人事方面，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对人事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由陈云主管中央纪检、政法等部门，邓颖超主管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还对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进行了调整。这些工作的进行，为切实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95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这次会议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和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这就是，从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展开各方面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