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上学校去,我个子矮,只好在墙根垫上石头,然后才能趴在教室的窗台上,找明子姐。有一次,我就这么往教室里看,坐在窗台边的两个姐姐抓住我的手,问:“干什么的?”
“我找明子姐。”
“没有你的明子姐!”
“我要找明子姐!”
“啪!”其中一个凶凶地打了我一下,“再捣蛋,我把你的双手绑起来,系在窗格上!”
我赶紧跑了,这两个姐姐真可恶!欺负小孩子!明子姐可从来没对我凶过。她们站起来看着我笑,我抓了一把沙子,作势要扔,她们吓得哇哇地叫。见我没扔,就朝着我作个鬼脸,我还给她们一个鬼脸,怏怏地走了。
明子姐回家后,就问我是不是去找了她。我才知道明子姐的学名叫文霞,在学校是没人晓得明子这个人的。第二天,我就跟着明子姐上学,那两个姐姐没有那么凶了,反而热情地和我说着话。上课时,鸦雀无声,他们在听讲、写字。我呆呆地坐着,不敢吱声,心中却不由地敬着他们。老师布置完作业后,来到我身边,问明子姐:“他是谁?”
“是我弟弟。”
老师又问我:“多大了?想不想上学?”
上学是一件全新的事,所以我答道:“九岁了,想上学!”
老师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九岁了,也该上学了。”
下学年的时候,我上了学,还是贪玩,一下课,和人摔跤,摔不过人家,又总是不服气,缠着重新摔。有一次上课铃声响了,我还和同学在地上滚成一团,忽然,我们被人抓住脚脖子,像两只小鸡一般倒提起来。我大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等到被放开,一看,正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吓得赶紧溜进教室,而老师们则哈哈大笑。
在学校里,我才知道明子姐是班长,而副班长是个男生,他老是扬言要揍明子姐一顿。我听了这话,很担忧,就告诉明子姐。明子姐很不屑,说他吹牛,他不敢,这让我佩服明子姐的胆量。那时候放学,全校集合排队,不分班次,而是分生产队,明子姐总是让我站在她的前面。那些男生有意无意就要蹭明子姐一下,明子姐厌恶地皱皱眉,说都不乐意说他们。我后来渐渐明白,那么多姐姐当中,大约算明子姐最漂亮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哥哥总想蹭明子姐一下,这让我感到自豪。明子姐好像天生厌恶他们,从来不对他们友好过。当然,那时候,我也从来不和女孩子友好过,我和同桌总是划分界限的,因为我的手肘一旦过了分界线,肯定受到攻击,我和她怎么会好得起来?只不过好男不跟女斗,是男孩子就不应该欺负女孩子罢了。
不过,也有一位我有好感的,那是语文老师的女儿,她文文静静的,连笑也是微微的,那眼睛更静得像湖。最重要的是,她洁净,她的衣服是最漂亮的,也最干净,仿佛不沾一点尘粒儿,而我整天在地上摸爬滚打的,没粘上鸡鸭屎已算万幸。所以,我和她近乎不来,她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那时,我们一到放学,就疯了般地玩,学习一点也不耽误。我学习向来就好,那就像游戏、象棋,没什么难的。在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全县统考,发的是铅印的试卷,而不是油墨印的,但我不知道,所以只做完正面就无所事事。那位老师的女儿正在我身后,用手捣我。我明白她要我给她抄。但是监考的老师盯着我呢。后来,我抽空看了一下她的题,大吃一惊——我可没发现有这道题!一翻试卷,在背面呢!背面我都没做呢!我不再理她,匆匆忙忙地做。
下课时,她对我说:“青子真可恶,给我看看都不行。”
我当时心中很难过,我是被冤枉的,其实,我非常愿意为她做一点事。但我没为自己辩护,这是我和她惟一的一次对话。不久,她和老师妈妈都上城里去了,她爸在城里工作——她原本就属于那个世界。
我上学之后,就有了新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伙伴,和明子姐一起玩的时间少了。上一年级时,我还一定要和明子姐一起做作业,明子姐教我写字。上二年级时,明子妈不让明子姐上学了,尽管明子姐是班长,学习成绩非常好。
明子姐日益成了大姑娘,再也不玩那些孩子的游戏。只有在村子里放电影、听鼓书的时候,明子姐才喊我去,作她的伴儿。
有一次,大年初二,邻村舞龙灯。哥哥们嫌我累赘,早早地都跑光了,丢下了我。我不认识路,没办法,只好央求着明子姐带我去。那一夜大雪纷飞,夜晚如同白昼,只是静悄悄的。我听着脚步声,疑心有人跟在我们后面,可一回头,哪儿也没人!锣鼓在远方响着,我们循着鼓声跑。河堤两旁的树林静默地观望,被积雪压断的枯枝发出清脆的哀叹;河水在洁白的雪被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欢快地流淌着。寒风如刀,割得耳朵好痛,明子姐不时地停下来问:“冷吗?”
“耳朵痛!”
明子姐就先呵热了手,然后用她那柔滑的双手揉搓着我的小脸、耳朵。
“暖和了吗?”
“暖和了。”
于是明子姐牵着我的手,轻快地小跑起来。那夜晚真静,真美,可是龙灯像火蛇一样游动到更远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