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是父亲生意事业的鼎盛时期。已从借居外祖父在镇中心区关厢门的两间房，迁入在厂坪街自家新建的三层三进的封火院子。我是父母的小儿子，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我也是“老生子”，因而受到全家人的宠爱，尤其是祖母对我更是疼爱有加，因为我不仅是她的孙子，也是她的外孙女准女婿。在我襁褓时期，就与姑母的女儿长我四岁的表姐订了“娃娃亲”。我的家乡儿女联姻，注重“门当户对”和“亲上加亲”，表亲联姻已成习俗。我在宗族里是“再”字辈，在兄弟中排行第四。父母为我取名“再宝”，字为“季珍”，名和字合起来就是“珍宝”，可见父母的宠爱与期望。长大后，我嫌名字太俗，乘报考高中的机会，二哥为我另起名“哲文”。
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一些事情，已经很模糊了。听母亲说，我出生后身体十分虚弱，常常患这样那样的疾病，大概是先天不足的原因吧。我三岁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当时所里镇没有西医西药，只有两家中药铺的坐堂郎中和几名非职业中医。看遍了所里镇的中医，吃了不计其数的中药，病症不仅未有任何起色，反而越来越重，人已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父母几近绝望，匣子（小棺材）和死后穿的新衣服都准备齐妥。但是父母始终不放弃，“死马当活马医”，四处求医寻药。父母听人介绍，离所里镇十二里的县城乾州镇，有一位姓肖的乡绅，医术很高明，但年事已高，一般不出诊。父亲托五舅父雇了两顶轿子，带上礼品，专程登门面请肖老先生。经过肖老先生的诊断，吃了几剂汤药，开始奇迹般好转。之后，肖老先生又换了几次药方，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母亲的悉心照料，我的病彻底治愈。肖老先生看病不收诊费，父亲请当地名厨罗秋生掌勺，筵开一席，以示答谢。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在四岁前，由于身体瘦弱，很少走出家门。父亲忙于生意，母亲忙于操劳家务，兄姐又都在上学，没有玩伴，很少接触生人，养成了腼腆羞怯的性格。四岁以后，姑母的儿子小我两岁的表弟，常随姑母来我家串门走亲戚，表弟成了我的第一个玩伴。没有玩具，我们就玩躲猫儿（捉迷藏），在床上比赛翻筋斗，常常是我哄着他玩。1938年，我五岁的时候，江苏、安徽和湖南长沙市的公教人员、学生和大批难民迁到所里镇。国难当头，为了帮助流离失所的同胞解决住房问题，大凡有空余房间的老住户，都腾出房间，廉价租给外来人员居住。我家的房屋较大，质量也较好，同时租给五家外来户居住，有国立商学院的教务长、训导长和盐务局、银行的高级职员。房客中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我的玩伴多了起来。上小学后，我的身体已经很强壮，开始和同学主要是厂坪街同龄小伙伴玩耍。至今我还记得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的名字和绰号。有一位比我大两岁绰号宽口二（因为嘴大又行二）蔡安危，一位绰号大肚子黄玉生，一位俗称刘家佬刘立德，一位叫杨太顺，一位叫李海龙。我们游戏的项目很多，打陀螺、打蛐蛐（斗蟋蟀）、玩香棒、玩“疯子过游街”、骑高高马（类似北方踩高跷）相撞、到雷公坡爬山放风筝等。厂坪街有一支农户子弟福生和福生老二兄弟、成龙和成玉兄弟等十余名青年组成的舞狮子队，每年正月初一到元宵节，都要去镇中心区表演舞狮，到大商号和大户人家舞狮拜年。我十二岁那年，也成为舞狮队的一员。因为年纪小，没有力气舞狮，也不会敲锣打鼓，就担任收封儿（红包）的差事。镇子里的大商号和大户人家都认识我是富商某某人的小儿子，另眼看待，“红包”里的钱就会多一些。正月十六，舞狮队用舞狮所得赏钱，“打狗肉平伙”（聚餐吃狗肉）。当地习俗，狗肉不上灶，不上席，只能在户外某处坪场，用三个大石头架一口大锅烹炖狗肉，大家围在大锅四周，席地而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厂坪街离峒河只有两里路程，夏秋季厂坪街的男人和男孩每天夜饭后，都去峒河洗澡游泳。河边靠岸处，有一座我表哥张昌信开的水碾坊，由于筑坝聚水，水槽水流很急。平时只有大人在水槽洗澡，小孩子都在水浅的地方。鬼使神差，有一次我也到水槽洗澡，被急流冲到离水碾入水口处半米的地方，被正在水槽洗澡的一个大人一把抓住，幸免冲入水碾转盘中，否则必死无疑。这是我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六岁进入所里镇中心小学读书，是班级中年级最小的学生之一。由于父母溺爱，对我的学习成绩没有高要求，只要不坐“红板凳”，不留级就行。我读书不用功，除了必须完成的作业外，很少复习功课。每天放学后，不是与厂坪街的小伙伴玩耍，就是到我家对门制作纸扇和粑粑灯笼的周大伯家，听他儿子拜拜三哥摆龙门阵（讲故事）。我记得他讲的多是武侠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济公传》、《包公传》等。听得入迷时常常忘记回家吃饭，或从家里端一碗饭一边吃一边听故事。我上中学及参加工作后，喜欢看小说，大概是受到小时候爱听大人讲故事的影响。小学五年级国文课作业，除造句、作文外，每天还必须用毛笔写一篇（一页）大字和一篇小字。小字一页十行，每行十五个方格。大字照字帖写，小字每行十五方格可自选写同一个字。我记得第一次写小字作业，第一行十五方格都写一字，第二行写二，依次到第十行写十。先生（解放前大、中、小学的老师都统称先生）批阅作业要求我今后写笔画多一些的字。第二次写小字作业，我第一行十五格写大，第二行写小，第三行写上，第四行写下，第五行写左，第六行写右，第七行写水，第八行写火，第九行写天，第十行写地。自认为比第一次小字作业笔画多一些。没料到惹怒了先生，把我叫到全校老师集体备课的大办公室，除训斥一通外，还用戒尺打手心五大板，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挨板子。第二次挨板子，是因为与同学打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人打架。老师这次惩罚我们，不是他亲自动手，而是叫打架的俩人互相对打五大板。
1945年9月，我十二岁，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我考进了设在县城乾州镇的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湘西屯区七县联立中学（简称屯中），是当时湘西仅有的一所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屯中列入全省中学校序列，改名为省立第十三中学，并增设高中年级。校址建在万溶江畔小溪桥边的一个山坡上。万溶江是一条小河，河面上有一座名叫小溪桥的石拱桥，桥下面倒插七把斩龙刀。传说万溶江常常洪水泛滥，是因为龙王爷作祟。为了镇住龙王爷肆虐，故而建桥时在桥下面倒插七把斩龙刀。学校山后，有一个名叫小溪洞的溶洞，全校寄宿的男生住在前山下能容纳百余人的大宿舍，出宿舍门往下走十几个台阶，就是万溶江。解放前，万溶江没有遭到污染，清澈见底，是全校师生和周边居民的饮用水源。也是男生洗脸洗脚和夏天洗澡游泳的地方，男生都不备脸盆，万溶江就是大脸盆。从男生宿舍沿着数十层石阶而上才到校门口。
解放前，中、小学都是春秋两季招生。全校有高、初中十二个班级，四百余名学生。生源大多数是县城乾州镇、所里镇和各乡的子弟，只有少数周边县城家境较好的子弟。在我读初中的三年中，校长是乾州镇人，名叫向长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学问很好，是国文、英文、史地、公民课（类似现在的政治课）都能教的全才老师。他的办学治校理念，深受其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实行海纳百川的包容政策。学校教职员中，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和湖南大学毕业的专职青年教师，其中不乏进步青年、“左”倾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乾城县党部书记长、县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长、县文化馆长和卸任的县长等兼职教师。学校的职员很少，只有一名校长、一名教导主任、一名训导主任、一名庶务主任、一名教务员、一名训育员、一名庶务员、一名兼职校医（县卫生院院长）。这些职员都兼任一门课的教学。几名厨工，一名传达室校工兼摇上下课铃和收发晚自习煤油灯的工作。学校的清洁卫生工作由各班级学生轮流打扫。住校生的伙食由高年级学生组成伙食管理委员会管理，每天派高年级学生轮流值日，随厨工到菜市买菜和监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