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64年的早春抑或晚秋，母亲和一个阿姨到市里的联合医院看病，顺便带上了扁桃体发炎的我。那时我在读小学一年级，是一个十分好奇的孩子。我的父母当时在亚洲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海拉尔肉联厂工作。虽然我可以从经常参加“广交会”的父亲嘴里听到北京了哈尔滨了广州了的奇闻异事，但是由于就读的工厂职工子弟学校毕竟地处闭塞的市郊厂区，能够上一次街里——也就是花5分钱坐公共汽车从如今的建设镇到三角地商圈一带，便是童年的我最为开心的事情了。那时在我的眼里，街里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万花筒，吸引我的不仅是人民电影院放映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今天我休息》、《秘密图纸》，以及街市上的热闹繁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可以趴在路旁的木刻楞房子那明净的玻璃窗外，偷看俄罗斯人家那亚麻色的镂花台布和古铜色的大茶炊，在牧民旅社的小红楼前看坐着骆驼爬犁的布利亚特姑娘，在西大街的小吃店吃来自俄罗斯的红萝卜奶酪，喝格瓦斯汽水。每次从街里回来，便云深不知处地痴想出许多故事来，然后就向父母和带我的太姥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小水桶为啥叫“维德罗”，俄罗斯女人为啥都叫一个名字“玛达姆”等等。长辈们后来一致认为我有点痴迷，也许我就是因为有点痴迷，老是爱看爱想些没有用的事情，才把当年的老海拉尔记在了心里。
在那一个个多雪的冬天，海拉尔的街道总是呈现出垄沟一般凹凸不平的洁白，即使是在市中心的繁华街区，人们也不会扫雪，任由季节的信使一层一层地为城市加厚冬衣。这时，最如鱼得水的是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木爬犁和“米日干”马车。每逢春节前夕，人们穿着鲜亮的蒙古袍和白茬毛皮大氅，拉着摞成叠的羊个子、大玻璃瓶装的豆油，用柳条筐装的鲤鱼、鲫鱼、白鱼和大狗鱼，用草袋子装的冻柿子、冻梨，肩上扛着中间留个洞用一根麻绳穿起来的成串的冻奶坨子，用大笼屉盛着咧嘴开花的黑面大馒头，蜂拥般地在街面上来来往往，那场景真可谓活生生的民俗风情画。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穿着咖啡色呢裙、轧趟棉袄和毡疙瘩的俄罗斯老太太。她用一块纯蓝色的方巾遮挡住额头和脸部，只露出一双和围巾同样纯蓝色的眼睛，像澄明剔透的华丽宝石。这个俄罗斯老太太高高地坐在大轱辘米日干马车上，旁边的空座上放着一只大木桶，车老板头戴着狐狸皮帽子，驾驭着一匹红马，咯噔咯噔地从高台阶裁缝铺前走过，让我感到又奇异又神秘，仿佛自己突然进入一个遥远的梦境……许多年以后，我在文史资料上得知，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的海拉尔，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内，曾经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力捍自己的土地，闯关东的山东人，北京城里的旅蒙商，开八大商号的山西人纷纷而来，日本的、俄罗斯的、德国的间谍密探犬牙交错，“蒙古独立”“中东路事件”“诺门罕战役”“满洲国”都在这片土地上刀刻一般留下累累伤痕，也在这个地方遗留了很多命运多舛的侨民。从中东路事件，到苏炳文铁血抗日、凌升至死不当亡国奴，直至苏联红军解放海拉尔，海拉尔没有一天宁日。到了我在海拉尔的大街上看西洋景的时候，这里的纯蓝色眼睛的俄侨仍依稀可见，他们低调地索居在西头道街和夹信子街雕花的木屋里，只有那木栅栏外年年盛开的淡紫色波斯菊和玻璃窗内洁白的蕾丝窗帘证明着他们的存在。至于遗留在海拉尔的日本人，因其外貌并无异处且大都融入中国家庭，不再引人注目。
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尘封在一本泛黄的小册子里的中村登美，突然引起了我的吃惊和关注，我或许会把这个渐行渐远的问题完全忘记——当年的蓝眼睛以及许许多多被历史抛掷到战争和动乱之中的生命，已然成为故乡历史的诠释者和见证人。
当年中村登美所在的联合医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单位，位于现在市中心步森百货大楼东侧的商业步行街上。房子陈旧，走廊光线幽暗。我在母亲走出诊室的时候，看到了那个传说中医术非凡的日本大夫将母亲送出诊室。她皮肤白皙，一副黑框眼镜和短促的语句，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当时没有发现她的右眼有什么古怪之处，后来在文革期间听说她的假眼睛里有电报机，还曾经毛骨悚然又诧异不已了好一阵子。她在我发烧的额头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说，打点大油（油剂青霉素）吧，大油不疼……最后我打没打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披着咖啡色三角羊毛披肩的背影和走廊陈旧的墙壁，在幽暗的光线中构成了一幅暖色调的陈年油画。
母亲的子女都出生在当时的盟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是海拉尔最好的。中村登美不过是集体所有制医院的一名普通的妇科医士，母亲能够带上自己的朋友慕名而来，并且信任地请她为自己的女儿留下医嘱，是缘于中村登美在老海拉尔民间的良好口碑。
我拨通了梁智先生的电话，把心里一连串的问号和盘托出。
当初中村登美为什么来到呼伦贝尔？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解放海拉尔，日本关东军战败撤退，中村登美为何没有随日本人回国？
苏联红军解放海拉尔之后，曾经逐门逐户搜查没有逃走的日本特务，战乱时期难免矫枉过正，中村登美为何能够安然无恙？
中村登美在中国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那场触及全民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她的丈夫王学东历史上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在劫难逃的她，又是怎样历尽劫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寒冬？
梁智先生回答我，他所知道的关于中村的事情也就仅此而已，并告诉我中村已于1985年退休回日本故乡养老。
在海拉尔的近五十年间，中村登美从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失群小鸟成为与这片土地骨肉相连的妻子、儿媳、母亲；从一个一句汉语不会讲的外国助产士成为美誉遍及海拉尔乃至呼伦贝尔的妇产科医生，期间该有多少甘苦悲欢，曲折跌宕？中村登美的故事，应该是一部超越了“血浓于水”的生命传奇，也是呼伦贝尔多舛历史最具有质感的写照。
我想听一听这位年逾九旬的老者用那沧桑的声音讲述她心灵深处的往事，我想用真挚的心去贴近那些波澜起伏的情感和动人心魄的细节。我应该为呼伦贝尔把这个在我的故乡生活过的日本人刻画出来，而不是用我宝贵的文字为她填写一张苍白失色的履历表。
在一次闲谈中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白艳荣女士，没有想到她还是个知情人。原来她家那时也住在海拉尔市正阳街，与中村登美家同住一个大院，她们姐妹四人都是由中村登美接生的。她还告诉我，她的父亲和中村大夫从五四年开始就在一起工作，直至退休。老海拉尔东大街，有一家十一个孩子都是由中村登美接生到人间的，市井之间日本大夫的名气大得很，好得很。尤其在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妈大婶嘴里，日本大夫简直就成了救命的活菩萨。
日本传来的消息令我沮丧。2005年，93岁高龄的中村登美因肺炎住院，不久便溘然长逝。我来晚了——在晚年，她怀有讲述自己一生的强烈愿望，不停地往中国写信就是她的一种努力，然而汉文能力限制了她海一样的内心和火一样的情感。此时，中村登美留给我的只有一份尘封于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档案室的人事档案，以及她当年的同事、更多的是一些当年像我的母亲那样请“日本大夫”看过病的患者略显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讲述。
她当年的同事吕宝霞说，中村大夫家里的钱由她婆婆掌管，婆婆经常将一些零用钱放在中村大夫的衣服口袋里供她零用。令婆婆感到奇怪的是，没见中村往回买啥东西，钱却不见了。那时人们都穷，医院常常遇到没有钱交费、吃饭的产妇，从来不乱花一分钱的中村大夫，隔三差五就要从自己的兜里为她们掏钱。我们没见过当时工资达到一百多元的中村舍得吃点好东西，她最大的奢侈品就是“米烧，我的米烧”。“米烧”是日语大酱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