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碰到谷雨是在上初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足十三岁的小男生。
既然是初中生，按照惯例放星期天就应该在生产队里上工。这是桃红柳绿菜花金黄的三月，我被指派到新街给队里拾粪，满满的一筐牛屎由一把锈锄头掮在肩上，压得我龇牙咧嘴，明显发育不全的单薄身子蜷曲着，活像一只刚刚丢下锅的虾米。
不怕两头平，就怕一头沉。这挑担子也是一门学问，若是百斤重担，一头五十斤平均用力挑着可能不算什么；倘若重量只放在一头，而另一头是空荡荡的，掮在肩上便有了一百五十斤负荷。那天的我就是后一种状态，腰弓背驼地走在这灰尘扑面的新街上，样子极其狼狈。
虽说这是新街，其实也就是两排对开的青砖红瓦结构的房子，一幢接着一幢依次摆开，每一幢房子都不是很大，最威风的当数供销社，规模比生产队的仓库也大不了多少，不到两百米的街道只比生产队里的土路多铺几块砖头，当然路面也宽阔一些，周边与田野阡陌紧紧相连，可它却是管理区所在地，是人民公社的派出机构，在我们这些出身于泥巴腿子家庭的穷孩子眼里，也算是一级堂而皇之的政府组织吧。
新街是相对老街而言的。其实，我更喜欢距此往北不到三里路的老街。老街名叫罗意，我的家就在这里。一幢紧接一幢的房舍，房舍是清一色的木柱木板，木柱木板透着一种因年深月久而令人心醉的锈红。瓦是青黛色的小布瓦，盖得密实有致，一些狗尾巴草之类的植物在瓦沟里亭亭玉立。由白石灰刷得洁白洁白的马头山墙，把那个日子衬得天高地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老街在我心中过于神圣，一砖一瓦都闪耀着神秘的光泽。街不宽，铺着的青石板上并排走不了队里的两辆板车；人更少，店铺开着门也不见一个顾客。安详中似乎透着几分倦怠，宁静中仿佛又有几分倨傲。
外婆说她自己在这里度过了六十花甲。尽管她晚年同我们全家栖身在老街边的一间茅草屋里，猪圈连着鸡舍一地邋遢，形象与老街极不相称。她出生却是在一个殷实的商贩之家，走过如诗似梦的少女花季，后来坐一顶红呢大轿嫁给了我的外祖父，命运便开始变得乖觉多蹇，先是土改让她失去了所有家产，雕梁画柱的深宅大院当作剥削阶级的遗物被瓜分，接着的合作化道路又让这一街的生意人变身庄稼人，人民公社时全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他们便顺理成章登记成了农业户口。次年外祖父为腾一口粥给我浮肿难消的母亲，就自己饿死在兴起不久的大食堂里。母亲是独生女，长成人之后就招了比她更穷的父亲做了上门女婿。
听外婆说，我们这里早先是襄河下汉口的一个内陆码头，因为街面上的人络绎不绝故名谐音罗意。康熙年间这里开埠兴起了脚行，抗日战争暴发后有了洋灰码头，成吨的货物通江达海，街市鼎盛一时。曾经沧海难为水，解放后多次群众运动的洗礼，特别是文革破四旧做了新街，老街才衰败如此，改造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意老街。
老街偏废了，新街新气象。由卫生所、闸管所、食品所、信用社、供销社、缝纫组和管理区机关组成，清一色的国家资产，清一色的国家职工。只有后来办起来的铁匠铺、理发室、榨油厂才属社办企业的分支机构，总共加起来转上一圈也就打个喷嚏的时间。但在这里亦工亦农工作的人全是有后台的主。根红苗正比国家正式职工还牛。
其实，这些单位有全民所有制，也有的属于集体所有制。见多识广的外婆说，比如像供销社、缝纫组就是集体所有制，前者是大集体，后者还是小集体。外婆进一步解释说，全民所有制的单位为全民所有，它的财产和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利润分配应该有我们一份；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为小集团所有，就是几个人或几十个人联合办起来的，一切自然由他们所支配。她所说的这些我都似懂非懂，我只知道，在新街的这两排对峙的大瓦房中，供销社几乎占据了整条新街的半壁江山。供销社下属的生资公司主营农药化肥，罗意管理区所辖的生产队轮番要到这里来购物拉货，拉货必然要用牛马，牛马必定拉屎拉尿，我所在生产队距离新街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队里就每天派我这个半拉子劳动力到这里拾粪，凭牛屎的斤两计算工分。
雷霆，进屋喝口茶吧！一声清亮圆润的女中音在耳边响起。
雷霆是我的大名。在这罗意新街上，有谁如此亲切地招呼自己々我抬头一看，看到了一个清纯淡雅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谷雨。她那一头如墨秀发可能是刚刚洗过，被一条洁白的牙边手帕绾在脑后，一身合体的黄底红方格布春装勾勒着她窈窕的躯体，笑靥如花地斜坐在一把竹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没有封面的大部头，细眯眯的眼睛直直地望定我。
谷雨的家就在这新街上，是唯一的一间民居，而且就是生资公司仓库的对门。严格地说，她的家与这条新修的街道是不合拍的，两间狭窄的房子是用芦苇夹泥巴糊成的，大门框是由一剐耙改装的，留在木头上的耙齿眼虽然用泥巴糊实了，在我看来却十分显眼，木柱屋檩的细枝末节也都透露出家境的勉强。与我的家相比，只不过屋顶上多盖了几片机制大瓦而已，室内空间还显得狭小一些。但她那门前的一棵杨树和两棵冬青树吐露出一派朝气，鹅黄色的嫩叶芽儿让这间泥巴小屋平添了一种诗意的气质。
憋气掮粪的我正想歇歇脚，应声将粪筐放在了拴牛的树阴下，走过来坐到了谷雨为我搬来的竹椅上。
来，喝茶！谷雨笑吟吟地递过来一杯茶。我一饮而尽，顿感心肺通畅，由衷地道了一声：谢谢！谷雨接过杯子，说不用客气，我们班上的大文豪能来家里坐坐是我的荣幸。我揶揄地一笑，还是一个牛屎的文豪哩。空气中掺着轻松与幽默，我已明显感觉到坐在这里真正是如坐春风，一洗先前的狼狈与无助。在这次愉快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谷雨就住在这儿，父母均在隔壁的缝纫组工作。谷雨说，这里离学校也只有不足一里的路程，欢迎你有空来坐坐。
你看的是什么书呀！我是个书痴，看见谷雨手中的书眼睛一亮。
《青春之歌》！谷雨坐在了我的对面。
哦！杨沫写的。我感叹。
你看过？谷雨反问。
没有，只是听我的朋友陈依平说起过。我老实地回答道，据说是一本禁书，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毒草，好像是在五几年就出版了。可惜我还没有看过。
你若想看，我就借给你看，行吗？谷雨挺热情地把书塞在我的手上，不过，你记住要归还的哟！我也是借的别人的。对了，你还要替我严格保密，千万别让班上其他同学知道我们在欣赏封资修大毒草。
当然！当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借给我看，我连陈依平都不给。我喜出望外。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事，高兴得有些手足无措。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我第一次借书是读小学四年级。陈依平买了一本连环画册《闪闪的红星》，那劲头比杀了胡汉山的潘冬子还神气，连文艺委员张金凤去借都给碰了一鼻子灰，气得哭天抹泪闹腾了老半天。我以铁哥们的身份伸手去借，自然也是吃了茭芭开黑口。
张金凤是何等人物？她老爹是方圆百里资格最老的老革命，贺龙在罗意老街闹红时他就是红小鬼，后来当了县农会主席，眼下又因反击贺龙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功，被造反派相中进了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张金凤作为他的掌上明珠，人长得漂亮，嗓音也相当美，俨然是学校娇滴滴的小公主。
外婆说，解放前升大学靠钱，解放后考大学要分，文革以来上大学就凭权了。如果不出意外，张金凤作为县太爷的掌上明珠，贫下中农是不会让她种田打土块的，推荐她当个工农兵大学生是水缸里捉老鳖——十拿九稳。
人家陈依平才真正有希望哩。我不服气，噘着嘴反驳道，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他的老爹可是在罗意新街铁匠铺里工作呢。
外婆冷笑，算是回答。
一个打铁佬的儿子怎敌堂堂一方县太爷？一气之下，小公主第二天就托她老爹从城里购回了那本连环画册，上朝读课就扔给我来了个先睹为快，气得陈依平的嘴巴上能挂夜壶，牙根咬得紧紧的，恨不得把还乡团砍他个屁滚尿流。
张金凤当年借书是出于赌气，而谷雨的借书则完全是出于好意。拾粪回来，我放下粪筐顾不上吃饭，就如饥似渴地扑在那部失去了封面的长篇小说上，沉浸在作家杨沫为我营造的那个美妙的青春世界之中了。昏黄的煤油灯下，那个身穿白洋布短旗袍、白丝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一身圣洁的林道静从字里行间翩然而出，深情款款向我走来。
引人入胜的《青春之歌》，令我着迷。每天放学回来，我忘记了打猪草，忘记了拾牛粪，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戴瑜、王晓燕、白莉萍等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在我眼前复活了。
阅读是令人愉悦的。选择在又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掮着粪筐来到新街，这回我有了新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生产队里积肥，更重要的是向谷雨奉还她心爱的《青春之歌》。谷雨依然是那样的热情大方，那一方幽静温馨的小屋盛着姑娘浅浅的笑。她轻轻地问，雷霆，你该不会因为看了这本书中毒了吧？我也笑着打趣，老师不是常常说，毒草可以化肥料嘛，这样的毒草越多越好，因为我到街上拾粪就是为生产队里积肥。而这种不可多得的肥料，让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文学的美丽与优雅。
一旦谈起读书心得，两个懵懂少年便开始了滔滔不绝的争论，话题围绕《青春之歌》的主题思想，男女主人公的家庭、爱情与革命，理想、信仰与现实，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等话题展开，完全没有了初次接触时的那种拘谨。末了，我自以为是地下了结论，青春在我看来是充满理想的存在状态，没有理想的青春是缺少色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