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勺子，这是我爷给我起的小名儿。我们那疙瘩小孩都有小名儿，诸如狗剩儿、榆钱儿、铁蛋儿，不一而足，我爷说了，小孩起贱名好养活，越俗越贱越好，娃儿长大越出息。然而，我并没太大出息，只不过离开了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在城市的角落里游荡。
我的家在小兴安岭西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国营农场，农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由十二个小连队组成，分别叫做红岩农场一连、红岩农场二连……以此类推，我家就在其中一个叫二连的地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红岩农场还像个咿呀学语、蹒跚迈步的小孩子，农场总共有一千多人口，而我们二连老老少少加起来也不过七十多口人。
连队只有一所六年制的小学，两间土坯房，装着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孩子。左边一间是一二三年级，右边一间是四五六年级，由一个上海知青老师统一教：上午教一二三年级，下午教四五六年级，呼啦啦地好不热闹。
我就读这里的三年级，此前，我一直是家里爸妈宠爱的宝贝，直到琴的到来，让我的优越感从高空跌落。
那是一个难熬的上午，背着手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我，肚皮里的打鼓声和窗外的鸟鸣合成了一处，我能准确地听到它咕噜咕噜的抗议声。当老榆树上挂的铜铃铛终于响起，操着上海口音的四眼老师下字刚出口，我已经蹿出教室，带倒了屁股下那条伤痕累累的木板凳。
我撞开了家里那扇木门，直奔外屋的碗橱而去，准确地将一只暄腾腾的馒头抓在手里，准备大快朵颐，一双穿着黑斜纹绣花带袢布鞋的脚赫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眼睛顺着鞋口露出的白袜子、草绿色的的确良裤子、白底碎花衬衫扫上去，一个和妈妈脸盘相似的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进入我的视线。姑娘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勺子妹妹么，长恁（这么）高了。
我惊讶地站在原地。
勺子，这是你琴姐，快过来，那个是你和表哥。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指挥还在愣怔状态中的我。
然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两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到我的家里来？
进了屋，我把花书包摘下来，只管盯着那个叫琴的看。
瞧瞧你这熊孩子，见个人连个话儿也不会说。妈嘟囔着，像挑西瓜样敲了我脑袋一下。
快叫琴姐，你亲姐，这是你姑家的和表哥，从山东老家刚来。
我没有作声，眼睛不够使唤似的，看一眼那个盘腿坐在饭桌前跟爸唠嗑的戴着顶发白旧军帽的年轻人，再看一眼坐在板凳上有些拘谨的琴。两条大辫子真好，从小妈就没给我梳过小辫，没把我当女孩养，造就了我的男孩性格。可是，谁也无法拒绝美，琴就像山里一株六月盛开的白芍药花，清新醉人。
妈不早就跟你说过，你身上边儿还有个姐嘛，咋还愣神儿呢？以后啊，你就跟你琴姐住咱家后屋。
姐儿俩还是个伴儿，多好！妈笑眯眯地看看我，又看看琴，一脸掩饰不住的高兴。
你是叫勺子吧？来，过来，表哥从老家给你带的吃的，石榴，咱自家树上结的，还有长果（花生）、大枣。那个叫和表哥的红脸膛的年轻人，拉开了身边一个帆布提包，拿出几个红白相间的石榴，捧出几捧花生和大枣。
不知为什么，我打心眼里不喜欢他们。我不得不佩服我自己，潜意识里——我十岁就有了潜意识，我与他们并不友好，以后属于我一个人的领地，就要与这个琴分享，这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那顿中饭，我破例看也没看饭桌上滴着油的咸鱼干和炒鸡蛋，饿着肚子独自跑回了学校。
